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权力格局中，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职能主要是经济性和事务性的，也就是说，它不会太多关注全局性政治问题，比如说，如果没有中央的压力，地方公安仍然会打击刑事犯罪，却未必把大量资源用于抓捕和改造政治上的危险分子，作为地方政府的首脑，即便有同坐一条船的危机意识，但由于个人努力的作用在政权的形象与稳定上所占的份额太小，与关注整体社会走向的中央政府不同，在经济社会中，不仅政治热情低下，它们对于宏观调控一类的决策也是历来积极性不高，当一个地区的某些经济指标仍有发展潜力时，地方倾向于尽力挖掘出这种潜力，并把它发挥到极至。房价的连年高涨，一部分就来自于这种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张。
我们知道，在国务院提出加强房地产市场引导和调控的八项措施的后，上海的房价仍一路攀升，显示上海地方公然对抗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这最终导致了陈良宇集团的覆灭。在习近平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之后，再有上海市建设局书记落马，显示这场大规模的人事整顿尚未完结。经由加注上海官场的灭顶之灾，上海的房价终于暂时停止了飞涨，不过，虽然房价上涨的领头羊倒下，其余的地区显然并不十分在意陈良宇的倒台一事，除了少数地方政府官员如广州市的市长张广宁之外，多数地方政府仍在放纵房价上涨，据新华网报道，在北京的春季房展上，万元以上的楼盘成了主力，而参展的城区项目房屋单价均过万元，显示宏观调控的政策在北京几乎不起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海淀区区长周良洛被抓。目前尚不好推断周良洛被抓的实际原因，不过，违规批地的情况大概是少不了的。事实上，不仅周良洛一个，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官员都有“破规”批地的欲望，不同的只是“违规”程度而已。因为这个“规”是中央政府制定的，并不代表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他们当然要千方百计地予以突破。总有人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坏的是地方官员，可是，当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动辄与波音、空客签定几十架飞机定单，当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动辄对非洲小国给以巨额援助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中央直属机关官员动辄几万乃至十几万吃一顿饭的时候，我们无法过多怪罪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推行之后，丰厚而又容易征收的那部分被国税拿走，留给地方政府的只是些不好啃的骨头，不把房价拉高借以增加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等收入，地方政府确实很难找到更好的财源。因此，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地区都能听到地方官员为当地房价辩护的声音，他们纷纷与周围地区进行比较，或者强调自己的区位优势，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管辖地的房价上升是正常的。在普通居民为买房而耗尽积蓄的时候，地方政府官员却如此公开地为房价上涨辩护，这在民主国家可能是无法想象的，在韩国，总理因为民众对房价上涨不满而下台，而在我们这里，地方官员不仅并不以民众无力购房为耻，反而以房价上涨“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为荣，显示了权力结构的病态之症结所在。我们不要忘记，上海市的房价曾长期落后与北京、深圳，就在2001年前后，当北京四环之外的房子都涨到4000元以上的时候，上海城区仍有2000元的房价，这说明在“开发和经营城市”方面，上海不过是步其它城市之后尘，至少，上海市的房价非理性上涨，不是唯一的特例。
由于房价的连年上涨，在一些地方，近来单位自建房的情况开始增多，而政策也重新为自建房开了口子，这种单位自建房与多数地区的经济适用房一样，主要惠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而与一般居民无益。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仅以居民的积蓄和工资收入购房是十分困难的，可是，中国的理论税率却是世界第二，尽管在各行业都存在偷漏税和逃税问题，但是，个人所得税因为是单位代扣代缴，工薪者只好接受这种世界第二的税率，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在居民购置第一套房产时的补助政策，在中国却完全不存在，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房价就成了中国民众无法承担之重，以目前的房价与收入之比，很多人穷一生积蓄也买不起一套房子，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对于政治来说，这自然就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因素。所以，中央政府必须遏止房价的继续上涨。
但在税收中拿到大头的中央政府应该为此做前什么呢？仅仅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政策吗？还是仅仅拿一些地方官员的官帽平息民众的不满？
购房按揭利息从个人所得税中扣除，以及大量建设廉租房制度，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人之所以喜好购房而不愿租房，是因为目前的房产租赁市场中，作为租房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只能从个人手中租房，双方一旦产生矛盾，总是对租房一方不利，对租房人来说，很容易产生寄人篱下的想法，于是，几乎所有要结婚的夫妻都会双方家庭的积蓄而购房。但从政府手中租房就不同了，一方面，不会有心理的上自卑感，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因房东的经济、心理情况变化而造成的难以预期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城市人口几乎全部从政府手中租房，对于收入较低者而言，政府廉租房无论从经济还是心理感受上，当然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
问题是，政府（首先是中央政府）愿意为民众提供一些实际帮助吗？这些帮助要么需要从政府口袋里掏钱出来，要么需要一个高效和廉洁的办事机构。目前的政府愿意做吗？即使愿意，能做到吗？并不让人感到乐观。
实际上，居民购房的热情除了增值的预期之外，还有保值的需要，物价上涨的幅度显然大于官方的统计数字，部分谨慎的投资者仍然会采取买房保值的选择，这对于房价的推动，也不容忽视，有时是在股市低密的时候，这一问题尤显突出，目前的上证指数已到3500点，股市在积累风险，一旦股市中的赚钱效应终结，巨大的资金仍然可能回到房产这个相对有保障的领域，要知道，在2000年那一波股市下挫中，多数股票是缩水70%以上的，相对来说，投资房产比投资股市风险要小得多。
全国范围内，房价已成居民生活的最大负担，而且房价上涨的趋势并无停止的迹象，即使撤掉一个政治局委员也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北京城区房价普遍上万元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种变化还是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仅仅抓一个海淀区区长，肯定也无助于解决北京及全国范围内的房价高涨问题，这种趋势不迅速扭转，将造成政治问题和政治压力，因为有购房需求却无购房能力者的心理承受总是有限的。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它可以完全不在乎这一承受力问题，在地方官员们看来，买不起房是你没本事，买不起你可以去租房，只要房价涨起来，就会有大量的土地出让金可以用来塑造政绩，就又大量的灰色交易可以使官员个人受益，政治的稳定与否，本来就不在地方政府官员考虑范围之内，而且，本来问题就多如牛毛，下岗工人上访、复转军人上访、农民上访、教师上访······多一个无房者的压力又算什么？况且，你不可能因为买不起房子而上访吧？
但中央政府的考虑不同，那些买不起房的人不会因无房而上访，却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上街。对中央政府来说，这才是最可怕的。古人说，无恒产则无恒心，没错，那些在城是里打拼十年八年却买不起房的人，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很可能是“上街”的坚定力量。目前社会中，民众普遍再没有“主人翁”的感受，而一套房产，至少还可以使之对居住的城市有一个基本的归属感，有些在外工作将近二十年的城市底层，每到春节仍要千里迢迢赶火车回乡下老家过年，为什么？就因为他在城市里买不起一套房子，因此，他也就不属于这个城市。
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普遍而言，公民仍然只是一个理论概念，我们享受不到本应属于公民的权利，那么，房产是人们建立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最起码的认同感的基础，但是，体制外的工作者，又有多少是买得起房的呢？大量的城市居民，不仅政治上无法形成宝贝国家认同的感受，就连被一个城市认同都难以做到，他们辛苦工作的积蓄，赶不上房价上涨的势头。对社会乃至于对政治的不满情绪，由此而逐渐产生。
类似广州市长张广宁等官员头脑是清晰，他认识到房价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他所思虑的已经越出了一个地方官员的关心范围，有作秀之嫌，而且这种思虑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使是广州一地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分税制的税收构成是他无法决定的；多如牛毛的搭车收费是他无法决定的（而各种税费显然是房价构成的主体）；居民的投资方向是他无法决定的；按揭利息抵扣个人所得税问题他无法决定······即使他成功将广州房价降低，周遍房价的比较效应将吞噬他的努力，那些在深圳买不起房的人会拥到广州，从而重新抬高广州房价！别以为这不可能，要知道，对多数人而言，一生忙碌的收入，也只不过买一套房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