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有句名言,叫“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句话说的是侠和儒对现存的社会统治秩序起了种破坏的作用。按照有些对侠客文化作过研究的评论家的分类，那些用笔揭露社会黑暗或直接抨击现存社会制度的应该于“文侠”，而使用武力直接反抗现实社会，替被压迫的弱者实现公正秩序的自然就算是“武侠”了！
中国历史文化中不乏对侠义精神的褒扬，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时代，侠客们许多以反抗当时政权统治秩序的面目出现。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可谓是以宣扬侠义精神为主要目的“武侠小说”的滥觞，其中最为动人心魄的莫过于荆轲，在国家江河日下的时候，面对残暴的强秦，弱小者也未必只能选择屈辱的拜服和不作任何抵抗的糜烂。《教父》中有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只要愿意，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能寻找向最强大的势力报复的机会。荆轲以“壮士一去不复还”的精神依然踏上了狙击暴秦之路，秦庭的奋击象征了一种对残暴和黑暗力量的不屈反抗。
认为“侠以武犯禁”的韩非显然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说这话的，“侠义精神”游离于主流型文化之外，植根于社会底层民众却始终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人们口口相传，使以武犯禁的侠客们俨然有着民粹派代表的意味。笔者少时看《水浒》，始终费解行侠仗义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们为什么要向朝廷投降，而主张招安的“投降派代表”宋江又为何能顺利的在梁山上推行他的主张。当然现在成熟了，看问题的深度又不一样，反倒认为宋江和梁山好汉们的选择是一种必然，因为他们选择聚啸山林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反抗大宋朝廷，并不仅仅是在反抗一个政权，同时也是在反抗公认的社会秩序和主流型文化认同。梁山好汉们的实力既然不足以推翻北宋王朝建立新的政权，又不能得到社会的主流文化认同，那么到最后，投降便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然而，历史大发展造成的政治制度的必然变更使秉承侠义精神的反抗者们，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梁山好汉式的反抗，招安，灭亡的悲剧命运不再落于新的侠义之士身上，他们反抗社会秩序的时候不再以政权更迭为单一诉求，更体现了制度革命的要求。
政权革命是制度革命的前提，而制度革命将成为政权革命的目的。在这种原则的指引下，侠义精神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一特点在满清政权统治的末期已显得淋漓尽致。
随着满清政权的日益腐败，中国社会被推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面对这种危难时局，一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掀起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在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失败后，革命党人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他们前赴后继，纷纷起事，为推翻满清腐朽的统治，进行了不息的斗争。而不管是维新派还是革命党在谋事之初，手中都不曾掌握兵权，没有自己的武装，他们只是愤于满清政权统治的腐败和制度的专制，奋起从事在常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革命；又由于他们的行为充满了危险，甚至一时并不能看到成功的希望，十分需要富有牺牲精神，忠于信仰，敢于任事的义士，作不计较声名报酬的纯粹的奋斗，所以他们大抵以历史上的侠义之士自勉和互相号召，以激发时人的勇气和激励他们的斗志。
在那样的一个大时代下，侠义精神和反专制革命融合的浑然一体。
如维新派代表谭嗣同，不仅倡言振兴侠义精神，自己就是一位好任侠的热血之士，革命党人陈天华就在《猛回头》中称他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而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双杰”的唐才常，也是位侠肝义胆的的志士，他少好读书，不拘章句，早在1897年，就已和谭嗣同在家乡办馆倡导新学。1898年，应谭电召赴京参与新政。新政失败后亡命日本。激于好友之死，从此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他作诗《侠客篇》，推崇日本明治维新中的日本武士“我闻日本侠，义愤干风雷”“要当舍身命，众生其永怀”，以后，唐才常在上海建立自立会，广交各路豪杰，计划五路同时举事。失败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捕获，当时他十分镇定，焚毁名册和文函，坚坐待之。乡人涕泣劝其避难，唐才常说：吾志在救国，事既不成，有死而已。革命党人对他的慷慨赴死精神十分敬佩，而其日本友人更感叹道：“呜呼！世界各国文明之发达，鲜非义烈之士流血以购得。余夙好义侠之流，因是纳交于唐才常，约为知己。”将其归于义侠之列。
变法维新运动失败，使许多志士放弃了对满清政权的幻想，以自立会成员而言，就有许多人纷纷投身革命，如秦力山，毕永年，陈犹龙等人，他们都颇具游侠气质。1905年，同盟会成立，革命党人连续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当时的革命党也多具豪侠气概。粤人黄焰辉因慕古游侠精神，改名为“侠毅”，莫纪彭则改名为“侠仁”，以示立志革命，任侠尚义。杨卓霖则“少以任侠闻于乡”，先参加过萍浏澧起义，后又谋刺清大臣端方。萍浏澧起义后孙中山以潮洲会党为基础再次密谋起义，其中关键人物许雪秋也是一位侠义之士，“性慷慨，任侠好客，有小孟尝之称”；而钦廉地区举事的王和顺则是“少负奇气，以行侠尚义闻”，而江浙则有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和秋瑾，前者效法荆轲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可谓侠风荡荡，而后者秋瑾则是大名鼎鼎的“鉴湖女侠”，其侠义之事笔者不必赘述。
在反抗满清专制政权的过程，革命党人或踊跃参与起义，或积极刺杀满清政府要员。侠义之风体现的淋漓尽致，如广州起义的张文光，他为人“故喜任侠，自是益慷慨许”，加入同盟会后“散私财，结死士，阴图起义腾永间”，广东的谢逸桥，直隶蒋大同，也都凛然有侠风，后者有“关东大侠”之风，侠名甚至传到西伯利亚等地。而谋炸五大臣的吴樾更是值得一提，他因崇敬古游侠的作为改名为“孟侠”，在其《暗杀时代》中说：“予愿予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其言壮哉俨然荆轲。吴樾之后四年，旅美革命党人邝佐治在旧金山谋刺清海军大臣载洵，事泄被捕，按美国法律，只有杀人嫌疑而无证据者，只要当事件人拒不承认，大多可脱罪。而邝佐治曰：吾之意在于唤醒国人，既决心牺牲，虽死而无悔。邝佐治拒绝脱罪，最后被判处十四年监禁，也可称得上是一位大义之侠士。
清末是一个侠义精神辉映的时代，那个时代热血志士辈出，他们的行为已经迥异于古代侠客那种打抱不平的个体自发反抗行为，也不再存在梁山式的两难选择——反抗到底还是终极招安！
在漫长的君主专制的时代里，侠义之士们曾以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蔑视和不屈的面目出现，这种存在本身给被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所压迫的民众精神慰籍。然而侠士的个体却由于找不到最终的精神的归宿而显得缺少着力点。而到清朝末年，在反抗满清专制政权的洪流中，侠义精神与现实政治活动相结合，从而获得可持续性的生命力，便上演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
这正是：借来侠胆助更化，志士从来是豪侠！
万里 2007.4.29
本文参考书目：
《游侠人格》
《秘密结社和中国革命》
《孙中山传》
《国民党党章之光芒万丈的同盟会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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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侠义精神与清末的反专制革命
(首发稿)
文章摘要: 政权革命是制度革命的前提，而制度革命将成为政权革命的目的。在这种原则的指引下，侠义精神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一特点在满清政权统治的末期已显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