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以后，“五七”干校不断开展新的政治活动：如批判“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批林批孔”等等。这些政治运动的做法，同一般机关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不值得追记。值得记叙的是一批典型人物在“五七”干校的经历和表现。
1971年冬季，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高克林也到干校来了，在菜园劳动，而且冻结工资，监管很严，1972年春节都不许回家。我感到纳闷。因为高克林虽然在西北局资格最老，是1923年参加共青团（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1929年才参加共产党）但他不属于刘澜涛的“华北帮”，在西北局是边缘人物，没有实权；而且他在“文革”前就去北京疗养，西北的当权派和造反派没有揪斗他，没有打倒他，他怎么会到五七干校来呢？后来高克林自己讲了他近几年的经历。原来，1967年，西北局被造反派夺权，大多领导人都被打倒以后，住在北京的高克林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西北局犯了错误，他是西北局领导成员之一，愿意回西安接受群众的批判。周恩来回信说：西北局的错误与你无关，西北的群众并没有要求你回去接受批判，你安心在北京疗养。后来，大约毛、周对兰州军区第一把手不大放心，派高克林担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高穿上军装走到西安，兰州军区政委兼司令员冼恒汉和驻陕“支左”部队主要负责人胡炜给中共中央军委发电报说：高克林有叛徒嫌疑需要审查。高克林的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职务未被免职，就被陕西的军管组关押起来，而且受到拳打脚踢的待遇。在军管组关了一段时间，又被送到“五七”干校审查。1972年春天，高克林从“五七”干校给周恩来写信，讲了他在就任中途被扣押审查的情况，要求去北京治病。周恩来命令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把高克林送到北京治病，陕西省革委会通知杨梧干校，杨梧干校派车送高克林。高拒用干校的汽车，自己搭火车回西安转赴北京。事后，陕西省革委会批评杨梧干校虐待高克林，杨梧干校负责人回答：冻结工资不许回西安都是按省革委会命令办的。1972年，以胡耀邦为首的“西北三家村”副村长、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和西北“三家村”的骨干分子原陕西省委秘书长陈元方也被解除军管，送到杨梧干校继续审查。半年后，“西北三家村”的另一个副村长、原陕西省省长李启明和我们的对立面原西北局书记处书记w、原西北局秘书长h和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f也陆续到杨梧干校来了。这些人，加上已在干校的林牧和原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w，被编在一个学习小组。至于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经过西安造反派最多最重的批斗以后，起先被送往北京，后来被安排在安徽省安庆市，同我们不在一起。虽然两个对立面的人编在一个学习组，但是在思想感情和生活上仍然泾渭分明。
赵守一、李启明到干校以后，对我们讲起他们的故事。原来，赵守一比李启明早半年解除军管，可以自由出入军管组，参加省革委会组织的学习班。赵守一每天回军管组，都要给李启明带一盘菜，而李启明要求赵带来的，天天都是红烧肉。这一点，我们坐过监狱的人都有体会，因为监狱的伙食标准是每天4角钱，加上管理人员克扣粮油，不但吃不饱，而且没油水。所以我们坐过监狱的人最想吃的东西就是红烧肉，河北和东北人最想吃的是饺子。由于赵守一在“文革”初期就被扫地出门，家属被送回农村监督改造，所以，解除军管以后无房可住。军管组擅长虐待人的管理员薛胖子态度大变，对赵守一说：“我可以给你找一套房子。”赵守一回答：“谢谢！我住够了！”赵守一经过多年与世隔绝的监禁，仍然保持着政治家的敏感。他说：“我们这些人不要去批极左思潮。煽起极左思潮的不是林彪，是毛主席。我们如果批极左思潮，迟早又会算我们“翻案复辟”的帐。他说：“林彪、陈伯达虽然垮台了，中央还有一些人心存叵测，窥窃神器，顽固推行极左路线，形势并未根本好转，国家的前途，我们的前途都未可乐观。
原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w，也和我们编在同一学习小组，此人在“五七”干校不断暴露了他的翻云覆雨的风派品质。在一次批判林彪的小组会上，w发言说：1963年他就发现林彪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是实用主义，赵守一采纳他的意见在西北局会议上发表了，受到批判和迫害。赵守一当场声明，w讲的情况不符合事实。真实情况是：赵守一本人对林彪的许多观点提过不同意见。“文革”时期，w首先揭发了赵守一对林彪还有毛泽东一些理论观点的意见，整人者摇身一变而要在被整者当面把人家的观点据为己有，脸皮真厚。审查赵守一的专案组在林彪事件以后有了变化，他们也想找出一些能够为赵守一开脱的材料。他们从陕西省委档案中发现：1959年，赵守一担任省委文教书记时，曾经以省委的名义作出改进高等学校政治课的决定，主张用毛泽东著作来代替苏联式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教材。专案组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第一个调查对象就是w， w又一次作伪证说，那个意见是他先提出来赵守一采纳的。赵守一专案组又向我和原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正副处长调查。我们都说提出那个点子的是赵守一不是w。1958年，w曾在理论刊物上发表了批判“根据论”、“条件论”、“规格论”的唯意志论的文章，受到陈伯达的表扬。“文革”初期，没有人敢于批判陈伯达表扬过的文章。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专案组要同w算账。w推诿责任说：批“三论”，不是他的观点，是林牧的。专案组找我调查，我说：我确曾口头提出批“三论”，w如获至宝，用他的名义发表了文章，陈伯达表扬他时，他沾沾自喜，挂口不说他是剽窃别人的观点，w没有要我在他的文章上署名，我也没有受过陈伯达的表扬，不能替w的文章负责。
我原来设想，我的回忆录每一个主要段落，都要写一个典型人物，w就是其中的一个。而我要反映典型人物的特征，分散写不如集中写。这里既然提到w在五七干校的表现，就不如把他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表现也写出来。
我在前面写过自己的一些朋友，尽管他们的思想政治倾向不尽相同，但都是一些诚实 而不自私而又坚守某些政治原则和道德准则的理想主义者。因而，他们的政治生涯都是坎坷甚至悲惨的。w却不同，他是并不坚守某种理想和道德准则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由于他具有善于观察和适应政治风云变幻的经验与手腕，他在政治上没有受过一次打击，反而官运亨通。他的下台，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累累如贯珠的一连串婚外情暴露了。他在1979年复出以后，仍然把他的机会主义和婚外情贯彻到底。1983年，他到北京后向我打听“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我告诉他：邓、陈和胡乔木、邓力群要搞，胡、赵、万、习不赞成。我劝他不要表态，并请他给陕西学术界的g和文艺界的h带话，请他们三位带头人稳住阵脚，不要乱来。他告诉我“我们的认识是清醒的，是不会有错的。”可是，w回西安不到一周，我就从中央电视台看到陕西理论、学术、文艺界三巨头连翩亮相，大讲“清除精神污染”。“清污”流产以后，我见到w和g，问起此事，他们矢口否认，说他们没有表态。1987年，耀邦下台后，陕西“三巨头”又一次在电视新闻中亮相，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批方励之、刘宾雁。“六四”以后，w和g这一对亲如兄弟的风派理论家决裂了，起因是：g在陕西省委一次声讨“动乱”、“暴乱”的会议上，不指名的批评w：“我们有些老理论工作者对‘四项基本原则’也发生了动摇。”w听到这个消息，把g的一些私下谈话收集起来，编成g的“反动言论集”，送给陕西省委。省委要求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开会解决w和g之间的矛盾。W和g在会上互相揭发，彻底决裂。事后，g感到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桂冠难保，心脏病大发作，死了。G的家属不许w登门吊唁，不接受w送的花圈。W心脏病也发作，跟着死了。陕西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为他们贴出一张讣告：“某某死了，终于死了，死的迟了。”这就是民众对风派理论家的盖棺论定。
杨梧干校还有两个陕西省级机关东派的造反司令，他们是被当作“五一六分子”送到干校审查的。主要问题是：“给康生整理黑材料”。这是受军队支持的西派为东派制造的一起假案，诬陷东派头头收集康生的问题，要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控告康生。他们用逼供的手段强迫东派一个骨干写了一份交代材料，牵连了一大批人。后来那个写假材料的人，写了遗言，说明他的交代是在严刑逼供下伪造的，他感到内疚，只好自杀。此人自杀后，这个假案仍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继续审查。东派的副司令承认了假案，正司令没有承认。杨梧干校审查“五一六份子”的运动，主要是围绕这一案进行的。在批判东派正司令时，副司令上台把那个假案讲得有鼻子有眼，对正司令疾言厉色、义愤填膺。我真佩服那位副司令，面不改色编造假话诬陷同伴的能力。这个假案，在康生被否定后，自然得到平反。可是那些神话康生，整人致死的人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批林批孔运动以后，中共中央一再强调落实干部政策，在杨梧干校受审查的人，绝大部分都离开干校，分配了工作。只留下我们这一个老大难小组，还受到最后一次批判。那是因为我们在果园劳动时你一句，我一句编了一首《干校八景》的打油诗，其中有一句“坑坑洼洼杨拉路”，指的是从杨梧干校到拉丝厂那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干校一些工作人员贴出了大字报批判我们“污蔑五七道路”。由于干校只剩下稀稀拉拉几个人，批判我们的大字报无人响应，也就不了了之。可是，“五七道路”走不成了，因为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撤销全国的“五七干校”，我们必须离开。当时的所谓新省委和红色政权处理我们这些人时，对我们的对立面还是给予优待。被民众称为“狗头军师”的原西北局秘书长h被分配到陕西咸阳地区担任地委副书记，原西北局书记处书记w和原省委书记处书记f被送往北京。对于被打进胡耀邦集团的四个人是这样分配的：原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到长安县拖拉机厂做修理工，原陕西省省长李启明到户县电厂做钳工，原省委秘书长陈元方回家治病，林牧以未作政治结论的非党干部身份下放到商洛山区锻炼。
我在“文革”初期的生活待遇是冻结工资，每月发生活费50元。在“五七干校”恢复了原工资，并补发了冻结工资。因此，初到商洛地委和专署的招待所，那里的人看到我的工资级别同地委一把手一样，都在议论猜测，有的说：这个人可能是来接替地委一把手的，有的说：起码是个地委副书记。据说，商洛地委在为我分配工作时颇感难办：省委组织部的通知是：分到农村基层做一般工作，农村基层是指公社，公社养不起也不便使用这样一个高工资、高知名度的人。他们把我分配到商洛地区林业站，林业站也算是基层，又在城市，比农村生活条件好些。林业站同林业局合署办公，他们也不便给我分配具体工作，只告诉我，想出去了，就在商洛七个县走走，做一些调查研究。省上还有一批已被解放的当权派下放到商洛降职使用，有一位地委革委会副主任（副专员）在延安时和我同住过一个窑洞。这些人都害怕我“黑线缠身”（有胡耀邦、张德生、赵守一三条黑线），不敢接近，倒是一些萍水相逢的一般干部，没有那些功利主义的考虑，同我来往频繁，有的还同我成为好朋友。有一位比我年长资深的老干部地区农办主任赵子珠，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常请我到他家吃饭，下乡时常约我同路，因为他有车，可以让我少走些山路。但在我回到省委工作以后，他到西安开会时，我请他到我家来，他不来；我到商州，在地委书记陪同下专程去看他，他竟然回避了。在共产党内，也有这样施恩不图报、共患难而不共安乐的高人！我在那一时期做过的农村调查，现在时过境迁，没有什么用了，只是对我加深对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的认识有好处。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主要是思想政治方面的是非颠倒，人妖混淆，是对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造成了数以千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但在经济上的破坏性远不如“大跃进”时期。商洛地区是陕西省最贫困的山区，但是，农民贫困的程度，并不比过去更严重，相反的，山上的梯田，河川的坝地还在增加，植树造林还在发展，市场的供应也比三年饥荒时期好得多。我还发现，在“文革”中走上领导岗位的县级干部并不都是不好或不称职的。例如：我当时接触过的商南县委书记周兴诗和山阳县委书记李小林，就是比较优秀的干部。周兴诗在“文革”后期就发现“四清”中受打击的基层干部和在“民主革命补课”中补定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大多是错案，并着手进行平反。这在当时是有胆有识、难能可贵的。80年代初期，周兴诗推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大胆和快速，在陕西全省都是闻名的。李小林思维清晰，即席讲话有点子也有条理，在山阳县抓农业和林业很有成绩。可是，在清理“三种人”时，李小林被撤职，周兴诗在职务提升时也遇到阻力。“一阵风”、“一刀切”和“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弊病，也是中国政坛的痼疾之一。
曾经在商县流放的彭真，恢复工作以后说过：“专案组没有一个好人。”我的感受不同。审查我的专案组换过无数次，他们对我的言行的分析批判，是按照当时的思潮上纲上线的，难免是非颠倒和混淆，但在具体事实上，除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御用专案组以外，其他专案组都是实事求是的。比如：他们审查我的问题主要是我同胡耀邦、张德生、赵守一的“黑线关系”。在开始审查时，他们相信上级讲的“林牧如果不是黑线人物，陕西就没有黑线人物了。”但是，确定黑线人物的标准，是参加过胡、张、赵的反党阴谋活动。他们查来查去查不出我的阴谋活动，不能适应上级的需要，就把专案组换一批又换一批。其实，胡、张、赵本人就是不搞阴谋的，怎么能查出我的阴谋活动呢？我在恢复工作以后，把审查我时间最长的一个专案组长推荐给省委一个部门担任处长，推荐的理由就是：“这个同志政治品质好，在政治压力下能够坚持实事求是。”
据说，省委组织部发现我不在农村基层，向商洛询问，商洛地委就派我参加“学大寨工作队”，到镇安县深山区梅花大队去当驻队干部。当时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对于从上级机关下放的“走资派”，是同情而不虐待的。他们对我的吃住都很照顾，也不给我派重活。我发现有些农民不吃盐、不点灯，就给他们送了一点盐和煤油、煤油灯。我的房东老薛劝我说：“以后你不要给他们送东西了，山区这样的穷人不少，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你现在这样的境况，碰上多事的人还会说你在腐蚀贫下中农呢！”有一天，我的房间张贴的毛泽东像被风刮掉了，老薛赶紧打浆糊贴上，并对我说：“我怕有人抓你的辫子。”
农业学大寨，除了务虚以外，在山区就是修梯田。修梯田，增加了耕地，提高了产量，是有成果的，但是，代价太高，手段太野蛮。在劳动报酬方面，除了直接受益的生产队以外，其他生产队基本上是无偿劳动。虽然记了一笔工分帐，规定了以工还工，但是，那笔账一般都没有兑现。劳动是强制的，劳动量是超负荷的，也没有安全生产的制度和条件，开山炸石，常常死人、伤人。梅花公社邻近的一个公社，实行残酷的劳动惩罚。他们把完不成规定的土石方任务的农民，编为“懦夫懒汉队”，挂上“懦夫懒汉”的黑牌子，打人骂人，甚至使用电刑。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在出事以前还专程拜访过我，滔滔不绝的大讲他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不满，表示他对老干部的敬意。出事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家伙。
我下放到生产队不久，就遇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们驻队干部也被集中到公社学习讨论。按照上级规定，人人都要发言表态，我保持沉默。梅花公社书记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他在会下对我说：公社书记和主任还要到县上参加“批邓”会议。你替我写一个发言，用我的名义去讲，就算你过关了。我把报纸抄了一抄，替公社书记写了一个“批邓”发言，再没有人要我表态了。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期间，我在西安休假，并没有到西安钟楼和新城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议论是有的。但是，当时的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看到胡耀邦、万里、张爱萍等“右倾翻案风”的几员“干将”也被视为“天安门事件”的后台，认为胡耀邦这一方彻底完蛋了，就于四月下旬把我从下放地叫回西安，向我宣布了“顽固对抗文化大革命，性质严重，开除党籍，行政级别降四级”的政治结论。此后，我仍被指定回到镇安县梅花公社，他们没有讲进一步的处理，大约要我永远在山区做一个带工薪（降级后的工薪）的农民吧？
当年1月，周恩来去世，山区的农民也有政治敏感，他们对我说：“中国的半边天都塌了，你恐怕永世不得翻身了。”9月，毛泽东去世，我不禁失声痛哭，房东老薛说：“你对毛主席真是忠心，把你整到这步田地，你还哭得这样伤心！”其实，我所以失声痛哭，是因为我深知毛泽东是变幻莫测的，他对任何人的信任都长不了，信任高岗又打倒高岗，信任刘少奇又打倒刘少奇，信任林彪又打倒林彪，信任邓小平又打倒邓小平。如果毛泽东不死，说不定哪一天又会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一伙，毛泽东一死，江青一伙必定上台，中国完了，我不用说也彻底完了。可是，这些话又不能对老薛和其他任何人说啊！后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打倒“四人帮”，我根本没有想到。
“四人帮”垮台以后的事，我在上一篇回忆录中已经写过，补记“文革”的经历，就到此为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