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们处在心灵由于对纵欲的疯狂追求而腐烂的时代。濒临死地的中国文化命运绝望地呼唤重建美与高贵的文化精神，以拯救人的心灵。这绝望的呼唤，正构成中国当代文学家的悲怆使命。
中国的现代史就是源自西方文化的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利用中国共产党官僚阶层——这个冷血的国家恐怖主义集团，把中国变成它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的过程。曾经属于西方历史的“中世纪黑暗”，犹如还魂的鬼，从地狱中涌出，弥漫在欧亚大陆东部这片壮丽的山河之间。
由马克思主义和独裁权力铸就的精神专制铁幕下，自由的人格被摧残，生命的神圣感被扼杀，高贵的文化精神被焚毁。在一片片心灵的废墟中，在人性的残垣断壁间，蠕蠕如蚁群的中国人，遵循一项卑微至极的生命哲学：物性的生存即是真理，尽管那种生存意味着精神奴性化，生命谎言化和心灵物欲化。
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因为，那是属于生命的危机，那是人的概念的危机。危机向中国人提出一个极具轻蔑意味的问题：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美而高贵的精神存在，或者只是一块随本能欲望而动荡的物质。
中国人回答上述问题时的抉择，将决定中国人自己的命运，也将决定中国文化的命运。选择后者，必将承受不可雪洗的耻辱；选择前者，就意味着选择了艰难却又光荣的命运之路。
令历史悲愤之处在于，大多数猥琐的中国文人已经作出选择，他们顺从暴政之意，选择作一块幸福而丑陋的物质。但是，中国文化之魂仍然在绝望中祈盼，她祈盼会有自由的心灵，以风华绝代之文彩，以吞吐天地之意志，作出令千年历史都谦恭地垂下头颅的选择。
一、文学的意义
虚无，生命意境的最深远处呈现出的终极归宿，既是意识的直觉，也是哲学智慧的结论。虚无由此构成生命的悲剧宿命。风情无限，丰饶繁富的生命过程，只能黯然湮灭于虚无——这是生命最深刻的恐惧与悲哀。
虚无不仅论证生命的悲剧性，同时也为生命趋向本能的堕落提供了根据。既然生命归结为虚无，人为什么不可以在本能的放荡和物欲的狂欢中，忘却悲哀，醉生梦死呢？凡在虚无前沮丧地停下探索脚步的思想，都由于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而缺乏真正的精神价值。
为了不沦落为本能和物欲的动物，人必须以英雄的意志，超越虚无，超越生命的悲剧宿命之源——必须在茫茫的虚无之上雕刻生命的意义。但是，意义并非可以采摘的野花，意义只能从心灵中涌现。意义，这是生命为拯救自己创造的精神价值；创造意义的过程，同时也是生命自我确定的过程。
生命的终极价值不在于发现自然规律，而在于创造意义。自然规律是客体的，自在的；意义是主体的，创生的。尽管虚无将如同消融生命一样消融意义，但是，意义是生命高于客体，高于物性的唯一选择；唯有意义，才能引导生命走上美丽而高贵的存在之路。
意义意味着在虚无的宿命前保持美与高贵的信念。必须明确：意义是超逻辑的，意义属于信念的范畴。因为，任何逻辑都缺乏挑战虚无的能力，都将被虚无嘲弄，唯有信念才可能以无视虚无而自我肯定。
生命意义的永恒主题在于美与高贵。哲学是使人高贵的智慧；文学则是关于心灵之美的理想，是美化生命的诗意。哲学与文学共同构成生命意义的精神之源。
缺乏高贵感的美，没有灵魂；不能被哲理充实的诗意，不会成为丰饶的美。缺乏美感的高贵是丑陋的；不能被美所附丽，哲学就是缺乏魅力的智慧。具备绝世之美的文学著作，必定蕴含高贵的哲理；有资格戴上智慧王冠的哲理，则必定有璀璨的诗意之美。
哲学的价值在于为生命意义创建高贵的理由，同时也赋予诗意之美以智慧的神韵；文学的价值在于为生命意义创造美的根据，同时也给高贵的智慧以诗意的万种风情。
文学之光黯淡的时代，必定是人性堕落和人格丑化的时代；丧失文学之美的族群，必定被生命意义所抛弃。当代中国正处于文学凋残的时代；当代中国人正由于被生命意义所抛弃，而退化为一群物质——这个物质的族群庞大得令人类的精神恐惧。
二、文学家——自由与诗意的心灵
愚蠢者仍然沉溺于中国物性的繁盛和物欲的喧嚣，智者却早已越过那肮脏的繁盛和喧嚣，看到中国精神的大危机，以及危机所预言的中国悲剧——中国作为文化存在，将湮灭于历史；丧失文化之魂的中国将在动荡和耻辱中分崩离析。
中国从来没有如今日这样，迫切地需要得到精神的救赎，但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也从未象今日这样衰败，根本无力接受命运的挑战。追根溯源，中国的精神大危机在于精神自由的丧失；暴政利用国家恐怖主义窒息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向往精神自由的良知。
中国征服精神危机的过程，必定同时也是获得精神自由的过程。精神自由的历史大潮正在凝神屏息，祈盼朝阳般的生命意义的召唤，她将在那召唤中汹涌而起，澎湃万里——中国的命运祈盼与自由人性一致的生命意义的召唤。
中国官方餋养的作家写出的所谓“文学”，既缺乏美化生命的诗意，更缺乏使人高贵的哲理；官办“文学”完全丧失创造风姿绰约的生命意义的能力。其原因在于官餋作家都是笼中的毛色斑斓的大鹦鹉，它们只剩下学舌于主人的能力，早已泯灭了对蓝天的向往；它们不是自由人。
美与高贵只属于诗意丰盈的自由人；文学家只是为自由并充满诗意的心灵提供生命的存在形式。
对于文学家，自由首先意味着属于真理的尊严。文学家不屈从于任何企图控制人的精神的强权，文学家是只以真理为图腾的铁汉。任何一丝奴性，都会损伤文学家追求美的能力。
其次，自由还意味着，文学家是超越物性、超越世俗利害权衡的精神存在。唯有挣脱物欲枷锁和尘世名利的铁链的束缚，才能达到属于自由的纯洁意境。诗意之美清高而骄傲，她只会把自己许给纯洁的爱情。文学家，那只把对美的苦恋作为神圣事业的人，为了得到诗意之美的垂爱，他便不能不使自己成为纯粹的精神存在。
自由是美的前提，但是，自由的心灵虽然必定高贵，却不一定能够达到美。文学家不仅具备自由人的心灵，而且还要敏感于诗意——文学家的心灵，就是诗意的栖息处。
自由的理念可以通过精神启蒙获得，敏感于诗意的心灵则只能来自天赋。所以，创造风华绝代的诗意之美的文学家，常常是天纵英才。
三、文学是人性苦难之子
“没有苦难，就没有文学”——这是我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涌现出的一句箴言。迄今为止的文学史也表明，具有不朽魅力的史诗，常常表现为悲剧。
文学是关于人的情感的学说。苦难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宿命，是由于情感本身的悲剧性。在永恒与无限构成的茫茫的物性世界中，人类的情感是孤独的精神存在。情感炽烈追求的灿烂的爱与恨，瞬间的人生之后便湮灭于虚无。这便决定了情感的悲剧性。而孤独则意味着心灵的苦难历程。
人为追求幸福而奔波终生；幸福魅惑着人追求的足步。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苦难才是幸福的尺度。没有苦难，就无从体验幸福；幸福是在苦难的苍穹间升起的星群。所以，苦难比幸福更深刻，苦难是幸福之上的意境——苦难是决定者，幸福由苦难所决定。苦难就这样以更为深刻的心灵表述者的资格，获得了文学之母的权威。因为，文学是心灵表述的诗化。
幸福令人迷醉，苦难却使人心灵敏感，使人情感锐利；苦难是砥砺情感之石。
在苦难中，在苦难极致之处，心灵的感触才会达到极致。情感骤然迸发所点燃的灵感之火，那在心灵的极致处燃烧的悲怆的火焰，熔铸出的正是至美的诗意。
文学的关注，绝不意味着准确的记录苦难，或者直观地反映苦难。准确记录是史学的事；直观反映是新闻学的事。同文学相比，史学和新闻学离事实更近，却离心灵更远。
用缺少才华灵性的笔把生活中的苦难简单记录下来，虽然或许会有社会价值，却一定不会产生艺术价值。这种记录是艺术之外的存在。因为，它没有诗意的丰饶，没有心灵的战栗，没有情感的血泪。
文学的天职在于创造诗意之美。文学家是在重重人性的苦难中，探索生与死，探索情与爱，探索高贵与卑鄙，探索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探索人性的真谛，并通过这种探索，实现审美激情所追求的精神原则。
苦难的万里波涛之上，会有悲怆情感的狂飙涌现，并鼓动审美激情的风帆，驶向人性的天际。在那人性最辽远的地方，心灵将开始同自由的热恋。因为，对自由的渴慕，是心灵的归宿。
只是讲述苦难，不能成为文学家。文学家要以审美激情为斧凿，把苦难的顽石，雕成美神。当一个人通过他的笔触，通过他心灵间涌现的审美激情，使人性苦难升华为自由的史诗和生命的哲理，历史才会把文学家的桂冠赐予他。由于与苦难同在，文学家的桂冠必定也是荆棘之冠。
四、残酷的希望
科学理性的发展，是一条不断向上的路：过去总在今天的俯视之下。究其原因，乃是由于理性以知识为石阶，而知识的积累与时间的流逝同步。美与高贵、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类超越逻辑因而理性没有能力涉及的信念和情感的范畴，其命运的历程却如动荡起伏的大海：远古也有峻峭的涛峰，今日也可能出现深深的浪谷。
中国现代文学的命运就正处于深渊之中。不过，惯于听从命运拨弄的庸人，只能从深渊中看到绝望；具有创造伟大命运意志的智者，则会在命运的深渊里，发现流光溢彩的希望。
中国文学的希望，就在于现代中国的人性苦难。
德国马克思主义以中共暴政为国家恐怖主义的载体，对中国实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统治之后，从远古的太阳中涌流出中国文化精神，已被钉入铁棺，沉入北海之渊。苍天和大地之间，唯一剩下的同文学有关的存在，便是时间大潮都永远无法洗去的无尽的人性苦难。
现代中国的苦难乃是人类万年历史的苦难之冠。之所以作出这项判断，并不仅仅是因为现代中国死于各种社会悲剧的冤魂数量为历史之冠，更是因为中国的苦难，对于自由的心灵而言最为惨烈。中国的苦难属于在地狱之火中被焚烧的良知，属于在斩杀自由人性的屠刀上流淌的血迹，属于被挫骨扬灰的生命的尊严。
精神专制与国家恐怖主义强权构成的人性地狱之中，中国早已沦为精神的破落户；在精神的意义上，中国失去了一切，除了血海泪涛，悲风万里的苦难之外，中国什么都没有了。苦难是命运赐予中国的唯一的精神财富。
纵观历史，没有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其苦难的命运会同民族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民族的前途，竟取决于这个民族对苦难的态度。苦难已成为中国重铸文化精神的希望。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需要铁铸的心。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面对这种残酷。
如果承认现实命运是意志的外化，那么，民族现实命运的复兴，就起步于民族心灵家园的重建，起步于对高贵文化精神的回归。只有使中国的苦难升华为自由的史诗和生命的哲理，苦难才能成为引导中国走出苦难的精神价值。
重建民族心灵的家园，并创造高贵的文化精神，必须从关注中国的苦难开始。因为，中国的苦难中凝结着丰饶的人性的血泪，燃烧着对自由的炽烈的追求。关注中国的苦难，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神圣事业，也是文学之美的起点。
地狱中的鬼魂怀念阳光的歌声最动人；夜色暗到极致之处，正预言着朝日与流霞。中国由于丧失自由而承受比任何民族都更悲怆的苦难。中国以人性苦难的名义对自由的理解，将达到人类精神的极致。视诗意之美为神的文学家，会因为关注中国的苦难，而登上人类精神之巅，并傲视千古。未来会崇敬地承认，这样的文学家，一个人就创造了属于一个时代的精神历史，属于一个民族文化命运。同时，他也将引导人类走进他所创造的美的意境，并成为人类精神的立法者——不是依恃强权，而是凭借无可抗拒的诗意之美和高贵智慧的魅力。
五、评“为艺术而艺术”
伪善的能力常使人比兽类更卑劣；神圣原则的喧嚣后面，往往隐藏着人性最卑劣的丑态。某些现代中国文人对“为艺术而艺术”原则的叫卖，正是一种伪善，正是一种灵魂的丑陋。
相信“为艺术而艺术”原则的初始倡导者，其动机定然是美好的。仅从语义的角度审视，“为艺术而艺术”也极其正确，而且正确得近乎圣洁——放弃所有世俗的名利追求，让“艺术”活动只以“艺术”作为绝对价值。这难道不可以称为圣洁吗？
然而，某些当代中国文人侮辱了这种圣洁。从他们的所谓“文学艺术”实践中，历史只能看到在卑微猥琐或者污秽不洁的心理之镜中映出的性本能的裸体舞——性本能以比本能本身更张扬因而更低俗的方式，主宰生命，蔑视灵魂；“为艺术而艺术”则变成纯粹的生殖器本能表演的华丽广告。文学由此远离心灵生活的大地，远离人性苦难，而被限制在洋溢着尿骚味的裤裆中和布满污迹的床上。
许多精神的立法者早已意识到，由本能和精神共同构成的生命系统中，本能是在现象世界中生存的物性条件，同时也是使人性堕落为兽性的力量，所以，他们试图通过禁欲主义，来净化生命，崇尚精神。
但是，禁欲主义中可以呈现出宗教的纯洁，却产生不了文学之美。因为，禁欲主义是以一种生命自我阉割的方式达到的纯净。生命由于本能的萎缩而失去了源于自然的蓬勃活力——缺乏盎然生机者，与美无缘。
禁欲主义无法接近文学之美，但“为艺术而艺术”喧嚣下的性本能放荡，则必定排泄出丑陋和猥琐。那是对生命的贬低和心灵的侮辱。
文学艺术之美的朝圣者的路只有一条：让心灵之火将本能熔铸成精神意境中的存在——使本能意义化，精神价值化。精神将由于丰饶的自然活力的充实而美；本能将由于精神的附丽而美。性本能只有精神化，才能升华为值得流传千古的爱情史诗。否则，即便在属于人的性本能中，也会听到猪交配时狂欢的嚎叫。
观察中国文人，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些竭力显示其思想观念“清高”、“理性”的人，他们柔软的生命体中竟深藏着极具攻击性的狠毒的锋芒。而且，无论在哪个精神领域中都是如此。
在政治理论范畴内，一群自命“理性”、“温和”的小男女，可以呕心沥血地鼓吹与暴政和解，可以媚态百般地呼吁“顺从有权柄的人”，但是，当他们主动发起对维权英雄的思想攻击时，却完全丧失理性，并趋于卑鄙与阴狠的极致。在文学范畴内，又是故作“清高”的“为艺术而艺术”者们，长期以来，利用各种机会侮辱和贬斥中国的苦难文学。那么，他们为什么如此作为？
凡无端诅咒聪慧者的，必定对自己的智力缺乏信心；凡首先发难贬低优美者的，必定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丑陋。声称“为艺术而艺术”的当代中国文人便是如此。
关注苦难是书写苦难的先导，而关注苦难需要有悲悯天下的圣徒情怀；书写苦难，首先要承受苦难的命运——书写苦难本身就是苦难的命运；关注和书写苦难还是一项神圣但却艰难的事业，唯有心如铁石的诗人才有能力超越那种心灵的艰难。
凡诅咒苦难文学者，他们必定没有悲悯苍生的圣徒情怀，而只有小男人对私欲的无尽贪恋；他们必定没有承担苦难命运的勇敢意志，他们最大的勇气，便是躲进女人的裤裆里无病呻吟，冒充诗人；他们必定没有迎接艰难命运挑战的魄力，而只配作风骚女人的男性小宠物，并书写散发出各种体液臭味的文字，取悦于世俗。
从中国历史命运中，从一幕又一幕社会大悲剧中涌现出的苦难文学，才可能达到文学之美的极致。诅咒苦难文学者天赋的缺陷，使他们没有能力关注并书写苦难，因此，他们同文学的极致之美无缘。于是，这些性本能的炫耀者，就只好通过侮辱苦难文学，来掩饰他们的“美的缺陷”。他们把苦难文学称为“政治小说”、“政治诗歌”，并试图以此为理由，将苦难文学放逐到文学艺术之外，而让文学艺术的圣殿中只有他们膜拜的生殖本能，作荒淫放荡的狂欢。噢，他们怎么能如此侮辱文学艺术！
不同时期和不同民族的苦难或许有不同的原因。现代中国的苦难则主要来自中共暴政对自由心灵和高贵人性的摧残。这正如欧洲中世纪的苦难主要来自神权政治黑暗的夜空。
现代中国，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政治如水银泻地，浸入到人生的每一个隐密的洞穴——政治是一种无可规避的“逼迫”，并成为人性苦难的主要源泉。
人由于精神能力而获得超越万物的独立命运，并成为宇宙之花。精神是人的本质。因此，属于人性的苦难本质上超越物性，并意味着精神的痛苦，心灵的悲怆，情感的哀恸。
精神的痛苦，心灵的悲怆和情感的哀恸，正构成了文学艺术的源泉。在不自由的年代，远离人性苦难的文学是怯懦的伪文学；将人的本质贬低为性本能的文学，既侮辱了心灵，也侮辱了文学；文学艺术之美的最高意境，必定是在人性苦难的炼狱中回响的自由之歌。
时间是衡量历史的尺度，而历史也用另一种方式衡量时间的价值。欧洲中世纪暗夜曾经绵延千年，现代中国铁幕的世纪阴影中却弥漫着比千年暗夜更浓烈的血腥，动荡着更多难以瞑目的冤魂，凝结着更多生命的悲剧——现代中国是在心灵苦难的意义上更加浓缩的时间。
欧洲中世纪千年悲情，最后孕育出璀璨的文艺复兴。现代中国的世纪苦难中，也必定会涌现出更为璀璨的文化时代。因为，中国的苦难更深重。
大悲无泪，唯有血海滔滔。那些以血为墨，以心为笔，书写人性苦难史诗的孤独者，将在未来的晨光中，成为文学艺术之王。
结语
美是人生意义的终极；文学家的天职就在于创造终极的意义，美。
生与死的心灵意境，是生命的归宿；文学家的使命就在于探索生命的精神归宿。
登上苦难的祭坛，点燃审美激情的圣火，熔铸悲怆的自由史诗，以救赎在物欲中腐烂的人性——文学家必须是悲悯天下苦难的祭司。
但是，若想获得点燃精神圣火的祭司的荣耀，首先必须让自己的心燃烧起来。那烈焰焚心的灿烂痛苦，是打开通向苦难祭坛之门的钥匙。高贵的荣耀只相信灿烂的痛苦。
当苦难成为一个民族的最后精神财富时，这个民族已经濒临文化灭绝的边缘。中华民族就处于此种可悲的命运之中。但是，绝望之中涌现的希望最动人。中国的苦难转化为自由哲理和生命史诗的过程，也是中国重建民族心灵家园的历程，还是创造高贵文化精神的历程。
此刻，我伫立在绝望之巅，向苍天和大地预言：未来十年，中国苦难文学将狂飙突进，高傲地踏上人类文学史的中心，并展现为一个繁花似锦、云蒸霞蔚的文化时代。
我既是预言者，也是预言的实践者。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关于未来十年中国社会人文发展图景展望》研讨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