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
一个童话诗人，一个到处遭遇放逐的俄罗斯苦难的魂，一个携带六弦琴的文学哥伦布，梦寐以求，登上假想的东方，在遭到一个以野蛮和骄纵著称的帝国驱逐以后，饮风餐露，来到中国。
可三百六十五日过后，爱罗先珂，一个盲眼人，一双习惯于俄罗斯土地上百鸟朝凤的耳朵便再也无法消受一个帝国坟场般地寂寞。他眉宇微蹙、面目愁苦，夜夜怀想旧游之地缅甸的美妙夏夜，继而说出“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然后怒不可遏地离去。
觉醒者的悲愤就是这样被点燃的。他们先是飘洋过海（这与祖先的“乘桴浮于海”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谦卑地学习敌手的政教、思想，然后迫不及待地归来，向沉睡于铁屋中的人们声嘶力竭地呼叫起来。
这注定是一个充满艰辛而又屈辱的过程，因为这必将招致暴君以及暴君治下几乎所有臣民的精神反扑。但启蒙是什么？启蒙就是将人的声音灌输到“类人猿”的耳中，使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地自由发声，从而避免成为阔人猴宴中的极品。启蒙者就是那些喊山的人，就是为一个长期喑哑的种族安置喉咙的精神医生。而思想的差异又丰富着呐喊的风格。李守常是一个墨侠兼容的实践家。他“走向民间”的呼声与其说发轫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还不如说是传统耕读主义的延续。胡适之则是一个“研究中国学问的美国人”，他一生渴望理性、渴望秩序、渴望在一个古老而凶恶的暴力帝国内部建立一个人权与约法并行、自由与民主双赢的好人政府。可他唇焦舌敝的“实用主义”劝谕并没有把一个流氓政权踅入宪政之道，相反，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里，他清醒而刚健的声音必然要招致来自左右两翼的联合诟病。这就好比一场球赛，必得人人遵守游戏规则，裁判才显得有意义。否则，他关于公正与违规的呼声只能留待后人。
只有陈独秀是一个例外。他是一只从黑暗王国里飞出来的隼，双眼如矩，羽毛横披，却命定从一个乡愿而充满卑怯的种族上空起飞。这个思想家，这个行动主义者，这个启蒙浪潮中狂飙突进的英雄水手，一生五入监狱，最后一次是1932年10月，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缉拿了他，在由沪赴宁的囚车上，“五四”的总司令竟酣睡达旦、如居卧室。但他艰苦卓绝的努力并没有赢得一个恐惧自由的种族的广泛敬意。相反，就在这次被捕后，一致要求“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不仅有新疆省主席、湖南清乡司令以及形形色色来自三民主义政权中许多省、市、县、乡等“党部”单位，甚至连远在瑞金的《红色中华》也发表了幸灾乐祸的消息——而他至死都在研究着，如何用一种快捷的手段达到民主的目的？这是否意味着必须借助于一种血肉横飞的暴力？他思想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国家、民族自由发展的前提和动力，而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制度是应当保证少数人拥有“异端的权利”。
这是一具充满风暴的灵魂。他筚路蓝缕的一生使人想起“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的伟大旋律。
而“最后／你选择在水上。抹平／一生坎坷的脚印。成一幅／白纸：等待另一次再生／我苦难的王／诗歌的父亲”。一个现代诗人沉痛地 记录了以上的几行。让我再补述一笔：1942年5月27日，这个一生鼓吹科学的启蒙老人，不堪忍受胃肠病之苦，误服蚕豆花水，中毒，辗转数日而亡。于是小小的江津有福了。
现在让我们谈谈鲁迅。这个二十世纪中国精神的王，被一种来自造化深处的机缘判定，要荷戟彷徨，为一个风雨如晦的种族值更，而相对于陈、胡诸君，他又是最晚加入五四阵营的人。当怕狗的钱玄同征衣褴衫，来到会馆，请其出战的时候，他显示了一种异常可疑的冷静。那时，他的全部生命都集中于一个纯粹倾听的动作。在一堆拓片与佛经的包围中，一个不幸的人辛勤地竖着耳朵。以至于十年的光阴逝去，当这个人从一棵近乎神秘的槐树下坐起，他已经完成了对一个衰朽种族的深度谛听。
此外，关于这个人，我还能说些什么？或许我可以说，他的绝望哲学诞生于他不幸的童年。在药店和当铺间常年奔走的这个可怜的孩子，由于过早地洞悉了尘世的奸险，以至长大后他对一切眶外的眼泪和皮面的笑容都保有一种最深切的疑虑；我还想说，由于这个人一生领略了太多的侮蔑、嘲弄、打击、利用和有形无形的暗箭，使他常常横站着以应付来自四面的攻击，即使卧榻之侧也常备两把短刀，一把用来自卫，另一把用来自绝。
奇怪的是，这个绝望的人并没有导向这个因果锁链的必然一节：厌世和颓废。他从一个纯粹儿童的恶作剧心理──“捣乱”──出发，然后迅速演变为一个种族历史的自觉行为──“呐喊”，而“狂人”就是第一个被安装了喉咙的冲锋队员。在大师的笔底，他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披头散发，脸色乌黑，一颗深自忏悔的灵魂被自食和他食的仇恨灼烧得面目全非。而作为一个人──实际上他自身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他被大师安排，主要是作为一个种族罪恶的象征物在黑夜里出现，而白天他则要敲动木鱼，收集来自全体国民的嘱咐，以便向所有惨死在道德美名下的怨鬼招魂。
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伟大的启蒙家已经深入到了母族意识的核心，趟过时空的界河，我看见一个衰朽的母亲愁云惨淡，坐于文明的深处。从那里她发出一声声浩大的叹息。而它的洞晓者── 一个三十七岁的肺病患者，没有就此歇息，越过“呐喊”的丘陵向上攀登，大师遭逢了一个更加美丽的“彷徨”洞天。
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真正值得喝酒的事件，因为没有一部作品能像《野草》一样将现代汉语的灵魂空白展示得如此绚丽。“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从这个意义上讲，狂人不是人，他只是一个种族历史的呕吐物，被判定以一个集合名词的形式出现。而当白天的喧嚣过去，大师这时要单独面对自己的上帝。在这样一个幽昧的时刻，存在的困境像鱼泡一样浮出水面，而抓住它的手却像虚无一样抖动着、颤栗着，“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失语”的窘迫像梦魇一般攫住了大师的心。他叫啸、挣扎、奋力地往外脱，像被蟒纠缠的拉奥孔。然而一个古老种族的文明“无声”，像巨兽一样已经在他诞生之前就吞噬了他的想象力。这时，他只能“抉心自食”。──《野草》的价值就在于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种族的先觉者在面对自己言说的“黑洞”时所产生的无比焦灼与疼痛。觉醒的灵魂已经有了言说的欲望，但欲望和欲望的满足之间依然有一个巨大的裂缝需要填充。
而后期的杂文写作正是这样一次以个人力量腾空种族意识的文学尝试。在这儿，种族历史的经验被缩略为一个叫做“国民性”的东西，而“国民性”则是仿照一个叫“西方文明”的参照物制成的一面罪恶的镜子。从它里面我们照见了自己的卑怯、凶残、愚顽、颟顸以及奴性天成的丑陋容颜。“国民性”批判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抹去三纲五常、进退揖让的丑恶记忆，搬空一个古老种族的所有生存经验，以便接纳一个新型的、现代的、把人当人的意识体系。
为了这个搬迁工程的顺利进行，这个和善的人竟变得愤怒起来。他把一种古老的、含混的、四平八稳的廷臣语言，通过自己的生气灌注，直接锻造成一把把“投枪与匕首”刺向一个没落种族的所有疮痈──形形色色的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人，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各式各样的巧徽章：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一切都必须面对新的拷问──这使他成为本世纪以来拥有论敌最多的作家，也使他自身在汉语毁灭性的爆炸实践中耗尽了真身。在1936年那场著名的葬礼中，“愤怒明王”的尸身不足八十斤。
●小草在歌唱●
在所有我所看得见的事物中，惟有我的母族是真正不朽的。纵观世界上一切古老的文明形态，只有它历经无数兵灾祸乱、水旱蝗害而独能炼气养神、散拿吐瑾，安然地度过五千岁的寿辰。它仿佛练就了一种奇怪的金枪不倒术，只要它愿意而且发功，就能逃脱上帝的死亡法则。
具体到“现代史”上，它躲避劫难的思路是这样的：当一场号称为“新文化运动”的风暴降临时，它先是抵抗，继而装死，像一条老于世故的虫。而当“五卅”的枪声过后，一大批新文明的播种者，青衫尽除，换上紧身的征衣以救亡图存时，狡黠的母族却从后方苏醒，并借机反扑，像寓言里那条冻僵了的蛇。而外御其侮的胜利并没有把一个腐败的种族从专制的路上拉回，相反，在一个启蒙思想还没有深入人心的国度里，战争只会加重极权的阴影。二十世纪的历史也以血的代价向人们宣示，一个已经停尸待葬的暴政“木乃伊”如不被钉死棺椁则随时都会借尸还魂。
这就是一个种族发生十年抽风的真正原因。它的代价除了七千亿元的有形损耗外，更重要的是它抽去了一个种族赖以生存的自尊、自信以及面对真理时的抗暴基因。捧红踏黑、落井下石、卖友求荣、认贼作父、有奶便是娘，奶大的就是大娘，而大奶嘲笑小奶的干瘪和妒忌，小奶则抱怨大奶的压迫和挤兑，这就使“文革”期间全国各族人民相互团结而又充满怨憎的情形具有了某种历史的普遍性。
然而，也有一些人是不在罪中的，比如张志新。根据最新的《南方周末》报道（1998年8月7日），这个不平凡的母亲，这个在百兽率舞的时代里残存的文明孤本，为了守护一个“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的人生信条，曾不惜忍受拷打，最后“被逼疯：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狱警上报此情，上面（一个以毛远新为首的皇家卫队──狄马注）的回答是：装疯卖傻！”而摄于国家暴力的淫威，烈士的妹妹不得不忍气吞声，直到最近才有可能说出事情的真相：事实上，张志新在被捕期间，曾多次遭到轮奸和强暴。
最后震惊我的是她临刑前的惨痛情景：“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而据说割管就戮的范例，张志新只是其中的第三十位，因为在此以前许多“反革命犯”临刑前曾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个细节不容忽视，它的深刻性甚至超过了冤狱本身：在一个黑漆漆的暗夜里，一条自由的喉咙就是一柄淬血的刀锋，它清脆、响亮，像一尾带哨的鸽音，穿过一个无人喝彩的星空，刺向一张张向暴政低头的麻木面孔。声音的历史从此改写。
而这个故事的结尾则带有某种寓言性：《一份血写的报告》被一个叫陈禹山的记者带回北京，通过层层审查，最后送达一个以平反冤狱著称的总书记手中，他异常开明，“一字未改”，只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
是的，多少年了／谁还记得／这里曾是刑场／行人的脚步，来来往往／谁还想起／他们的脚踩在／一个女儿、一个母亲、一个为光明献身的战士的心上？（《小草在歌唱》）
一个叫雷抒雁的现代诗人淌完了鼻空里所有的眼泪，沉痛忏悔道：我是军人／却不能挺身而出／像黄继光／用胸脯筑起一道铜墙……我是共产党员／却不如小草／让她的血流进脉管／日里夜里，不停歌唱……最后庄严宣告：“千秋万代／人们都会把她当作榜样”。
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诗人的肤浅宣教。在泪浪滔天地哭诉张志新是“一个女儿、一个母亲、一个为光明献身的战士”之后，那个最重要的定义—— 一个人、一个神之子、一个造化用同样的精力锻造的血肉之躯——始终没有出现；在呼天抢地地表白自己是一个军人和共产党员之后，那个最基本的事实始终没有揭穿，即，一个人，一个男人——仿佛作者的全部罪过就在于自己是一个军人和共产党员，如果自己不是军人和共产党员，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充当看客，至少可以不像黄继光和小草。
这牵涉到一个种族如何对待自己的灾难。也就是说，当灾难来临时，是跪下来顺服呢，还是站起来抗争呢？当灾难过去后，是站起来控诉呢，还是跪下来忏悔呢？那些世故的微笑，虚假的练达，深不可测的腐朽智慧，像尘沙一样漫过“反思文学”的角角落落。然而我们凭什么认定，他们所书写的“杂议”或“六记”，不是经过内心深处的“自我”有意无意地整合或粉饰的结果？或者说我们有什么理由去相信一本本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标高线上如老鼠嫁女般天真烂漫的“回忆录”？当几十年的时光过去 ，那些形形色色的撒谎、构陷、叛变、告密……变得像云雾般的虚幻时，他们中有谁敢面对后世子孙花骨朵般翘起的嘴唇：“你们中有谁是无罪的？”
没有人能回答。我们只知道，割喉管的人是无罪的，刑讯逼供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检举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不敢据实报道的《光明日报》是无罪的，施暴和轮奸的人是无罪的，那么，谁有罪？谁干的？这个问句像一柄玄色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一个健忘种族的头顶，像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
●追怀与响动●
现在，翻过时间的业障，那些风流的影像、俊俏的神姿、梦一样自由的思想之花，如海市蜃楼般消逝于历史的暗夜里。只有我，一个追思者，还停留在时间的感伤之中。
我想起二十年前的一个午夜，我和我深爱的祖母躺在一个乡间土炕上。在临近三更的时分，忽而听到一阵翅膀拍击屋顶的声音，接着传来一声低弱而锐利的惨叫，祖母说，是雁过也，它们要赶天凉飞回南方的家。我说，不对，在这么黑的天上飞行，谁来为它们执掌马灯？祖母说，别问了，傻孩子，她们的眼睛就是一盏盏明亮的灯。我于是就在迷迷登登中入睡，起初就梦见一个白发老人拿着刀具要给我换上那“明灯”似地眼睛……然而祖母推醒了我，这使我有幸听见了一组童年时代最悲切的声音：像一滴露水穿过一堆断草的枯茎，像一道细流在石缝间低回悲鸣，又像一个病弱的童女躲在墙角暗自吞声，当一阵痉挛似地惨叫掠过屋顶，进入我的耳鼓时，祖母已穿好了那身对襟的棉衣。
这以后，我就亲眼目睹了一个雏雁在屋檐上挣扎死去的情节。它的嘴尖尖地伸进泥土里，而躯体则不停地颤栗，抖落起来的褐色羽毛被风吹起，又无言地落地。而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在她被死神攫取的最后几秒里，我看见从她无助的眼睛──我梦寐以求的明灯似地眼睛里──流出一滴晶莹的泪水，然后便默默地关闭，像关闭了一座神秘的庙宇。
大约过了好多年，具体地说就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一个下午，我坐在教室里学着崇高的数理化，我的理想是在学年考试结束后，胸前能挂上一枚“模范共青团员”的徽章。顺便说一句，那时的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纯洁得像一个唱诗班刚招来的女童。然而，外面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砍伐声，那铁锹、斧头杀戮树根的声音，使所有的学生来不及听到铃声就冲出了教室。这时我目睹了我在青春时代最为惨痛的一幕：在正午的阳光下，一群无耻的屠伯正在挥舞着锯子。他们的脚下横亘着树干和树枝，头上则盘旋着乌鸦和麻雀——那些黎明即起的我们可爱的伙伴。一棵小树无言地倒下，在背朝我落地的一霎那，我的灵魂深处忽然发生了一阵惊惧，我知道它来源于我童年时代的那场莫名神启。一种几乎是凭借直觉的判定，这是一场人性与反人性的战争。我飞奔着冲到楼下。
这时，我的身后传来一阵由无数“噢、噢”加起来的怒吼，我知道它来源于我同伴们的口中。它联合着天上的麻雀、乌鸦，汇集成一团看不见的风雷，飞快地掠过伐倒的树木，共同制止着一场血淋淋的荼毒。我看到伐木者的手“顿”了一下，我知道那是利欲熏心的灵魂被声音构成的闪电照了一下。就在他们漆黑的灵魂被强光照亮的时分，乌鸦和麻雀又尖锐地叫起，它等于向世人宣告：看，这些伐木者的灵魂，远远地在我们之下。
然而屠伯们并没有因此住手，在一场发源于良知深层的声音起义被严厉地弹压后，生活陷入了一种无耻的嘈杂之中：警笛，喇叭，此起彼伏的叫卖，浅薄无聊的广告，人民日夜不息地麻将喧闹，移动电话随地大小便般地公然炫耀，电子垃圾，各种心灵热线、有奖竟答，以及无数从星罗棋布的歌池、茶秀、美容院、按摩坊、低等旅馆里走出来的改名为“小姐”的妓女肆无忌惮地调笑……所有的这一切都给我们一个假象，即，相对于禁欲主义时代，人民普遍安装了喉咙，就像安装了一部可以随意拨打的程控电话。
但没有谁在这些“响动”中获救。注意，是“响动”，而不是“声音”，对这两个词语的准确把握使我们对物欲主义时代的一切聒噪都充满疑虑。
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声音的花园行将坍毁的年月里，那些没有灵魂的空气振动并不能给小信的人们提供最终的出路。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陪妹妹、下岗工人、农民兄弟、城市小业主，这些受欺压的流泪，但没有歌曲安慰他们；权豪政要、公安战士、乱收费的税吏、爱打人的乡党委书记、划开肚子然后要红包的医生，这些欺压人的有势力，但同样没有歌曲安慰他们。
我于是常常见到这样一种“独语”景象：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或女人在街上走着，周围并没有他（她）熟识的人们，而他（她）或面带微笑，或稍显愠怒，旁若无人地喃喃自语着。这其实就是人在丧失普遍关怀后的一种自慰现象。说明鸡零狗碎的快乐，俯拾即是的谎言，神经错乱的发泄并没有遮蔽人对心灵世界的内在渴求。它成为我对一个人和种族抱有最后信念的依据。
而人的真正困难在于：假如他从来就是这样的，从来就是生活在一个狂躁不安的世界里的，那么，他就不会对任何终极性的静穆、和谐抱有任何先天的印象和观念，他就会像一头在污泥里长大的猪一样自得其乐；但他从不满足，从不以眼目的享乐为足，因为他曾经有过幸福，有过完美，眼见过伊甸园的永生和缄默。因而，他的痛苦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的痛苦。他的所有懊恼、愤怒、耻辱和不安都来自于那个复辟的企图——而我是敲钟人，在那个至高者的廓大声音没有全面传来之前，我不想单方面播散有关信仰和爱的神圣消息。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