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民运失败悲观论甚啸尘上。诸如：中国民主运动非常失败，太多的民运中人徒慕虚名，功利主义、山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投机主义[i]；民运人士一盘散沙、毫无力量、各自为政、内耗内斗不断[ii]。民运的问题严重病入膏肓。民运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其成员、领袖和组织结构乃至事件性质与规模，基本上不是依靠自身决定，而是依媒体来操办。民运成了无本之木。所谓“海外民运”与“国内民运”的关系， “国内民运”其实根本不存在；只有存在于海外媒体上的民运，国内民运不过是“海外民运”的附属而已。媒体被中共掌控，不仅国内的（全部），而且海外的中文媒体（大部）、乃至西文媒体（关注焦点与对“领袖”的结构性控制）。结论是，“民运”的“领袖”（不是全部，但声音大小）和结构（基本上），表面上与中共分庭抗礼，实际上最终却是受到中共（硬件与软件）的结构性操控[iii]。而骆氏在其《海外民运，人权为何成不了势？》归纳了16种原因[iv]。长期以来国内民运活动举步维艰，国外民运是从没有停止过党伐之争， 权力之争，利益之争[v]。
我认为民运没有失败，仅是尚未成功，因而不必悲观失望；而民运暂时未成功，不是因为中共强大，中共实质上已丧失政治灵魂成为没有理想与未来仅靠利益维系的犯罪利益集团，尽管中共早已病入膏盲无可救药,但其在反人民行专制，欺压人民，抢劫国家财产，掠夺民膏民脂方面，依赖其掌握的国家暴力机器，仍有不可轻视的实力；然而民运长期以来没有公认的政治领袖，缺乏成熟公认政纲、政策、策略、战略、方针，民运组织实质上缺乏灵魂，因而无法形成统一强有力的组织联盟，也就不能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因此，一旦民运公推政治领袖，各民运组织真正团结起来协调运作共同奋斗，中共彻底跨台的日子即将到来。
一．中国民运与民运的定义
封从德将[民运人士]定义为以争取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面目出现的人。[民运]是上述[民运人士]组成的团体与事件的总称。这一定义本身含义不明，前者将假冒伪劣的民运人士亦包括在内，后者因为民运人士组成的团体仅是民运组织，而民运组织本身与民运并不能等同，至于[事件]到底何指令人费解。马文都认为:民运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涵盖政治异议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从广义上讲，凡是为追求民主、自由、人权而提出诉求或进行奋争的个体或群体[vi].其实民运乃民主运动的简称。而民主运动是指国人为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建立自由公民社会而进行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一切活动的总称。因此民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民运包括所有反抗专制暴政的人士的相关活动；狭义民运则仅指以结束中共一党专制暴政，设立宪政民主制为目标宗旨的民运人士及其组织的所有相关活动。
明确了民运的定义，有助于分清至关重要的敌我友。凡是敌视人民，仇视人权，破坏民主运动，坚持一党专制的人皆是民运的敌人。举凡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对实现民主政体的策略途径有不同主张的人，思想上支持民运行动上保留的人，只为争取个人的合法权益或有慈悲之义举而不参与民主运动的人，曾经是贪官污吏而今洗心革面把赃款捐献给民主事业的人，曾经手沾人民鲜血而今悔过自新愿意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简言之，除了死心踏地维护专制暴政的人及其帮凶外，其他人都应当是民运的朋友[vii]。国际上一切关心中国人的人权、支持同情帮助中国民运，支持中国人民建立民主宪政的国际友人、国际组织和政府、政党都是民运的朋友。因此孤立敌人，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展反抗专制暴政的同盟，应当成为民运始终奉行的宗旨。
民运的基本力量包括民运群体、法轮功、家庭教会等自由信仰人士、商界支持自由民主人士、人权律师、自由知识分子、独立作家、民间维权群体、体制内反专制的改革派、海外爱国华人、现代媒体等等。民运是为全体国民争基本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权利，最终目标是为结束一党专制暴政，建立真正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而非追求哪个阶级或者党派的私利，因此民运必须团结依靠所有阶级、阶层中支持自由民主的力量。其中的精英包括政党即构成民运的领导力量，它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亲民党、中国民进党、中国民运各种团体（中国民主党、民阵、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共和党、）中国共产党内改革派、自由知识分子、独立作家及无党无派的自由民主战士。所有这些组织及个体，各自以自已的方式，一起推动着中国自由民主运动，最终在公认的政治领袖领导下汇集到一起，共同建设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
民运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民主宪政，在此政体下，政府廉洁高效，法律面前人人生等，军队国家化，警察服务社会与公众，文化多元，公民精神自由生活富足，富人具有博爱奉献精神，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的生活有保障。概言之中国民运的具体目标按杨天水的归纳乃是：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军队国家化、司法人道化、外交文明化、分配公正化、教育人性化、城乡一体化、农业生态化、国土园林化。
欲实现民主宪政必须建立自由民主制度，首先必须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实行普选制，包括议会、选举、政党制度，而民主机制则包括参与机制（主要由公民选举、公民投票、利益集团的机制构成），竞争机制（主要包括竞选和考试领域的竞争构成），权力制衡（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中央与地方分权；国家权力之间的制衡及非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衡），法治机制（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宪法审查等机制）。民主唯有建立在信仰层面之上，才是真正的根基牢固的民主。
为实现民运最终目标建立自由民主宪政，领导来源各异的民运基本力量，团结一切朋友共同奋斗，若没有一个坚强智慧的民运领袖群体，没有崇高威望的政治精神领袖，没有一整套成熟的民运理论学说、政纲、政策、策略、战略、方针、路线、计划，没有一个有坚定信仰坚强有战斗力的组织联盟，与盲人骑瞎马一样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二．民运文化
当下民运文化较突出的有如下几种：
徐水良提出新人本主义[viii]主张吸收和继承西方和东方文化精华并加以发展，吸收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人本主义否定神本主义宗教专制，提倡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人道的西方文化精华。反对五四至《河殇》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主张在吸收西方优秀精华的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如儒释道诸子百家并存的多元文化传统，政教基本分离的世俗政治和政权制度，反对封建割据和封建血统制度的国家管理和官员选拔制度等等。在政治上，与自由主义加宗教原教旨派相反，主张采用理性激进主义策略。既争取平常条件下的温和缓进，也不放弃准备、创造、促进条件成熟时历史所必需的飞跃和激进。既不反对改良，也不反对革命。反对自由主义者和伪改良主义者拼命反对革命，鼓吹告别革命的做法。
张国堂认为中共党文化是以仇恨为基调的假、恶、暴的叛乱文化。这种文化不可能教育出善良的人，也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优良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恶人不会遵守优良的制度和法律，而只会破坏之。民主中国的文化必须是以仁爱为基调的真、善、恕的安乐文化。行上帝之道，走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道路，以儒家学说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以西方政治学与自由主义学说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把中国建设成为没有内战、没有冤假错案、没有腐败、没有官僚机构的膨胀、没有贫穷的公平公正公道的宪政民主自由国家[ix]。
陈泱潮提出人权灵本主义[x]认为：宗教与政治密不可分，但宗教与政治密切相关决不等于政教合一。政治的本质是社会管理体制，既然社会是复杂多样的，政治多元化顺理成章；专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无神论与有神论，极权与人权，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宗教与政治各司其职，各显其能。陈先生认为从神本到人本、由人本至灵本，乃是宗教发展的逻辑结果；人类的最大痛苦并非物质贫乏，而是心灵精神的缺欠；人类最大的灾难也不是生态之灾，而是心灵生态的灾难，而宗教正是人类心灵灵魂的最佳安慰；信仰的力量远远胜过物质的力量，虔诚的信徒所表现的精神力量令人惊心动魄。
南郭以为陈泱潮的[人权灵本主义]是迄今能妥善解决中国堕落的人心，伦丧的道德，毁坏的生态环境，确立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体制的最佳学说之一。此外徐水良的[新人本主义]及[张国堂学说]均有可取之处，值得深入探讨争辩。只有在开放自由民主的民运新文化的芬围中，才能避免民运内斗不止、争权夺利等分裂损害民运，导致中共专制独裁集团得利的结果。
三．民运需要政治精神领袖
民主制度不可能凭空产生，建立民主制度需要一批政治领袖，由政治领袖带领民运人士建立民主制度。政治组织必须有理论学说指导、有政纲、政策、策略、战略、路线、方针等作为灵魂。没有灵魂的政治组织，就没有生命[xi]。民运组织迄今仍没有这种灵魂，这是民运尚不成功的根本原因。1989年由北京学运引发的全国民主运动声势浩大，全国民众的参与度与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均是前所未有的，当时若有意志坚定权威崇高的政治领袖领袖、有理论学说的指导、有成熟可行的政纲、策略、战略；有目标一致的强大统一的组织，可以肯定结局完全两样。没有政治领袖就没有政纲，没有政纲，就没有政策、策略与战略，当然也不会有统一有力量的组织。十分可惜的是，当时上述提及的民运领袖人物要么身在监狱或在国外或尚未成熟脱颖而出，而学生领袖则缺乏政治经验、魄力、谋略与才干，以致难以对付象邓小平一类老奸巨滑的政客，因此失败的结局在所难免。
中国特殊的国情使得民运领袖的作用至关重要，杨天水的总结到[xii]：
由于中共专制暴政的压迫，长期强制洗脑贯输党文化，国民整体变得麻木不仁，是非颠倒奉行活命哲学的愚民，他们崇拜强权，金钱至上，许多民众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的“带菌者”；他们在专制暴政下苟且偷生，不愿牺牲自己丝毫利益去争取人权和自由，在屠刀和皮鞭还没有落到自己头上时，他们麻木认可专制统治者，对人权和民运无知甚至肆意诋毁。
由于长期生活在政治、经济和精神三重虐待下，国人养成了深入骨髓的奴性，不到无法活命时，几无人权或权利意识。
因此中国的国情是专制独裁遗毒太深几成普遍恶习，而中共当权者残暴至极且极端自私狭隘，民众又非常自私胆怯且大多无知愚昧，能凑合活着决不会舍命争民主自由，更重要的是民运自身缺乏公认的政治领袖，尚无成熟的政纲政策策略与战略，尚未形成统一坚强有力的组织，在此条件下，中国民运要想一战而成功，短期内实现宪政民主制很难
人有领袖欲相当正常，但民运领袖不是自封的，是在实践中考验、锻炼、成长并经民主程序产生的。智慧魄力，理论学识素养，人格魅力，眼光与胸怀，坚定信念及对民运的贡献，是决定一个真正的领袖必须考虑的因素。不能仅以过去受过共产党迫害、坐过多少年牢、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过贡献、得过国际奖项、有国际知名度等理由，成为凌驾于民运组织之上的特权人物，成为可以不经过民主选举而垄断民运组织的当然领袖。当然，敬重前贤，提携后进应当成为规则。对于民运前辈及先驱者，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但任何人都不能超乎民主原则垄断领袖的地位。民主国家的选民选举国家领导人，只考虑被选举人治理国家的能力，而不考虑被选举人的资历或贡献，人民不会因为感谢某个人为国家民主化作出过巨大贡献，就投“感谢票”请他作国家领导人。
四．民运政治领袖必备的基本素质
民运政治领袖应当在思想理论、道德品行、人格魅力、政纲政策策略、战略方针、运作能力各方面皆有杰出素养出类拔翠。
楚天舒先生提出了民运领袖的五方面要求：民运领袖首先应具有民主道德。尊循公平、公义、博爱、悲悯、慈悲、舍己利人等普世道德规范。应有基督情怀和菩萨心肠；其次，应坚定不移追求和践行民主事业，虽历艰辛，遇挫折，百折而不悔；虚怀若谷，心胸宽广，从善如流，具备反省和自省精神；而非为了一己私利，放弃原则，瞻前顾后，首尾两端；再次，应当眼光远大，胸怀大志，而不是鼠目寸光，见利忘义；第四，不是理论家，但应该懂理论；不是思想家，但一定得有思想；是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局面前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的智者，而不是仅凭血气之勇的豪强；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笃定取舍，勇往直前，不计一己之得失，能够高举大旗，呼号天下，怀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度尽，方成佛”的智者和猛士。第五，真正的民运领袖，是能够本着民主的精神，尊重前贤，提携后进，包容同道，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的人，而不是自立山头，呼朋引类，打家劫舍的山大王。但他认为海外民运迄今找不到一个可以为各方接纳，品德、才能、见识、资历堪称领袖的人物[xiii]。因为民运圈还不具备产生民运领袖的土壤，一个伟大领袖的诞生，必然有一个伟大的群体作支撑。
尽管楚先生关于领袖的素质之论不无道理，但是他的看法未免过于悲观，其实民运队伍中已经出现一批堪当领袖的人物，我们不应吹毛求疵，因为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我认为作为民运领袖者本身即是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和战略家应当更佳，特别是在结束旧制度创建新体制的时期更是如此，因为思想理论家做事有计划预测规划，而决不会摸着石头过河，国家大事是最复杂重大的大事，仅凭经验主义行事显然不行；而作为政治家战略家，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纲、政策、策略、战略、方针，才可能提出治国方略，也才能服众。
五．民运政治领袖与民运事业
蚁有王，国有君；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需有也只能有一个总统。一个政党要有也只能有一个领袖。因此，能成为总统或政党领袖者凤毛麟角。凡想当领袖的人就应分析政治形势，据此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以期赢得支持和拥护者。中国人民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英勇斗争已经持续近四十年，中国民运若自1976年起算也已三十年，为此牺牲了无数中华民族的精英志士仁人[xiv]，迄今仍是山头林立、各自为政、一盘散沙，以致缺乏决战早已病入膏盲表面强大实则脆弱至极的流氓专制暴政的能力；这与中国民运没有公认的政治精神领袖，没有成熟的政纲政策策略战略，亦即缺乏灵魂不无有关。既然缺乏公认的政治领袖，是中共专制独裁得以苟延残喘的真正原因，由此可见民运领袖对民运事业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六．民运政治领袖与民运之父
魏京生曾被海外媒体称作民运之父，王炳樟被称为海外民运之父，若从他们的从事民运的辉煌历史与奉献牺牲及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上看应当是当之无愧；然而魏先生虽然海内外知名度及国际影响力均相当可观，且他早在1979年民主墙运动时即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并因此先后坐中共大牢长达18年，为中国民运事业做出过巨大的牺牲与奉献确实了不起，理所应当获得国人的敬重，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无论从思想深度、理论学说、政纲政策、策略战略等综合因素考察，似乎1972年至1976年便拟写与传播天才著作《特权论》[xv]的陈泱潮先生可能更堪称中国民运之父[xvi]。
我认为《特权论》是全面论证原教旨马列主义的经典权威之作，表明陈先生理论学说素养功底不凡。顾准、李慎之、李锐、许良英、胡绩伟、朱厚泽、任仲夷等中共体制内先进人士的相关文论；遇罗克的《出身论》、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徐水良的《反对特权》、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及《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皆从某一角度或多或少论及民主，但无论从思想的深刻性系统性，还是理论的深度或广度，或是从民主与专制特权产生的根源、本质、形式、内容及解决问题的方略均无法与《特权论》相提并论。此外，从陈先生评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及胡锦涛的杰出论评及相继提出的中国民运第二、三方案，不难看出陈先生确系有大智慧的理论家、思想家、政治家与战略家。中共当局之所以长期恶意封杀陈泱潮（陈尔晋）故意冷冻《特权论》（南郭注：1981年中共中央9号文件实质上是专为批判《特权论》而发，但特别注明：不点名不扩散不指名作者及书名）的原因在于中共深知谁是其真正可怕的对手！而民运内部同道长期严重忽视陈泱潮先生及其《特权论》的根源除了许多人不愿意学习不了解陈先生的思想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不少人出于人类天生的骄傲或嫉妒心而有意冷落陈先生。必须指出的是陈泱潮先生无疑是民运前辈中最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及战略家，尽管他不是圣人，也有不少人类具有的缺点与不足。南郭认为陈泱潮先生是堪当民运领袖大任的真正的中国民运之父！
就南郭目力所及堪当民运领袖群体应当包括但不限于：陈泱潮、 魏京生、王炳樟、袁红冰、费良勇、杨建立、辛灏年、徐文立、刘国凯、倪育贤、徐水良、王希哲、王有才、杨天水、清水君、王丹、唐伯桥、高智晟、张国堂、刘晓波……建议凡有志于民运事业且胸怀大志欲做领袖者自告奋勇当仁不让，当代中国正处于历史巨变的伟大时期，因而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生当做人杰，从事伟大的事业是人生最大的快事。当务之急是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自由竞选，公推民运政治领袖，确立民运政纲、政策、战略，树立领袖必要的权威，同时制定有效民主监督制约弹劾机制，限制政治领袖权力。一旦公推出民运精神领袖，除非有充分证据证实其不胜任或有任何徇私枉法之情事并经法定或约定程序罢免弹劾，其余政治领袖精英应当各尽所能，全力支持辅佐政治领袖完成历史赋予的时代重任：尽早终结中共一党专制暴政，结束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苦难，建立真正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
民运之父及民运领袖群体，其思想理论体系、政治智慧谋略、治国方略、战略眼光、学识素养、道德人品、人格魅力以及领导能力，特别是在危机压力逆境中的生存战斗能力，组织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能力均需出类拔翠；因为从事政治活动需要智慧和学识，要目光远大，胸怀全局. 只有智慧过人者才能发现真理，才能准确分析预测政治形势并制定实施足以致胜的政纲、政策、战略和谋略。
七．时代呼唤民运精神领袖的横空出世
中国社会独特的国情致使民众大多麻木不仁自私胆怯奴性十足，但国人普遍日益觉醒权利意识复苏，抗争精神高涨；国际互联网信息时代使得中共的新闻舆论封锁已失效，法轮功群雄坚持长达七年的英勇抗暴斗争业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共的非法疯狂镇压业已失败，尤其是《九评共产党》彻底披露了中共的流氓邪恶本质，九评引发的退党大潮从根基上给予中共专制暴政以致命的一击，为国人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中共早已堕落成没有政治灵魂，没有理想信仰，唯靠利益唯系的犯罪利益集团，而其中坚持专制独裁反动立场的仅是一小撮党魁、党棍及党奴；反之，民运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极少数英雄的个体抗争，到职业民运群英进而出现了一批有学识教养智慧的民运政治领袖人物，发展至今日有各界人士广泛同情认可支持参与的全民争民主反抗专制暴政的伟大民运；建设一个统一、坚强而有力的海外民运组织联盟，是多年来海内外各界民主人士梦寐以求并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这一目标却迟迟未能实现，以致民运整体仍然存在诸多严重问题以致悲观失败论甚啸尘上；南郭以为根源在于民运迄今缺乏一个公认的政治精神领袖，也就不会有更不可能实施成熟公认的政纲、政策、策略与战略，民运组织也就等于没有灵魂；因为没有公认的政治精神领袖必然导致民运力量分散，各自为政，山头林立，也就无法形成统一而强有力的组织，当然也就无法抗衡表面强大实则脆弱至极的中共专制暴政。既然民运精神领袖的作用是如此巨大，既然民运组织整合的愿望是如此强烈，既然历史已届天、地、人皆灭中共的伟大历史变革时期，全体民运志士仁人为何就不能抛弃一已私心，承认自已的缺陷与不足，公推真正的民运精神领袖。可以断言公认的民运精神领袖诞生之日，也即中共专制暴政死亡宣告之时。
[i] 侯文豹
[ii] 张国堂《关于中国民主运动的策略》
[iii] 封从德《民运问题与出路》
[iv] 1，群龙无首；2，民主过度，集中不足； 3，经费分散；以组织分配经费的办法导至山头林立，人头费吃掉了大量有限的资金；4，缺乏坚定的信仰；5，缺乏新鲜血液；6，中共国的外部施压---大棒加胡箩卜；7，中共国特务在内部的破坏，分化，瓦解；8，民运领袖人物等缺乏才干，更缺乏个人魅力。9，钱能通神，钱又不能通真神[即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有时候，钱反而娇惯坏了某些民运领导人物；10，美国人把民运看得太简单，以为造预算，拨一笔钱就可以把事情干起来。11，某些民运人物是吃民运，吃人权不干实事的寄生虫；12，中共用各种收买，分化，瓦解，造谣，污蔑的办法来对付民运，人权。十几年来已经取得成效；13，六四的鲜血在时间长河中被淡化；14，随着中共国在台港，海外投资带动下经济发展，六四的血腥暴行被经济成效所掩盖；15，美国政府，包括布希总统对中共邪党抵制不力； 16，中共邪党掌握巨大的国家机器，国家财政预算。党，政，军，人，财，物。虽垂死而不僵。又吸取苏东垮台教训在贪腐的同时，用大量金钱收买国内外党政军警官僚，精英，媒体，企业家，作家，议员，官员等等；
[v] 马文都《中国民运人士的作用不可抹杀》
[vi] 马文都《中国民运人士的作用不可抹杀》
[vii] 孙上清《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策略》自由圣火 2007年2月28日
[viii]徐水良《中国现状过程和前途》2007年2月
[ix]张国堂《关于中国民主运动的策略》
[x] 郭国汀《宗教政治与人权灵本主义》
[xi] 张国堂《关于中国民主运动的策略》
[xii] 杨天水《反思中国民运》
[xiii] 楚天舒《我看海外民运和民运领袖》 2006年7月8日
[xiv] 参见：郭国汀《中国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前驱者与英雄》
[xv] 《特权论》已由天易人文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精装本，定价38美元/本
[xvi] 有关中国民运之父的理由请参阅《大器晚成—陈泱潮文选序》《只有思想言论舆论新闻出版结社教育讲学的真正自由才能救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