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蒙昧主义何以一度泛滥成灾
一百五十多年以前，马克思的朋友、“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的德国杰出诗人海涅，在《路苔齐亚》法文本序言中，一方面热情的高呼：“愿这个旧世界崩溃，这个好人遭殃、坏人得势、人剥削人的旧社会！但愿它遭受彻底的破坏”；另一方面也讲了一大段通常被称为对革命“误解”的话，深深的震颤了我的心。他说：
“我承认未来时代属于共产主义的，我是用一种忧虑和非常恐怖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我真到了那个时代，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他们将要用胼胝的双手毫不悯惜地摧毁我无限心爱的一切美丽的白石雕象……；他们将要毁坏我的月桂树丛林，而在那里栽植马铃薯；……百合花，它将被人从社会的土地上拔掉，除非它手里拿起纺锤来；而夜莺，那些无用的歌人，将被驱逐，还有，唉！我的歌集将被香料杂货小商贩用来做纸口袋，给未来时代可怜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丝。唉！我预见了这一切，……”。
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潮，使诗人海涅的担心变为现实。在“破四旧”的口号下，除几本经典之外，成堆的古今中外优秀书籍如“纸船明烛照天烧”；碑林、庙宇等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被“革命的铁锤”砸个稀巴烂；大批文化人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在劳改所里饱尝皮肉之苦；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被赶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花园里的百合花、月桂树也未能幸免，它们揣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冤魂，被斩草除根，花园变为向日葵园和老玉米地。那个年代，知识成为无用而反动的代名词，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之后，成为社会底层的“臭老九”。相传著名学者梁漱溟曾作《吟“臭老九”》诗一首：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满街走。”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著述不算少，几乎都是从政治层面上阐述，极少有从知识、文化层次上论及。这里，我想提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代表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此狂热的“反文化”，搞起蒙昧主义呢？仅仅从某一项方针、政策的失误，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或左的知识分子政策等，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我认为，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知识观念的陈旧，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和高度集权体制下对人的扭曲，是重要的原因。
党的领袖们并不否认，甚至非常强调知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如何认识和对待历史的和现代的知识问题上，却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突出的表现为：
崇尚经验，贬低书本知识。如认为“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书读得越多就越蠢”，“读多了，害死人”等等。经验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它是知识的基础。但它偏于感性和个别性，而书本知识即理论知识，是经验的升华，使知识由感性上升为理性，因此更具有普遍性，更为重要。党的领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明显的偏激。
崇尚实践，否定教育。当年苏联就曾出现过一种舆论，：工人、农民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业”，斯大林在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曾批评“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走上颂扬落后、无知、黑暗、反动的地步” 。没想到，在中国也出现了这一倾向，如认为：“读书总比宰猪容易得多”，“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坚定不再进学校”，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学校培养的许多人，成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主张停办大学。
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再加上领袖的倡导，使整个社会一度笼罩在“反文化”的蒙昧主义迷雾中。如政治上，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建设中，1958年“大跃进”以和科学“对着干”为荣的反科学倾向；思想上，以“知识分子头脑复杂”为耻，“大老粗头脑简单”为荣的反智倾向，等等，这些是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记忆犹新的。
有些党的领袖也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存在着如此强烈的反知识倾向呢？就认识论而言，领袖是杰出的人，也是普通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包括个性，不能不对他们的认识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印迹。有些人生长和生活于长期封闭停滞状态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所学的多为中国传统和西方20世纪初的科学技术知识，后来长期置身于革命事业，对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缺乏了解。他们的知识观念，也就是对“人”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体力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水平，如“人有两只手”、“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人海战术”等等，对知识和科学技术在“人”的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感知甚少，估计甚低，距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相距甚远，这不能不是出现反知识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加上个别领袖人物早年在大学工作中，由于地位差距而产生的不平与愤懑情绪，更使反知识分子倾向加上了一层浓浓的感情色彩。
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又把“反文化”倾向推向祸及有文化的人，即知识分子。建国以后，党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如下战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肃清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影响，改造知识分子和文化事业；大规模宣传和灌输马克思主义。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上层建筑和政治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指导思想，不仅把知识分子看成防碍民主改革的消极因素，而且是防碍工业化的消极因素，如认为：“知识分子改造是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于是相继开展起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梁漱溟的文化观，直到反右斗争。尔后又有“插红旗，拔白旗”，批判“白专”，矛头所指，几乎涉及学校的所有老师和学生。初期的运动，应当说对肃清西方殖民主义影响，振奋民族精神，在当时起了一些作用，然而，整个批判运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由思想文化转到知识分子群体，由思想清算转到政治斗争，由一般批判转到对人的政治惩罚。
今天回过头来反思，这一思想文化战略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它急于“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中绝种”，清除历史留下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实行两个“彻底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统天下。这种思想上追求“纯而又纯”和经济上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一样，是在现实世界建造“空中楼阁”，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实施中以政权力量和政治运动形式，强制性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违背了思想的特点和认识的规律。正如一位伟人所说，思想是消灭不了的，思想只能改变。也就是只能以现有的思想认识为基础，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的提高和改变。急于求成的做法，还容易混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混淆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的界限，使许多人受到伤害，特别是传统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到的伤害最大。
高度集权的体制，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一切行动无条件服从统一的指挥，思想上做“驯服工具”。林彪鼓吹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际上是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执行，完全把人当成了机器，当成了工具。人和机器、工具最大的不同，恰恰在于人有思想，执行要靠主观能动性。即使战争年代，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之一，也是发扬军事民主。柯庆施唱得调子最高：“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则是赤裸裸的蒙昧主义。一时期，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气氛：“大树特树领袖的绝对权威”，“紧跟领袖就是方向，紧跟领袖就是胜利”。全党只有一个头脑在想问题，绝大多数人只是消极的服从和紧跟，扼杀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精神。一个人从儿童起，接受的教育就是：“听话才是好孩子”。到了青年时期必须学做一切听从领导安排的“螺丝钉”，当了干部要处处与顶头上司“保持一致”，一切“紧跟照办”。
在这样一种气氛下，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显得格外不协调。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思想比较活跃，爱想问题，往往被视为“思想复杂”，“不好领导”；知识分子有较多的知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眼界比较开阔，思维方式上具有多元性，不习惯单一性，容易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往往被领导视为“异类”；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具有个体特点，每个人的脑袋都是一座独立的加工厂，习惯于发挥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反映在个性上往往“特立独行”，容易缺乏“集体主义”观念，这一特点常常被夸大为“个人主义”、“精神贵族”；知识分子相对地说接触书本知识多，对世俗社会缺乏深切的了解，在行为方式上往往“书生气十足”、“认死理儿”，有些人甚至不知天高地厚的喊出：“从道不从君”、“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之类的疯话，留给领导的印象：“十分狂妄”。知识分子的上述特点决定，碰到与领导有意见分歧，特别是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往往容易被“上纲上线”，当成敌对分子。在有了以思想划阶级的理论以后，知识分子顺理成章的被划为资产阶级，统统成为革命的对象，并被赶出上层建筑的舞台，于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惨痛悲剧。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