1989年六月，千百万青年学生正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为民主、自由，为人权，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呼喊的时候，头年高考落榜的我，白天在成都一个建筑工地抬预制板，夜晚写些长句短句，做着思乡思亲的梦。
自然，四川省展览馆、成都天府广场数万学生静坐绝食、抗议政府腐败、贪腐横行的时候，愚钝的我和几个同样来自农村的青年工友以看热闹的心态站在一边围观。看到学生们书写、呼喊要求民主、自由、反对贪腐的标语、口号时，来自农村，同样受到官府压榨的我们，才不由自主地和青年学生们坐在了一起。不久，军警开始抓捕行动、人群骚乱。凭着一种本能，我和工友们拼命逃跑回工地。后来，知道官方以成都人民商场被大火焚烧为由，开始了清场、镇压。如今想来，我还心有余悸。原本抗议农业税而被乡村官员避得四处流浪、打工的我，若被警方拿获，岂不是“罪上加罪”。当晚，我在九眼桥一家茶铺前看到一折军人被殴打致死的电视新闻，听到茶客们声讨学生的声音，我悲愤地明白了，官方多年的欺骗教育在民间得逞了。两三天后，有警察以清查暂住证、清查社会闲杂人员和盲流的名义到工地调查，害怕祸及己身的老板赶忙通知了参加了静坐的工友们。中江一个工友的爷爷去世了，还没有找到新工作的我，只得当夜跟随这位工友到中江兴隆场奔丧、帮忙。没想到，中江之行竟改变了我的命运。工友有一位亲戚是金堂县某单位的科长，通过这为科长，我参加了县委的招干考试，得以混迹官场。这是我的耻辱，以后再说。
1990年7月，“六四”一周年，我到县委政策研究室报到前夕，被领导召见面谈，问及是否参与“六四”。好在事前有人提醒，为了饭碗，我赶忙否认。由己及人，推而广之。官方的高压、欺骗，民间的蒙昧、恐惧，造成今日众多国人对“六四”的认识误区，“六四”的人血馒头使多少人的身体和思想臃肿不堪？
我的一位亲戚是北师大的教授，退休后回到故乡。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他亲眼看到军人在北京木樨地追杀撤退的学生。金堂财政局干部李某的女儿参与了静坐，川大物理系毕业后，被惩罚性地分配到即将倒闭的氮肥厂。李某的女儿后来不堪歧视，跳楼自杀。表姐的一位女同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竟然被分配到一个全是民办教师的山村小学。报到不到三天，被村支书强暴。故乡官仓两个收荒匠在成都人民商场被大火焚烧后，乘乱偷拣了两把扇子，也被警方通过录象抓获，各判刑三年。通过录象抓收荒匠，证明官方早有预谋，商场大火，警方所为的传闻也不得不让人相信。
事实面前。谎言不攻自破，人性逐渐回归。包括找我谈话的那位领导在内的同事们，在正经危坐的开会讲话之后，在八小时之外，都多多少少、隐隐约约表达了自己对“六四”不同于官方的看法，对死难学生的同情，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担忧。其实，“六四”屠夫邓小平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六四”期间，他以小人之心，口口声声地诬蔑学生们动乱、夺权，“六四”后，他又当着法新社等中外国记者的面，油腔滑调、毫不知耻地为自己开脱：“我没有说学生动乱，我说他们乱动”。从邓小平们残暴地屠杀学生，到邓小平后期掩饰罪恶，以至当今胡温对“六四”闭口不谈，都验证了当年“六四”学生的正义之举，验证了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毁灭。当初，学生们只想反对腐败，只想追求民主自由，只想拥戴一个由民主选举、能上能下，能够保护最基本人权的现代政府哪。
18年了，为了死去的英魂，为了活着的人们，为了被残酷的生活冲淡的记忆，为了良心的安宁，我试着发出自己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