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文化”这一个关键词组一直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时代以降久违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态。文化与自由之须臾不可分离，一如美丽的鲜花和灿烂的阳光之互相依存一样，是人类文明进步与精神寄托的一种象征。
自由，首先是人自身的要求。自由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人不需要也不追求自由。一个有正常思维的自然人，若失去思想的自由，他也就失去了自由的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也就没有道德和理想的追求，而没有理想追求的人，自然就谈不上对人类苦难的终级关怀。因此，没有自由，就没有生命中的一切价值。
“当代中国真实的历史被埋葬，现实又被封闭在重重谎言之后——这是当代中国的悲剧之一。”这正是中国今天的现实状况。因此，要复兴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首先就要唤醒大众对自由意识的觉醒。
今天，自由文化运动在倡导 “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创作、自由地表达”的同时，也“始终把关注中国的苦难，作为自己的天职”。这不仅是对饱经磨难的近代中国历史的拒绝遗忘，而且也是指向我们每一位民主人士的道义担当。
文化的核心在哪里？支持自由文化伟大复兴的力量是什么？如果充耳不闻中国数量庞大的御用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为统治者尽献媚眼，就无异于为独裁者抵制自由文化充当可悲的杀手，也就无异于在为统治者的专制文化得以苟延残喘充当文痞奴才和极权帮凶。然而这正是今天中国无处不在的文人包括文化名流们的悲哀。
试看现在的中国大地，只要不会危及到统治者的统治，只要良知可以变现金钱，只要言论和行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说，“只要你不过问政治，政治就不会过问你。”纵使“黄色娘子军”遍地开花，纵然贪腐故事如星火燎原一般精彩纷呈，有关部门也不会动你大驾，你只管“自由”地去享受腐败的愉悦吧。一如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届年会上所说的“中共在有意识地给中国人‘一切向钱看’的自由，以‘一切向钱看’的精神毒药严重腐蚀人心败坏人性的同时，正在疯狂绞杀中国人在政治思想和人格精神公民权利意识上思想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
文化到底是指什么？依我之见，它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人民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精神产物总和。文化，绝对不是依靠“党和政府”来发扬光大的。文化要靠人民，要靠自由的思想来发扬光大！而政府只需要为大众创造一个适合文化发展的自由环境，而不是管理和限制自由的思想萌发，才能保护和延续中华民族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文化也是相互融合的。只有自由的人民，才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制度不仅保护不同个体的价值选择，同时也有制约机制强行制止统治利益集团带有破坏性的价值选择行为。于是人类也就会有新的文化流派和新的文化思潮不断涌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才会日益走向真正的和谐和博爱。仅仅是用愚民文化来抵制自由文化，只会使“和谐社会”走向反面。可是直到今天，那些高高在上掌握着话语权的既得利益阶层，依然总是喜欢以封锁加愚民的方式把普通民众视为永远的被统治者。
世界已经看到，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在高速成长，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精神却在不断萎缩！众所周知，人是是文化的载体，人也是文化的开创者和弘扬者。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就是尊重人的思想自由，尊重人的创造自由、尊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如果人失去了起码的 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文化还会有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吗？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如何发展和延续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如果回顾一下，中国20世纪30年代以前已是文艺空前发达的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社会政治极度混乱，没有一个统一的、绝对强势的政权管理和限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行，这便自然而然产生了影响以后整个文化史发展的诸多流派和风格。这有点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而49年之后，尤其是被中共自己所称的“十年浩劫”之后，人们的思维被专制政治的强势给完全同化了，因此直到今天，中国的文学艺术界都没有一部可以称得上“脊梁”的中流砥柱之作。原因就在于生活在极权政治下的“文化灾民”“在……话语权的垄断性下，体制内只能发出一种附和与喉舌的声音。”正如作家马建所说，中国的作家们，从“解放后”开始就断绝了创作，成为一群废物，和死尸没有区别，但他们天天却高喊“解放了”。
有学者引证，独立自由的文学与艺术，从它们本身的形式就构成了一种对于专制背景下话语权的挑战，并深入到在社会公共舆论中具有支配意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之下，作为文学家与艺术家的知识分子能够在实际上起到从社会舆论角度对于民众的引导和启蒙，甚至在更深刻的意义下，这些作为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知识分子还能运用他们所掌握的符号权力，在现实生活的实际中干预社会，甚至引导社会潮流向前发展。这样的例子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尤为显著，从伏尔泰到左拉，直至萨特和五月风暴，“独立思想与自由写作”的文学家与艺术家，都会对社会的发展和良性循环具有着巨大的精神推动作用。
“自由文化”自然也包涵多元文化的并存。而多元性的前提，就是所有的思想火花都允许有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近百年来，科学与民主等西方文明的精华日益深入人心，举目四顾，及至现今连饮食衣着生活方式等风俗习惯也大有被全盘西化的可能，这便意味着以中华民族为首的东方文明在民主和科学等体制结构上已经渐渐落后于西方文明的明证。日本、南韩、新加坡、台湾及泰国的迅速崛起莫不与在民主体制上借鉴西方有关。
现在的中国，一方面是有些御用学者采取文化决定论态度，认为文化特质决定了现有的政治制度，并因此为现在政权进行辩护；这纯粹是那些为统治集团辩护的所谓学者提出的谬论。另一方面，民众自身也逐渐习惯于静态地观察这个世界，而不愿意常做动态的思考和观察。近代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民族的性格并非就注定了与之适应的政权制度模式。因为独裁国家的制度并非为民众所认可，因为民众并非出于自愿出让自己的那部分权力。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同样也可视之为与东方文化可以并存和包容的意识产物。民主宪政制度不仅符合西方人的民族性格，而且也与中国的国情息息相关。一个制度必然首先围绕着怎样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利进行建立。正所谓存在即合理。否则，我们就看不到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也看不到文化与制度之间的相依相存。那些习惯于专制思维且甘于沉默的“知识分子”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思维定势固定在文化决定制度的推论上，原因即在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