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幼明是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属下的一位警察，最近被该市公安局辞退，原因是他所自办的民间杂志《水沫》被认定为“非法出版物”。 对此，黄石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特地声明：“辞退他，就是因为他非法出版，不再适合当警察，与他在网上的言论无关。”这样的表白属于“此地无银三百两”，这里不管。但，作为辞退理由的所谓“非法出版物”，倒可以议论几句。
出版物就是出版物，在它前边加上个“非法”，当然是中国特色了。中国特色何其多！禁不住让人仔细打量这个词。所谓“特色”就是大家没有你独有，反过来说，就是你和大家共有的、普泛的游戏规则不一样。当然，如果是纯粹的游戏固也不妨，比如你有国际象棋，我有中国象棋。但作为公共生活，如果你制定的规则刻意与普世价值不一样，甚至反普世，那就是你的价值标准出了问题。所谓“非法出版物”正属此类。按照普世常态，一个人把自己或他人的文字（这里仅以文字出版物为例）编辑起来，出资印刷，提供给愿意购买阅读的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是一个公平交易，愿写的付出劳动得到报酬，愿看的付出报酬得到享受。这里，除了发生彼此的权利侵犯外，不存在非法。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有非法出现呢？那就是在“A写B看”的交往中出现了第三者，即C，它规定A的出版必须经过自己的批准，否则即非法。
这个C就是国家行政权力。问题是，国家行政是否有批准出版的权力呢？有，又没有。在登记制的意义上，它有。那是为了出版业的管理，至少出版需要注册和备案。然而，超出此意义的权力，即审批的权力，它没有，也不应有。因为审批的权力，来源不明。就登记制而言，显然是普世公例；就审批制而言，那就是中国特色了。对《水沫》杂志的定性，依据是2001年底国务院发布的《出版管理条例》。根据该条例，《水沫》的确违规，吴幼明未经黄石市新闻出版局的备案就编印杂志。但，现在需要考量的是该条例本身。吴幼明即使走申请程序，也无以获得批准，因为该条例兼具备案/审批之权力。问题就在这里。对备案的权力，我当然支持；对审批的权力，我不妨质疑。我的疑问是，如果《水沫》未经备案而违规，那么，《水沫》和《条例》，谁违法？
“非法出版”本身即违法——这是我的看法，而且它违反的是宪法。这里有必要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什么叫“出版自由”？如果一个公民愿意出版其作品，只要履行了必要的登记手续，他就有权利出版它，并且谁都不能干涉。这就是出版自由。由此可见，按照宪法本身，不存在“非法出版”的问题。“法无禁止即自由”，何况宪法把出版自由说的够清楚。那么“非法出版”的“法”是什么法呢，它就是《出版管理条例》。这就让人感到奇怪，合宪的居然却不合法，这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法？事情很明显，《条例》作为一种权力，它在出版备案之外还要审批，或者把备案就当成审批，这本身就是对公民出版自由的干涉，而这种干涉是“违宪”的；因为宪法并没有也不可能赋予它审批的权力。
我认同我们的宪法，它符合普世价值，但不认同现行的出版条例，它只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不应违反普世价值；同样，作为法律或法规，下位法也不能违反上位法。面临《水沫》的被处置，我既部分性地赞成，同时也送上个建议。所以赞成，是因为它没有备案，违反程序。建议则是，如果吴幼明愿意，索性就把这个程序走一遍。他可以去黄石市新闻出版局为《水沫》的出版正式申请备案。该出版局如果批准，很好，它是在按宪法办事。如果不批，对不起，它是在按“条例”办事，而这个条例和宪法是不符的。接下来，就可以打一场“非法出版”的官司，告黄石市新闻出版局违宪。
当然，我并非不知道，这个官司打不起来也打不通，至少我们还没有可以告诉的宪法法院。这里只是一次“沙盘推演”，但它表示了我们捍卫宪法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