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诗人出于现实语境考虑的恐惧和怯懦，另一些诗人出于诗歌语境技艺／形式探索的痴迷和雄心，带出了当代中国诗坛对现实关注、社会责任担当的大溃逃。在"个人化写作"的自虐自恋，和技艺至上的小儿科炫技的自幻与自醉中，使本已真假僭越、暧昧不清的世态人心，与在世生命的真实岂止隔着三层！本应有着良知和道义担当的诗人，却在最大限度地放逐、嘲弄、践踏道义良知。即使在一些虽然良知道义未灭，而依然心存宽容的诗评家那里，诗歌也几乎成了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同义语。在诗歌丧魂落魄的如此背景下，重提诗歌的社会责任担当与诗歌的现实关注，无疑是当下中国诗学应当重新反思的一个紧迫话题。
这并不是诗评家突发神经，无中生有的当下发明。其实，无论是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亚里士多德的"比较严肃的人摹仿高尚的行动，……比较轻浮的人则摹仿下劣的行动"（《诗学》），还是贺拉斯的"诗歌也指示了生活的道路"（《诗艺》）的论述，都潜在或显在地启示了诗歌的现实关注和社会责任，并由此滥觞为中外诗歌道义良知的人文精神传统。而传统，照托.艾略特来看，"是一种更有广泛意义的东西"；传统中的历史感，"使得一个作家能够更敏锐地意识到在时间中的地位，意识到自己的同时代。"（《传统与个人才能》）我们还有历史感吗？我们敏锐地意识到了我们的同时代吗？或许我们难以向古已有之的话题索解新意，但我们同样也难以回避这些话题阶段性紧迫的严峻与震撼。在一个现实关注与社会责任变得可疑和缺席的时代，这些话题迫使诗人作出深思、回应和选择。
我们的社会／现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在经济腾飞的翅膀下，有没有破败、荒凉、坍塌的阴影？在喧天锣鼓秧歌街头集体狂欢中，有没有生存、生命苦痛的磨难、挣扎、呻吟和血泪？不久前，《星星》诗刊特意新开了一个可能注定要承受生命之重的栏目："非常现实"。我不知道，"非常现实"中的"非常"，编者意在于"很"，也即意在对现实的极力强调；还是意在"非常态"、"不一般"，也即意在引起诗人对那些容易被遮蔽被忽略，甚至为人们视而不见的现实的关注？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深含着编者的道义良知和胆识。由于栏目新开，现在还很难说其间有什么优秀之作。但这个栏目的设立，本身就是对当下中国诗坛令人鼓舞、足可期待的一份清醒、召唤和贡献。
应当提到《星星》２００６年第一、三期对杨键和桑克诗歌的诗论。杨键和桑克的诗歌，都可以理解为不同向度、不同程度的现实关注。在"枯萎的荷枝犹如古人残存的精神"里，我们感到了诗人于荒凉忧伤中的坚思；在"带着泥土的棕黄，刺向蓝天"中，我们看到了诗人的忠诚和悲愤；而没有刻骨铭心的博爱和悲悯，根本就不可能写出"没有什么比看到倒塌的旧房子更加令人难受"（《在路上》），那样凄恻沉哀的诗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在阅尽沧桑炎凉，大彻大悟之后，既是入世甚深，又是超然、与世无争，杨键诗歌就是那件"挂在桃树上的农民的蓝布褂"。桑克诗歌有一种他特有的沉着坚实的冷静、精简、硬朗和辉锐。 "我望着树木之后安静的乡村。／我深解他的冷，一如深解他的穷。／那安静是恐怖的皮！／我望着移动的孤寂的皮。／我仰望皮上辽阔的空虚"（《夜景》）。这样的观望，是对现实乡村深富历史感的、睿智深邃的穿透和关注。比较而言，杨键传统拙朴，桑克现代新锐，但他们都写出了关注现实的好诗。
诗歌关注现实，不是要诗歌成为新闻诗歌，不是要诗歌再次沦为意识形态的仆役和帮闲；也不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艺术探索和文本创新的否定与阻断。我们所理解的关注，是诗人道义良知、社会责任的诗性价值取向、价值关怀的见证、担当和重建。这其间既无新闻跟踪的预设，也没有对艺术探索和文本创新的先在敌意与拒斥。我想，我一直主张的诗歌对人本与文本的双向见证、担当和建构，可能正是对如此关注双向展开的一个理论抽象和表述。至此，也许我们又回到了常识，即文学的变量和不变量。依我看，一般而论，文学中的人本是不变量，文本是变量。对变量，我们要图变求新；对不变量，我们要恪守持恒。文森特.孔德布在《产生于大时代的哲学》中这样谈到绘画和绘画批评，他说："绘画批评，如波德莱尔所从事的，是一种道德批评。现代生活的风俗画家就是一个现代道德风俗的画家。"他进一步认为，"并不是美学决定着美这个词的运用，在一种人类悲剧的意义上，决定它的应当是诗学。"象征主义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在谈到他诗歌中"特殊的邪恶之美"时说过，"创造出这些特殊的形象之美的，是它们的道德母产性。"哲学家孔德布的话曲径通幽，浪荡子波德莱尔的话发人深思。这对那些隔世臆症是个警醒；对"关注"话题，是一个精辟、经典的注入和阐释。
现在转到现代性。
什么是艺术的现代性？波德莱尔的著名定义是："现代性是转瞬即逝、捉摸不定和随机偶发的；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可改变的。"按照波德莱尔的定义和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中的阐释，现代性所对应的艺术的另一半，也就是由过往大师、经典所奠定、永恒而不可变易的艺术传统；现代性当然也就是当下即时、变动不居、尚待观察、评估、沉淀，溢出或者超越传统的艺术新变。波德莱尔定义中的"随机"，挑明了艺术现代性的机遇特征，也即一定程度上的艺术机会主义色彩（对某些艺术家而言，他们简直就是艺术的投机分子。）；本雅明甚至痛斥"艺术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恶魔倾向"（《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我们当然不必对本雅明的偏激过于认真，但是我们也不能无视波德莱尔定义前后的提醒。他说，现代性的任务就是"独立于当代的时尚"，要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最终变成古老性"（《全集》）。棒极了！这难道不是对那些以追逐热捧时尚，冒充现代性，以时尚潮流冒充现代性艺术的当头棒喝吗？保罗.瓦雷里在《波德莱尔的处境》一文中，还这样谈到过波德莱尔，他说："随着波德莱尔，法国诗歌使它被全世界阅读；它把自己作为现代性的诗歌而强加于人。"（《著作》）这就是说，现代性诗歌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具有普世价值；它同时也对传统的阅读经验构成挑战和入侵。
我们的讨论，将围绕以上几个方向进行。
无可争辩的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派的北岛、杨炼等人开始，历经第三代、中间代、７０后等诗人的现代诗歌披荆斩棘，芘路蓝缕，殚精竭虑的探索创新，虽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毕竟为当代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形成，积累了丰硕辉煌的经验和成果。这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展现为无可回避、不可取代的精彩册页。我们有充分理由向那些前驱者、诗歌圣徒的胆识、才华和坚忍，保持我们长久的感激、敬意和怀念。没有他（她）们，就没有当下中国诗歌如此生机勃勃、灿烂优秀的多元格局，也没有当代中国诗歌理直气壮的世界对话。但是，探索在一些诗人那里，也的确成了杂耍魔术的炫技舞台，成了追新猎奇的疯狗。他 （她）们耍掉了诗歌的呼吸、心跳、血流和大脑，最终耍出了"新新（猩猩？）人类"和"下半身"；他（她）们追脱了活生生的生命体验、社会关怀和普世价值，最终追到了一个技艺魔方，追进了形式积木的灰缝，追出了一个个划抵为牢，自恋、自怜、自哀的诗歌江湖小圈子。诗歌越耍越庞杂，越气壮如牛；诗人却越耍越卑渺，越丧魂糊涂。有意思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自认为唯形式主义者的程光炜兄，却在《星星》诗刊２００６年三月号大发感慨："说老实话，我不太喜欢在诗里运用太多的技巧、装饰和其他一些东西，因为它们除了破坏你对诗尚存的美好东西以外，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光炜的反省，真实真诚而发人深思。依我看，形式／技艺是血液滋养的皮，没有或缺少血液的滋养，那张皮就回苍白而干枯。在此，我愿意再次强调文森特.孔德布的观点："并不是美学决定着美这个词的运用，在一种人类悲剧的意义上，决定它的应当是诗学。"
这就关涉到了问题的另一面。我的意思是，对现代的现代理解和表达当然是现代性，但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反省，比如质疑、辨析、修正和整和，难道就不是现代性吗？依我看，这是比盲目追逐、认同、同一，更深刻的现代性。其实，波德莱尔在给艺术的现代性下定义时，已经敏锐地看到了其间的瞬逝、即易逝易朽性。他也没有忘记"永恒"和"不可改变"的、"艺术的另一半"，并且强调，艺术的现代性应当"独立于当代的时尚"，应当"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最终变成古老性"。这就是说，时尚不是艺术的现代性，艺术的现代性应当是对时尚的警惕和抵制。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现代性，应当以追求、成为经典、不朽为归宿。这里，没有给那些一把就死的昙花或爆破筒诗人，留有墓碑的余地。这对那些满脑子乱云飞渡，动辄以现代诗歌自诩的走马灯诗人，无疑是一杯醒酒汤。何况，现代性还有美学、文本、伦理、社会学、精神现象学等等现代性之分，你在诗歌中追求的，到底是哪门子现代性？还应当提醒诗人的是，在反复的互相摹仿和自我复制中，现代诗歌文本的不少面相，已经成了一条或几条蛇留下的、千篇一律、令人不胜其烦的蛇蜕标本。
现代诗歌当然应该继续探索创新，不断为自己设置并超越新的写作难度。但是，如果没有经典，不朽的"古老性"目标和抱负，不将呼吸、血流和灵魂交给天空、大地、时代和社会，现代诗就只可能是变形金刚、井底哇鸣和过眼烟云。
最后，由于我们所谈的现代诗歌（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现代主义诗歌），在"影响的焦虑"的传播过程中，几乎就是一种世界性诗潮。因此，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诗，差不多一开始就带有国际冲动和世界色彩。这就关涉到诗歌的民族性、本土化，与全球化、普世性的考量和争论。这是一个近些年来越争越复杂，越争越糊涂的问题。说它复杂，是因为上述两项之间的纠缠，牵动到身份与异己、传统与现代、守持与创新、特质与普世等等方面。总而言之，也即民族与世界宏阔而复杂的大问题。要说简单也简单：一个民族当然有理由在正面价值上守成持重，确认自己的身份和独立；同理，世界当然也有理由在正面价值上向各民族要求普世性，以赢得世界文明的协同和强势，从而消解各民族文明几乎是先天的坐大、分裂和对抗。重要的不过是这二者之间的体认、选择和互动，而不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先验优越感和抱残守阙。前些年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争论，其间不少论题，应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理应从中引发出一场紧迫而事关重大的思考和认知。可惜，主要由于其中一方毫无诚意，不讲学理，而只图炒作出名的攻讦纠缠，使那场论战在混乱无聊中抱恨夭折。
这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现实遗憾，也给我们留下了再思的、巨大的历史空间。与此相关的诗歌现代性，和诗歌现代性的与此相关性，都将，也必须在这样的遗憾和空间中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