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初，我应邀到兰州市“甘肃省干部财经管理学院”讲学，主题是我心爱的“共有制”理论。共有制理论的要点是：国有企业实质上是职工共有和全民共有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在企业潜在的股份，由他们积累的退休金和福利积金构成。仅职工积累的退休金，我以陕西省宝鸡市的国有大型企业“长岭机器厂”为例，运用统计和数学方法，精确计算出职工一年积累的退休金，相当于4.5个月的工资额；如果算上福利这种补充的工资形式，则他们一年积累的股份，约等于半年的工资额。这个数字，与后来一些国有企业破产或改制时，用一个月工资“买断”职工一年工龄的做法大相径庭。凡是用低于半年的工资“买断”职工一年工龄的，事实上都欠了职工的债。我1985年就提出了用共有制理论对国有企业实行改革的方案，使职工成为企业的真正主人，用他们共有的股份承包经营全民的股份，政府则必须退出经营。我的论文一直得不到发表。直到1986年陈祖芬女士在她的报告文学《理论狂人》（《人民文学》1986年第7期）中推出了我的理论观点，才引起一些人的重视和兴趣。于是也才有了兰州讲学之行。
“甘肃省干部财经管理学院”院长吉锁堂是我的同乡。到了兰州，免不了与其他的同学同乡见面。和我一个村的同学党起业，时任“西北师范大学”人事处长，热心周旋，要我给西北师大文科高年级学生讲一次。讲课安排在一个大教室，听众济济一堂，约三百人左右。讲的过程中，不断有提问的纸条递上来，到我讲完时，已有几十张。我把纸条浏览一遍，回答了一些与所讲内容有关的问题。对于与讲课内容无关的问题，一般都不回答。但其中一张纸条提出的问题虽然与讲课内容无关，却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问题是：“请问你对‘反自由化运动’怎么看？你对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这三个人怎么看？”当时全国正处在“反自由化运动”的高潮，刘、方、王三人是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的批判对象。我是不赞成“反自由化”的，一些陕西的教授学者当时正在卖力地把我的共有制理论往“自由化”上拉。方、王二人我不了解，但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我是非常喜欢的。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回答不当会使校方被动。我不能违心地回答问题，又想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于是我略一思索，回答说：“‘反自由化运动’是一场政治斗争，我是研究经济理论的，对政治斗争缺乏研究，因此我不能回答‘对反自由化运动怎么看’这个问题。”先把问题推出去。一些学生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接着，再把问题拉回来：“但是，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可以告诉同学们经济理论和政治斗争有几个不同点。第一，出发点不同：研究经济理论的出发点是事实，而发动政治斗争的出发点是形势。第二，回答的问题不同：经济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应该怎么办？’，秉持的是‘正确’的原则；政治斗争所要回答的问题是‘需要怎么办？’秉持的是‘胜利’的原则，而不管是否正确。第三，结果不同：经济理论得出的结果具有稳定性，它的有效性可以管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政治斗争得出的结果具有可变性，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可以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可以为他恢复党籍。”回答到此，我看到同学们脸上显出了满意甚至兴奋的表情。接着回答第二个问题：“至于问我对刘、方、王三个人的看法。我向来认为，要对一个人形成正确的看法，就必须对他的经历、著作和言论，全面占有材料，进行详细研究，才有发言权。我对这三个人的经历、著作和言论，缺乏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因此，我认为我对他们没有发言权。”回答至此，我觉得应当结束了。于是对校方和同学们表示了感谢，结束了我的讲演。同学们报以“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
回到休息室，党起业说：“当你念出那个问题时，我们（在场的校方领导）都非常担心，怕你的回答被别人抓辫子。你回答得太好了。过去的运动，下边都是按照文件和报纸上定的调子人云亦云。”有人插话：“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党起业接着说：“你没有研究过这三个人全部的言论和著作，试问谁研究过？那些写批判文章的人也没有，都是奉命批判。表面上看，你没有回答问题，实际上却做了最好的回答。”
2006-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