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多来，在海外的"自由圣火"网刊以及国内的"天涯社区"、"凯迪社区"等网络论坛上，频频出现署名为"野航"的文章。从宗教寻觅到人文探索，从严谨的学术探讨到颇具创意的杂文小说，"野航"以他那流畅甚至比较老道的文笔，深邃又不失新鲜的思索，有理有据收放自如的逻辑力量，牵引了不少网友的注目。
一些书友问我，这"野航"有多大年纪？怎么读了那么多书？他是专家还是学者？
"野航"很幸运，在用泛滥成灾的屁话谎话来折磨大众神经的当下中国的"专家"、"学者"队伍里，他没有"忝列其中"；"野航"也不幸，他在对儒、释、道和基督教相对比、探索过程中，被少数只讲"灵恩"，不讲公义的浅薄之徒蔑视攻讦。好在，他能泰然处之，不以那些骨子里充满了市井瘴气的伪劣之徒为敌。他过着平淡无奇的普通人的生活。然而，在精神上，他却没有须臾停止对终极意义的追寻。
"野航"本名李航，现年三十六岁，在成都一家颇有名气的、曾经留下许多"伟人"、"名人"足迹的单位工作。
那么，他到底干着什么样的工作呢？
扫地——也就是清扫垃圾。好在作为"正式工"，不用面临随时被"炒鱿鱼"的危险，算是为他做学问提供了"低保"。
我认识李航大约是在一年半以前。我和我儿子都参加了一个家庭教会的团契活动，我也偶尔去过几次。一天，我儿子对我说："爸，你应该多接触接触李航，他读的书真多，而且有独立的见解。"
后来，李航参加了"成都读书会"的读书交流活动。 2006 年11 月25日，李航在读书会作了题为《先主义还是先问题》的讲座，他以比较深厚的学问功底阐述了以下的观点：中国古代思想自汉代董仲舒、司马迁后，产生了在认识论层面上的两大路线，即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先主义而后问题、先天命而后人事"的思维路径和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先问题而后主义、首事实而疑天命的思路导向。联系到当前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所流行的只重假大空的表态，缺乏对实际问题做真正细致和彻底的剖析并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的风气，李航保持了他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所应有的批判精神。
"成都读书会"是成都民间自发形成的一个以思想、写作为主题的自由交流的话语平台。奉行的是"无组织（无章程）、无纪律（来去自由）、无经费（茶资自付）、无结论（不要求观点统一）的原则"。参加读书会交流活动的人员也不固定。参与者有农民、工人、市民、记者、编辑、教师、专家学者、退休干部、在职人员等等。在这些芸芸众生中，李航是最不起眼的人之一。他有些内向，比较低调，甚至腼腆。大家开始注意他，是因为他的学识、求学态度以及独立思考的精神。
在去年的"排郭事件"中，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独自撰写文章，对那些令人齿冷的人和事，进行了无情地剖析和辛辣的批判，展示出了一个民间知识分子卓尔不群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
当那些自以为是的所谓"知识精英"、"意见领袖"站在漂浮的云端对民众指手划脚的时候，一些默默无闻的民间知识分子（我对他们脱帽致敬）却实实在在地做着有益于民众、有益于社会转型的工作。
黄琦是其中一个，李航也是其中一个。
在读书会众书友商议着搞一个《芸芸众生采访录》这一记录民间人士生存状态的课题时，我决定把李航列为我第一个采访的对象。以下是在成都送仙桥畔小茶馆里的采访实录：
周：我首先要谢谢你为读书会写了那么多春联。（注：去年我拟了十余幅春联，由于李航的书法不错，便请他书写。其中有"做琐碎民主事，作干净自由人"、"建制所凭唯民主，立国当思首人权"、"双肩一担挑民主，大路千条要自由"等等。）
李：没什么。
周：我去你家取对联时，看见你家里没一样新家具，连电脑也没有。你当时还不会使用电脑吗？
李：我收入微薄，所以，一切因陋就简。我过去对电脑始终有一种排斥心理。自从参加"盖满秋雨之福"团契后，感到我与王怡在宗教观上存在严重分歧，我有些话很想表达，但在团契中，我的言论受到了压制。这促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买台电脑，把在王怡那里不能说的话，转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去说。
周：我对你的直观印象一贯是比较内向、低调、毫不张扬。可你在参加"盖满秋雨之福"团契活动中，却有那么两三个基督徒似乎对你很不满意，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李：可能是我无所禁忌的提问让他们很不满意吧。
周：你到底提了些什么问题？
李：比如，《圣经》中的上帝为什么要把蛇（也就是罪恶）放到伊甸园里、加尔文宗基督新教凭什么自称是最纯正的信仰等等。当然，我还表达了我对《圣经》的看法，比如，把它看作是人类心灵史的一种象征性的表述方式、《圣经》包含了来自上帝的信息但不直接是上帝说的"话"、应该把历史上基督教的除新教外的其他传统视为作为整体的基督教的一部分等等。但王怡先生好像觉得我的这些想法危险，所以屡屡打断我的发言，还说"你又不是上帝派遣来的"、"你不配向上帝发问"。而团契主持人——林鹿女士，甚至在聚会时专门不指名地对我进行了"批斗"，说我"眼珠直转悠，他的灵，我们不认识"，"灵奶直喷，你就是不喝"等等。
周：这样看来，这些刚刚受洗的基督徒很迅速地就把基督的宽容精神丢了。
李：其实，对一般基督徒们出于对急剧变化的生活的恐惧，而极力维护一个稳固的教义信条的心理，我也能够理解。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网络意见领袖"的王怡先生，竟那么地忌讳其团体中的人自由的思考。他说，选择做基督徒就交出了一部分自由。我倒认为，基督徒交出的，是犯罪的自由，不是思考和言论的自由。尤其当王先生慷慨激昂地向当局索要50% 的言论自由，却不给自己的弟兄姐妹以 1% 的言论自由时，我就想：人怎么可以分裂到这种程度！
周：现在来谈谈你的工作吧。你是怎么进到你现在的单位的？
李：顶父亲的班。
周：你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李：他是我的养父（我从小过继给了养父母）。当过锅炉工、园艺工。曾为毛泽东烧过洗澡水。
周：可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啊。
李：穷苦出身，当过鸦片烟贩子的脚夫。被抓过壮丁，没有文化，后来进了国营单位， 58 年还被毛泽东主动拉着合过一次影。所以对共产党怀着感激之情。
周：你对你父亲有什么印象？
李：我很爱我的父亲。他是那种典型的埋头苦干型的人。我小时候，曾有一次亲眼看到他在烧锅炉时因劳累过度而吐血，那事对我刺激很大。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向当时的单位领导提出到客房里去洗个澡，但单位领导面露难色，没有答应。
周：我插一句，你读过刘心武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到远方去发信》没有？
李：没有。
周：小说写了一个几十年风雨不改按时给千家万户送信的邮递员，到退休那天，以羡慕的口吻对作家说："你真行啊，每天受到那么多信。可我送了一辈子信，却没有收到过一封！"深受刺激的作家（作品中的"我"）于是给邮递员写了封长长的信，并乘车到遥远的郊外邮局发了出去。
李：改天去读一读。
周：你有没有想过更换工作？
李：过去我在单位上也当过小头目，为了把工作干好，我把津贴拿出来给临时工做奖金。但我的一片好心却得罪了同事，觉得我坏了规矩，纷纷向我使暗箭。我从此心灰意冷，选了个一般人会瘪嘴的工作———扫地，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当然，我愿意扫地，还有个原因，我的性格与单位上流行的那一套格格不入，我不愿意为了所谓的体面，而跟自己的灵魂过不去。
周：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变更工作的机会，你怎么考虑？
李：扫地，在我看来，在当前的社会氛围中是个最有益身心健康的工作，因为它至少无论如何对社会无害。倘若今后不能再扫地，我只好把决定权交在上帝的手中。
周：听说你是成都知名老书法家丁季和先生的学生，是吧？谢谢你送我丁季和先生的书法集。
李：１９８４年，我由生父带领，第一次见到了丁季和先生。我从他身上感到了强烈的旧派气息。
周：听说他一辈子很惨？
李：是的，就因为在国统时代接受过陈立夫下的记者聘书， 50年代被逼自杀未遂，后来几乎沦为乞丐，幸而被他的老师，民国名士易均室所救，得以安身。 80年代后当过《龙门阵》编辑，一言不合，拂袖而去，决不与体制内的那种流行作风妥协。成都大学的白敦仁教授为之激赏，说他有古士君子的遗风。此后，他屡屡拒绝出任任何公共职务。他为我写过一幅字："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有希望我不要忘记我们中华民族这一优秀传统的意思。整个
90 年代，我都从游于他的门下，受他熏陶，学习做格律诗。有一次，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徐无闻教授拉他一起搞《中山王器文字汇编》，先生命我集了很多对联。徐无闻教授见了，提议在书出版的时候，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后来徐教授去世，此事搁置下来。这事让人感受到老一代学人的胸襟，就是不一样。
周：听书友中有人说：李航居陋室而博览群书，扫大街而求索不辍，可谓当代颜回。对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李：我不知道他理解的"颜回"指的是什么，是于丹所提倡的逆来顺受，还是一种宁肯守穷，也不愿为求富贵而趋媚当途的精神。如果是指前者，我算不上遭受到太多的"逆"，也就谈不上"顺受"。如果是后者，我力追而未能也。
周：你在丁先生那里接受了许多孔孟之道的熏陶，怎么又会对基督教感兴趣？还受了洗？
李：丁先生是个纯粹的孔孟之徒，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情，让我反思了很久。丁先生有个"干儿"，很久不来往了，忽然，报纸上说那人因家庭矛盾举火自焚。丁先生看了，说"是亲有三顾"，决定全力救助，不仅为其寻医，还把自己的房子拿给他住。但后来，"干儿"霸占了他的房子，他为此受到极大打击，最终得癌症去世。我开始思考：做道德完人能否真正应对这世上的恶？
还有，我生母是外地人，在成都生活许多年，受尽了邻居的气。我身生父母居住的大院，居住着许多过去所谓"地、富、反、坏"份子。他们 49年后长期受打压，心理不免扭曲，就拿比他们还不如的外地人出气。我生父去世后，生母倍受他们的欺负。生母在成都一直无正式职业，靠做小买卖糊口，常常因利益被城管、地头蛇侵害而上访、告状。后来房子拆迁，又因拆迁部门不按政策办事，致使我家利益受损、欠债，又为此上访无数次。
种种这些经历让让我感到，人活在世上，在普遍而巨大的黑暗和罪恶面前，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是我不能不转向宗教去求答案的原因之一。
周：你母亲可以算当今维权百姓的先驱啊！
李：我的感觉是，维权难，难于上青天！
周：这样吧，你把你的宗教观概述一下。
李：好。我相信万物都有它们的目的和起因。而很多高级宗教都有着"上帝"的观念，只是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去言说而已。这说明"上帝"绝不仅仅是一些人的妄想。基督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向世界传达了"上帝"的观念，但由于从来没有过抽象的"纯正"的基督教，只有和具体民族及其文化联系着的基督教，所以，"上帝"的信息在被基督教传扬的过程中，受到具体的文化及历史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当前，我们国家存在着很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有人向基督教、佛教寻求答案。可常常他们得到的答案恰恰与他们求助的那个宗教原有的精神相抵触。因为，他们与其说是在向某个宗教寻求答案，不如说是在向某些魅力个人寻求答案。而某些魅力个人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谋取个人利益，通常会禁止人们去作更深入的思考。我认为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为了让宗教极端主义不至于在中国蔓延，为了让中国不至于成为第二个中东，深入细致地去思考宗教问题，是我们这些喜欢思考的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周：记得有一次你问我，为什么你愿意相信基督教思想却不愿意做基督徒，我答复你，我有自身的心理障碍。现在我再补充一点，当前中国那些只讲"灵恩"不讲公义的基督徒已让我烦透了（借用杨远宏先生语）。现在我想请你谈谈你所理解的基督教思想与普世价值的关系。
李：首先，我认为那些只讲"灵恩"不讲公义的基督徒其实是借基督教信仰之名，为自己找一个逃避现实的借口，是一种人格的"鸵鸟政策"。当然，作为软弱的普通人，这无可厚非。但那些以"上帝派遣的大器皿"自居的准宗教领袖宣扬这个，其动机就值得怀疑了。《圣经》上说，自创世之初，上帝就把他的道显明在人的心里，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委。这个人心本有的"道"，就是人的良知，就是正义感，就是对是非的本能判断。是人人都能体察的。但可疑的是，某些准宗教领袖总喜欢抬出一个令人费解的"上帝"，在这个"上帝"面前人应该放弃常识和理性，不论人干了什么，只要皈依这个"上帝"（其实是皈依某个宗教团体），就"罪得赦免"，就一切OK 。当然，那些准宗教领袖在向皈依者抬出一个令人费解的"上帝"时，没忘了实实在在地收钱，他们把这叫做"对教会的侍奉"。并且，有许多准宗教领袖因此发了财。而还有一些准宗教领袖则有意无意地把"宗教维权""点化"成其捞取政治资本的砝码，从而劫持了信徒们的宗教感情。我个人认为，宗教是唯一让人守住自己良心的一个阵地，在这个领域里搞"注水猪肉"，尤其可恶。
周：最近我与杨远宏先生写了点关于基督教方面的文章，全是有感而发的。少数基督徒批评我们不应该高扬"人本主义"的大旗，说"神本主义"才是人所应该持有的精神态度。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李：许多基督徒们常常把"神本主义"挂在嘴边，但如果仔细推敲，那恰恰是"反神本主义"。为什么，他们说的"神本"其实是指以某个教派的教义为本、以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新教"为本。要是不信，可叫来两个分属不同教派的基督徒坐到一起，他们会指责对方不是"神本主义"而自己才是。这绝不是推测，所谓"三自教会"与所谓"家庭教会"之间的相互诋毁是常见的事。王怡先生就指斥前者还需要"出埃及"。言下之意，他们没得摩西的真传。至于"人本主义"，《圣经》说了———上帝之道显明在人心里。苟明此良知良能之心，本乎人就是本乎神。苟不明此心，而是以颠倒梦想之心为心，所谓"神本"就是个没有主语的"神本"，也就是没有"人"的"神本"，这个"神本"基本上就是捕风捉影。
周：为什么最近有些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督徒"恰恰缺乏基督教精神中的宽容？
李：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你说的某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督徒"常常扮演的是准宗教领袖的角色，他们手下通常有个教会，并且，他们发现偏执与狭隘是有效地聚众和控众的手段，就这一点看来，他们的确吃透了群众的心理。群众既然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感，他们自然就乐于批量生产"唯一的真理"。当然，这种批量生产所带来的有形与无形的现实利益是可观的。至于群众会不会因此受到误导，他们就不管了。他们通常很忌讳教会中的群众独立思考的倾向，因为那样会动摇他们的个人权威以及降低对他人实施控制的效能。倘若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督徒"只是单纯地信仰上帝，我想，是绝不会缺乏宽容的。
周：我同意你的分析。我们应该活在真实中，这包括现实生活的真实和精神生活的真实。在中国，此二者统一很难，你同意吗？
李：同意。
周：肖雪慧老师、杨远宏老师对你评价甚高，也希望你始终如一地坚持作为学者所应有的操守。前几天，肖雪慧老师还向傅国涌先生介绍了你。
李：惭愧。
周：最后再提一个问题，你给你自己如何定位？
李：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和谐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假、大、空"的毒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释放着毒素，我们的生命时刻会被无意义乃至黑暗的力量卷走。每个人的生命都在经历着一场灵与肉的战争，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出路。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我有幸禀赋有了爱思考的天性，并且对宗教与心理现象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这两个领域里不懈地求索是我责无旁贷的使命。
周：李航，我读了你的文章后，对你的工作又有了新的一层认识，你知道吗？
李：不知道。
周：你的工作是清除垃圾，打扫卫生———这是你赖以谋身的手段。而所谓垃圾有两种：有形的和无形的。你除了清除有形的垃圾外，还在清除着另一种无形的垃圾，也就是精神的垃圾（当然不是官方说的清除精神污染）。这是条艰难的、前景难以预料的道路，也是条很少人走的道路。古人诗云："野航恰受二三人"。希望你在这条少有人乘的船上，持之以恒地航行下去，抖落尘埃，为争取人所应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权，做出你能做的贡献。
李：谢谢。
后记
去年下半年，我们的基督徒朋友依据《圣经》提出了"顺服掌权者"的说法。不久，麦天枢以"大国崛起"为借口，提出：中国老百姓"应该懂得妥协"。接着，于丹借讲《论语心得》建议中国人民"安贫"，不光"安贫"，还要"内省"，要"信仰国家"（最好牢骚也别发）······"顺服"论、"妥协"论、"内省"论三论同源。源头既同，依归自然一致。我们不必去揣测三论作者的主观动机，我们只须根据我们对生活的切实感受而予以归谬即可。虽然我们人微言轻———民间嘛———但我们一定要发出声音！
我们和三论作者的区别在于，他们眼光向上，观察揣摩在上者的思维、动向。我们眼光向下，了解、支持"在下者"合法合理合情的卑微诉求。
于是，就有了这《芸芸众生采访录》。
李航发出的声音不是向上的，也不看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人的脸色行事。他只发出出自他灵魂的声音。因此，我们的《芸芸众生采访录》自李航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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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钰樵：野航恰受两三人 ——李航采访录
(首发稿)
文章摘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和谐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假、大、空"的毒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释放着毒素，我们的生命时刻会被无意义乃至黑暗的力量卷走。每个人的生命都在经历着一场灵与肉的战争，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出路。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我有幸禀赋有了爱思考的天性，并且对宗教与心理现象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这两个领域里不懈地求索是我责无旁贷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