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媒体在“互动中双赢”，这是武先生的一个观点。武先生在文章中写道：
“第四，互动中的双赢。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没有不可为人言者。让人说话，天也不会塌下来。政府要通过正面信息的发布，引导媒体把好新闻的‘事实关’，处理好新闻真实与法律事实的关系。媒体在批评性报道中，尽可能以法律真实的标准度量新闻真实，掌握好批评性报道的尺度。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当好政府的‘啄木鸟’，帮助政府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纠正失误。
实践证明，政府与媒体互动会导致多赢的结果，而政府往往是最大的受益者。比如，2005年11月，公安部和信息产业部、银监会共同召开治理手机违法短信息专项工作新闻发布会，此后的一个月内，各级公安机关相继收到各类违法犯罪的举报线索10.7万条，对其中8．5万条涉案线索进行了核查，破获了一大批刑事案件。
政府与媒体间建立起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传播平台。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树立起了自身形象，媒体也借此扩大自身影响。政府依靠媒体，媒体服务公众，公众信任政府，这种共生共荣的多赢效果，实际上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武先生的文章，通观全篇，没有涉及到公民社会言论自由的宪法精神。“让人说话，天也不会塌下来”这个“让”字传递着一个隐含着却又是明白无误的信息：言论自由不是属于公民社会的天赋人权之一，而是政府“慈悲为怀”的一种“恩赐”。武先生想要再次明确的是“政府要通过正面信息的发布，引导媒体把好新闻的‘事实关’，处理好新闻真实与法律事实的关系”。媒体报道新闻事件，有媒体的原则，有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所说的“记者的良心”。政府如何“引导媒体把好新闻的“事实关”呢？以武先生的见解是“政府要通过正面信息的发布”来“引导媒体把好新闻的‘事实关’”。我们注意到了武先生在此用了个概念：正面信息，以常规逻辑推断，有“正面信息”就必然存在着“负面信息”，不知道武先生所谓的“正面信息”与“负面信息”的参照是什么？是法律？是道德？还是政府旨意？全世界一定都记得在2003年“非典”肆虐时期，时任政府卫生部长的张文康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布的“正面信息”吧？这位部长先生以部长的名义担保过北京是安全的。可十二小时后的北京所展现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景象呢？中共政府是不是就是用这种“正面信息”来“引导媒体把好新闻的‘事实关’”呢？武先生要求“媒体在批评性报道中，尽可能以法律真实的标准度量新闻真实，掌握好批评性报道的尺度”。这其中的“法律真实”与“新闻真实”是怎样的一种概念？如果新闻媒体报道了陈良宇的贪腐，是不是还要明细列出其犯罪的每一个细节呢？以让新闻报道具有“法律的真实”呢？那记者与刑警的区别在哪里？还要刑警做什么呢？
现代民主法治的发展，完善了国家内部及国际间的权力制衡机制。言论自由，这已经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真假民主的标准之一。武先生在论述这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时，有意识地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媒体的属性。媒体的舆论源于谁？是政府还是公众？一个客观的存在是：政府需要媒体公开其政务信息，政府可以且应该拥有其所属的媒体；但公众需要媒体表达对政府事务的关注与质询，因而公民被自然赋予了拥有媒体平台的权利，而公民的言论自由的前提就是首先拥有属于公民自己的媒体平台 。武先生没有提供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公民没有自主的民间媒体。武先生说得不错：“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没有不可为人言者。让人说话，天也不会塌下来”。但这里的前提是“执政为民”。如果一个政府是执政为民的政府，自然会倾听民间的呼声，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让媒体说话，就不会推行以箍制公民言论自由为目的的“报禁”。一个允许公民拥有自己的媒体平台的政府，一个声称要用政府的“正面信息”来引导媒体把好新闻“事实关”的政府，会是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吗？
其实，武先生们已经非常不安地意识到这样的一个现实局面出现了：在推行“党禁”，“报禁”的中国大陆，公民们已经把作息的获取与传递的目光投向了中共设防相对困难一些的国际互联网。中共想要用他们的“正面信息”来愚弄国人的难度越来越大了。我们也可以从武先生的文章中获得的一个信息是：尽管中共掌控着全部媒体，但毕竟还有良知尚存的记者，这些记者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中共“合法”媒体上发出了在中共看来是“不和谐”的声音。武先生的文章是在“引导”一些“不听话”的媒体，“不听话”的记者，如何与政府职能部门维持一种可以“双赢”的“互动”。这种“双赢”的“互动”，以武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政府（及职能部门）要让媒体说话；媒体说话掌握好“尺度”。这“尺度”掌握在谁的手里？掌握在政府手里；这“尺度”是什么？这“尺度”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是否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事实上，武先生们看错了一个问题：让人说话，天要塌，不是不会塌。如果中国公民拥有了自己的媒体，拥有了言论自由的权利，那么，中共的谎言统治与愚民政策就会顷刻破产，中共独裁与腐败的丑恶嘴脸就会顷刻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那中共的暴政之天岂有不塌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