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广西地区的“反右运动”：
当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反右运动”在全国拉开了序幕，此时的广西虽然也跟着中央的部署开始了“反右运动”，但也仅仅是转载中央级报纸的“反右”消息，尚未真正开始“反右”。这从当时《广西日报》所报导的消息即可看出。如《广西日报》1957年6月13日报导：民革广西省委成员集会，决定一面继续鸣放，一面分辨香花毒草；6月16日报导：本省各民主党派成员及社会人士发表意见，驳斥右派反动言论决不是“收”，邓达之说“《人民日报》不应过早下结论，不应扣过大的帽子。”
就是到了7月5日，《广西日报》还报导：
广西师范学院鸣放空前活跃，黄现番说非党人士做负责人都是傀儡；万仲文列举六条党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不尊重的“标准”。
也就在同一天还报导：省委统战部在省政治学校连续召开座谈会，宋育云、赵伯衡等人继续鸣放的消息。
从这些报导中不难看出，这一期间的广西仍然是处在“鸣放”之中。而“反右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7月中旬。
7月11日，《广西日报》报导：广西师范学院揭开反右派斗争序幕。
7月14日，《广西日报》报导：右派分子万仲文向党猖狂进攻，桂林市民革、民盟组织要他彻底检讨交代；黄现番以人民代表身份煽动学生闹事。
这前后不到十天，风向突然变了，从“鸣放”转入了“反右”，“反右运动”在广西是真正开展起来了。
“反右运动”首先也是在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界中展开。如7月16日，《广西日报》报导：
千夫所指，铁证如山，必须老实交代，桂林各界人士揭露万仲文反党罪行。
7月17日《广西日报》：
省教师进修学院全院师生举行大会，揭露和声讨卢显能等右派分子。
7月19日《广西日报》：
高举起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帜，南宁八千多职工愤怒反击右派分子。
8月2日《广西日报》：
胡明树、林唤平、李文钊结成反社会主义联盟，在省宣传会议期间疯狂进行反党活动，他们开了向党进攻的“誓师大会”，有计划有步骤地攻击中共广西省委、广西日报和省文化局，并在共产党内和《广西日报》内设立反党据点搜集情报，放火煽风。
8月3日上午，广西党政领导干部韦国清在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作“反右斗争动员报告”，把广西的“反右运动”推上了高潮。
广西“反右运动”的重点是桂林、南宁两市的民主党派领导机关、高等院校及文化、科技界的知识分子。
重点揭露和批斗的对象是民主人士及知识界知名人士。如李文钊、黄现番、卢显能、黄半文、万仲文、林唤平、胡明树、蒙伟民、何自坚、胡慰祖、陈良佐、陈雄、赖慧鹏……等等一大批人。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不但在党外反击“右派”，党内的不同意见者也难逃毁灭的命运。如：
8月6日《广西日报》报导：
中共广西省文化局总支开会，揭发王成（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叛党行为，诬称他“已成为右派分子在党内的内应，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站在一条战线上向党进攻”。
8月13日《广西日报》报导：
省粮食厅连续举行辩论会，驳斥党内“右派”黄孟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8月14日《广西日报》报导：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西省分公司党员干部徐道颐的反党谬论受到严重批判，他到处贩卖资本主义民主，公开叫嚣党不能领导革命。
8月17日《广西日报》报导：
省工会联合会及各产业工会干部，严厉声讨党内右派分子罗复（省工会副主席）疯狂向党进攻，煽动别人要以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党。
由党外民主人士及高等院校、文化界的“反右”到省、市党政机关“反右”，自1957年8月开始至1958年上半年，“反右运动”在各县及农村中、小学教师中也普遍展开。
据一些市、县官方的统计资料：
平乐县在1958年3月4日由整风转入反右，历时月余，有273人被划为右派，338人有右派言论（未戴帽）。
邕宁县1957年8月开始反右，1958年8月结束，269人被划为右派。
平果县1957年6月至8月反右，教师中有113人划为右派，干部有108人划为右派。
贵港市（原贵县）1957年9月开始反右，1958年夏季结束，有429人被划为右派，244人为中右。
苍梧县1957年10月开始反右，有310人被划为右派。对这些右派进行处理时，有13人被法办，43人送劳动教养，89人被开除。
合浦县1957年11月开始反右，有433人被划为右派。
梧州市1957年8月开始反右，有1034人被划为右派。
仅据45个市、县的统计，被划为右派的人数达到11000人；全广西估计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在两万人以上。作为当时经济、文化落后的一个省份，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了。
这些被划为“右派”的人中，除部分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知名人士和少数党政干部而外，大部分为中小学校的教师。可怜这些教师们，他们长年累月在乡村或者偏僻的山村从事教学工作，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他们很少知道，都是一些忠厚老实的人，仅是对某些领导人或者某一件事有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右派”，受到长期的迫害。也许他们对“左”、“右”为何物尚不清楚，也身陷深渊长达20多年之久。我小学时代的一个老师陈友值，还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解放后一直从事小学教学工作，后来提拔到平乐县桥亭小学当了校长；1958年大跃进开展后，他仅说了一句玩笑的戏言：“鼓足干劲，拿灯上油”，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后开除公职回家当农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落实政策时才恢复教师职位。20多年饱受人间之苦，实在也是一件极为罕见的人间灾难。
七、中专学生中也抓“右派”：
桂林地质学校是重工业部在1956年建立的一所四年制中等专业学校，1956年秋季招收了第一届500名学生，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当1957年春、夏之间全国开始“鸣放”和其后的“反右”斗争时，学校中除了日常的政治时事学习而外，也只是从报纸上了解全国“反右”斗争的情况而已，学校中一切教学秩序还是正常的。
到了7月下旬学校放暑假，我回到了家里。由于当时的农村缺少报纸，整个暑假期间没有看报纸，全然不知当时“反右”斗争进展的情况。
8月底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始，我回到了学校。进入校园内，一走进教学大楼，顿时令我震惊了，但见大楼走廊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全是揭发和批判所谓“右派分子”的。有批全国知名“右派”的“反动言论”，更多的则是我熟知的一些老师们的大字报，他们也被当成“右派分子”来揭发和批判了。
仅一个多月时间，学校的形势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真是意想不到的。课余时间我迅速到学生阅览室查看8月份的报纸，原来广西的“反右运动”在7月下旬和整个8月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在广西省委和桂林市委的部署下，学校才开展“反右运动”的。暑假期间教师们没有放假，集中“反右”，难怪我们一回到学校就看到这许许多多的大字报，原来是学校教师中的“反右运动”开始了。
1957年学校没有招收新生，只有56级的500名学生，当时有教师约40人左右，加上干部和职工，全校教职工也只有80人左右。但，在“反右运动”中却有副校长孙德文和工会主席刘一帆夫妇，俄语教师傅绍先，数学教师韩学潮、白子芬、黄培信、李志新，语文教师林国庆，测量教师李群，党委办公室秘书王学铭等人被打成“右派”。另有数学教师柏树园等几名教师虽未戴上“右派”的帽子，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教职工和干部中的“反右”斗争，所有的揭发、批斗会主要是在他们之中进行，学生并没有参加这些会议。但所贴的大字报则是公开的，学生们可以看到。看了这些大字报，我总觉得没有多少实际内容，往往是大帽子吓人、压人，一些批判也显得事实不充分，显得牵强附会，缺乏诚信和说服力。诸如什么有人“鼓吹教师治校，反对党的领导”；俄文教研组傅绍先老师是东北人，曾对苏军在东北期间的行为和肃反运动发表过一些意见，就被诬指为“反苏”、“反对肃反政策”；一些人对某领导或者某一个党员有意见，就被指责为“反对党的领导”；对统购统销、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合作化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就被指责为“反对党的政策，反对社会主义”……等等。再有就是翻老底，揭露一些人的所谓“历史问题”，如××人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是“三青团员”，××和“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联系”，更有××的父亲或者舅舅是“国民党的反动军官”也都搬出来了。看得出来，这些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不实之词。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却是可以将人打入另册的重要“罪证”。
1957年的9月中旬以后，学生中也开始“反右”了。
如果说在教师和干部中进行“反右”斗争是那个时代无法避免的话，那么在中专学生中也抓“右派”则是令人不解了。
据说当时中央就有通知，在工人、农民和中学生（包括中专学生）中不开展“反右运动”，只进行正面教育。而我们学校是一所中专学校，当时学生的年龄大多是16~20岁，也开始“反右”，不知何故。
我记得学校“反右”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是蔡智（学校团委书记），此人是一个表面满脸笑容，背地里却是阴险的人。他在各个学生班级都成立了“反右”领导小组，由各班级学生中的党员或者团支部负责人组成，如学生中党员温兆斌、陈瑞义、林炳营、林荣光、王仁刚，以及共青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如尹维和、吴乃光、汤镇静、杨兆便等多人，可以说这些人都成了“反右”的积极策划者和蔡智的得力帮凶，是学生中的整人狂。
十个学生班级不到500名学生（原有500名学生，经过一年的学习后，有十多人因病休学或因成绩差退学了），竟有近20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如地质专业的学生蒋有顺、卢国昆、陆明珠、刘正基、庞业基、郭卓平、陆宏津、陈建德、苏其炳、陈家贤、赵晴生、石友南、易鹏飞，物探专业的邹东林、刘志斌、江通创、郑成业、黄星、肖道全等人。还有十多名学生虽未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但因有严重的“右派”言论，也多次受到了批判，如梁大玲、程康国、罗清宇、黄炳瑜、邓文雄等人，其中梁大玲并被逼跳楼自杀（幸未死）。中专学生中也抓“右派”，真是令人不解的千古奇谈。
这些学生“右派”的所谓“右派言论”，概括起来不外乎是：
对班级党员或者团支部负责人有意见被视为是“反对党的领导”；
对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有意见，被指为“反对党的政策，反对社会主义”；
有人说“把好的农产品都出口给苏联了”，还有陆明珠一次在说尼赫鲁时，说成“赫鲁晓夫”，都被诬称为“反苏”言论；
更有陆明珠、刘正基等同学，因为个子高大，平时又爱运动，为此经常向学校反映意见，说是“粮食不够，吃不饱”，也被认为是“对现实不满，反对社会主义”。
……
这许许多多的所谓“右派言论”，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为了深入开展“反右运动”，“反右”领导小组曾组织全校师生观看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有关“反右”斗争的新闻纪录片，也曾组织我们到广西师范学院（现今的广西师大）参观该院的“反右”大字报。
早在6、7月份时，在报纸上我都看过许多“鸣放”的言论和“反右”斗争的报导了，对知名的大“右派”章伯钧、章乃嚣、罗隆基、储安平……等代表性的人物，对大学生中的“右派”谭天荣、林希翎等人都是熟知了的。现在通过纪录电影，看到了这些真实的人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林希翎，在纪录片中只见她着一身褪色的灰黄军装，短发，显得一表人材，平静地坐着面对别人对她的“批判”，不时用笔在记着什么……。说实在的，不论是从报纸上看到对她的报导，还是影片中看到她的形象，在我的内心里都有一股难以言状的同情和敬仰之心，我赞同她的观点，认为她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一个有时代气息和有棱角的青年。对这些人的批判越深入，越发产生对他们崇敬之心。参观广西师院的“反右运动”，看到了揭发、批判林唤平、黄现番……等教授们的大字报，也看到了学生中的“右派”谢登堡、廖志孝、王光汉、李家福等人的大字报，我都充满了同情和敬意，只是这种思想当没有勇气表露出来而只能隐藏在内心深处罢了。
看了“反右”的纪录片，参观了师院的“反右”大字报，回到学校后，“反右”领导小组就组织大家讨论，谈感想。“反右”积极分子们当然会利用这样的场合来表现自己，大谈收获体会，表示决心，要把“反右”运动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而我们一批不热心“反右”的学生，在这样的会上虽然也违心的说几句“受到了教育和启发”之类的空话、套话，但在后来的批斗“右派”们的会上，我们只是跟着喊喊口号，积极性始终是提不起来的。
“反右”运动的后期，1958年的春天，开始了对“右派”们的组织处理。我记得学生中有几名被划为“极右分子”的学生易鹏飞、苏其炳、石友南等人，被谴送到农村劳动，一年多之后才重新回到学校学习（仍然受到监督）。其他被划为“右派”的学生虽然仍留在学校学习，但已经尚失了做人的尊严和应有的权利，受到了各种歧视。1960年7月毕业分配工作，这些“右派”毕业生被分配到地质勘探队后，长期从事劳动，当普通工人使用。有的人虽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因劳动表现好而脱掉“右派”帽子了，但仍长期被以“脱帽右派”称之，受到歧视。政治运动一来就要被警告，不准乱说乱动，甚至受到批判斗争。一些人是到了70年代初期才脱掉“右派”帽子的。十多年的苦难历程，他们的青春被消磨尽了，实在是人生的一大悲剧。
至于教师中的“右派”，他们受迫害的时间就更长了。林国庆和孙德文、刘一帆夫妇虽然在“文革”前脱掉了“右派”帽子，但长期得不到重用，只在图书馆做管理员工作，工资被降级，政治上长期受歧视。王学铭是“文革”结束后才脱帽的，一直在学校被监督劳动，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工作的权利。被划为“极右分子”的俄文教师傅绍先和数学教师韩学潮、李志新均被开除公职，谴送到农村劳动。直到“文革”结束后，80年代初，傅、韩、李三人才得到改正“右派”的结论，重新回到学校，恢复教师的待遇。20多年的磨难，使他们本人和他们的亲属身心都受到极大的伤害与摧残，这悲剧的人生是多么地令人惋惜和同情啊！
与此相反，那些“反右”的英雄们，像蔡智及学生中的温兆斌、陈端义、吴乃光等一批人都受到表彰。吴乃光、尹维和、汤静镇等一批团员入党了，1958年未到毕业时间即提前留校担任行政干部了，成了其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在“文革”运动的中期，1971年学校开展清查“5.16”运动时，吴乃光成了审查我的“专案组”负责人，是我难以忘怀的一位政治上的“红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