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秋，在"文革"夺取了"全面胜利"的形势下，六七届大学生终于被打发出校。因为家庭出身是"黑五类"，参加文革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被分配到 塞外苦寒之地的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说来难以置信，肃北县面积有近七万平方公里，却仅有五千多人口。我先在公社插队一年半，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后来 到县城中学任教，又是"一打三反运动"。一场场阶级斗争，血雨腥风弥漫，不知何时起，文革已经由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变成专政的板斧在群众头上一次次劈落 ，——大概是从伟大领袖颁布"文革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的最高指示起罢。
转眼到一九七一年，"一打三反"还没有结束，又开始了"清查五一六运动"。据说"五一六"是北京的一个 神秘组织，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某些大人物，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里点了它的名，将其定为反动组织，于是，清查这个反动组织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项 伟大战略部署。按照"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法则，首都有五一六分子，各省市也必然有五一六，而每个县也就不可能没有五一六。肃北县"深挖五一六"，从入夏就开始整人抓人了。当时空气非常紧张，因为死刑审批权下放到省上后，省革委会处决反革命犯的布告隔一段日子就会贴出一批。为了造声势，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六日召开了最厉害的一次抓捕人的群众大会。
大会是在县招待所的大院子里开的。那天，街上戒备森严，会场入口附近，荷枪实 弹的解放军和民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尤其令人觳觫的是，革委会和招待所的房顶上竟架设着两挺机关枪，枪口瞄准会场，端的是杀气腾腾。全县的地 、富、反、坏、右分 子早早被押解到场，弯腰低头一溜儿站在会场后面。革命群众则按单位排队入场，在指定地点站成纵队。喇叭里震耳欲聋的"语录歌"尽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灭亡之时"等等。一宣布开会，革命委员会保卫部的部长口诵几段最高指示，就大喝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 某某某押上来！"革命群众队伍里，风云突变，早有人埋伏在被锁定目标的左右，登时 两边一挟，卡住后脖子，拎小鸡似地将人架到主席台前，于是宣布罪状。农技站的技术员孟玉生方才还在队伍里和熟人点头打招呼，根本没有注意他左右的人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就莫名其妙给提溜上去了。一连揪上去十数人，虽然没有五花大绑，却被民兵使劲按下头，两手反剪向后被高高抬起，——这就是"喷气式"。 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后面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遥遥相对，真的有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样子。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喇叭高喊"镇压反革命"等口号，群众们奋力高声呼应。口号间隙，近千人的会场静得每个人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会场上本已恐怖的气氛一下子令人窒息。我感觉我在簌簌发抖。我对伟大领袖时有"腹诽"，每次我想文革的可恨之处时，蓦然清醒，马上心惊肉跳，警惕地东张西望，倘近旁有人，我会面如土色，怀疑他们知道我的想法了，尽管我没有说出过声。或许他们早已将我 告发了，今天的抓捕大会定是我的末日，下一个肯定揪我上台。我窥测左右，果然他们在观察我，提防我逃跑，没办法，束手就擒罢。他们会把我揪上去宣布我犯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罪，然后就是狠批猛斗，之后交给公安机关，判处死刑，押赴刑场，验明 正身，执行枪决……。"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中，多少人不就是一句"反革 命言论"被杀的么？几天前我在大街上看见几张执行死刑布告，其中竟有我见过的甘肃师大的张师亮，他是历史系的教授，就是因为对思想压制很愤怒，发了些牢骚，立即 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批斗，全校在露天电影场批斗他时我在场，他性格刚烈，当时豁出去了，高声喊反动口号，因此遭到"革命群众"的毒打，又被校保卫处抓到公安局去的。 布告上的很多死刑犯，都是"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后来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发了几句牢骚，招来杀身之祸。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会场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我似地心想引颈就戮罢 。谁平日没有说错过话呢？谁没有一两个"仇人"呢？石包城的傅雨龙大夫，因为讽刺了风流成性的 护士几句，护士遂说动领导整肃。于是乘揪五一六，民兵提着绳子守候在柳园车站，回陕西老家探亲返回单位的傅雨龙刚从火车上下来，就被一绳子捆住，五花大绑，扔到卡 车上拉回石包城，直接押到会场，批斗他的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言论。傅大夫 的臂膀从此落下残疾。
"五一六"大会后，县上的清查运动进入高潮。文革初期，肃北县有一派群众要冲进县武装部去抓对立派的头头，武装部当权的政委下令关闭大门（那是破旧的两扇木头 门），将冲击者拒之门外，冲击者就砸大门，有人点起火要烧门，本派中的老者慌忙制止，没烧成，烟熏黑了半扇门板。这次事件后来被定为反军性质。清查五一六开始后， "火烧武装部大门"就成了本县性质最严重的五一六问题，因为反解放军就是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凡当时动手砸门者和点火者，所有在场者乃至劝阻者，均被列为运动重点对 象，须三番五次地交待、揭发、检查、认罪，并接受质问和批判。那些虽不在场，可是和"重点"们同属一派的人，也要一个一个揭发问题，谈认识，表态度。我们中小学教 员中介入此五一六事件者为数甚众，清查会连开了二十几天，他们还没有检查完问题。
矛头慢慢对准文革中被分配来肃北的大学生。肃北县虽小，可来自北京、上海、南 京、西安、兰州的老三届大学生有三、四十人。我们很快知道大家都是彼此彼此，——多半是犯了政治错误发配这里。我们之中，有在上海给江青贴过大字报的人，有曾在中南海 门口静坐过的人，有在南京刷过炮打中央文革大幅标语的人，有在兰州军区司令部院内静坐过、在甘肃省军区门前绝食过的人，有整理过甘肃省革委会当权者材料的人……。试想冲击了县中队的人都成了五一六分子，我们这些大学生岂不更是犯有弥天大罪？县上的五一六是小巫，我们才是大巫。清查领导小组早传出话来，要我们写出详尽的检查，做老老实实的交代，争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唉，为了所犯的那些错误，我们不知请了多少回的罪，流了多少回的 泪，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也不止一次地宣布我们已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了，我们也服从了惩罚性的分配，还要我们怎样呢？可是目睹近来几次抓人斗人的场面，我们不能不对这回的清查运动深怀恐惧。去年冬天有两个自称是省革委会专案组的人到肃北找我，向我调查某人的问题，县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恐怕早就注意上我了。何况我在兰州军区门前静坐过。 记得中小学清查小组负责人正式通知我准备好检查交代材料那天，——这意味着我不再有"革命群众"的身份，我走在马路上，所见之人，毫无例外都是一式的阶级斗争面孔，不是远远地躲开，就是佯装没有看见我。孤独感深深地袭上我心头，我闷闷地走回家。离家老远，我的七八只小鸡发现了我，它们啾啾啾地叫着发足狂奔我而来，有几只张起翅膀脚不点地飞跑，不断地跌跤，跑到我脚下的收脚不住，翻了跟头。它们围着我叽叽喳喳，歪着脑袋盯着我。尽管我知道它们是因为饿坏了，催我喂食，可是我仍然十分感动。它们没有因为我将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而对我摆起阶级斗争脸。小鸡们簇拥着我进了自家院子，我取出比平常多得多的土麦子撒给它们吃，看着它们大快朵颐，我暂时忘记了迫在眉睫的阶级斗争。
石破天惊！突然发生的林彪仓皇出逃机毁人亡事件使清查五一六运动半途而废、不了了之。文革的首要任务一变而成批判叛徒卖国贼和销毁所有林彪的照片题词，这可是费力费时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里，清查五一六是文革恐怖的登峰造极。林彪事件后，人们渐渐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开始抵制起文革来。小道消息满天飞，就是当时民众发泄对文革不满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