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物质实体，也是精神实体。不同国家的文化具有不同民族风貌和地域特征，它既意味着一个国家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现阶段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达到的高度。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智慧和性情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潜在的灵魂和精神骨血。不同的文化具有各自不同的独特的精神品性，共同构成全人类的财富。
继澳大利亚墨尔本大会之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今年又再度在纽西兰召开会议，此次会议题为《关于未来十年中国社会人文发展图景展望》。此文是应邀与会、根据会议安排而写的。在此，我就自由文化等问题发表我个人的看法。也许，我的观点立场与别的朋友不尽相同，但这并不妨碍在坦然表达的前提下彼此沟通和交流。我想，在一个万象纷繁的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对事物的认知都有视角的不同乃至层次的差异，而如何学会相互尊重、理解和兼容、在此基础上缩短距离、最终达成共识却至关重要。
没有任何一个人活在当下可宣称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也许，反过来可以这样说，面对充满奥秘、玄机、神秘难解的存在，微如尘粒的人类的有限认知只是“错误与错误之间的相互对比”。
正是以这种假设为前提，我认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主要应关注的是当下与专制文化性质不同的自由文化的开拓与建设，并从人文意义上展望其未来的发展图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和政治两者互为关联却相互有别。文化中包含政治却不为政治所统率，乃至被政治压倒并消解于其中。政治与文化两者不应互为混淆，它们在本质属性上是两回事，这就是自由文化与专制文化在根本意义上的主要区别。文化关注的是社会心灵的陶冶，是精神意义上的净化和提升。它无意于权力的角逐，其精神价值决定于自身，与心术、权术无关，也无须蛊惑、煽动和操控选民，并由其选票的多寡所决定。文化需要天赋的创造力、高度的精神领悟和与生俱来的生命气质。一个作家、艺术家的出现，既为一个时代所造就，也决定于其多种才能的综合。他的超前意识使他在精神境界上绝不与现实社会平行；他的思想和精神的独立使他绝不妥胁和屈服于世俗暴虐；而他的良知却决定他绝不回避对社会黑暗和邪恶的直面审视与拷问。这样的作家是自由文化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而一个时代具有独立意识的作家蜂涌群起，却决定了这一时代自由文化运动出现、成形和大规模潮动的可能。
上个世纪的中国，在专制高压下这样的作家极罕见、极个别、极少；时至今天的中国大陆，这样的作家却已经很多、成批出现。特别在网络上不时闪烁、刺人眼目，以其眼界、学养、才华、独立人格和生命气质预示了他们可能的成就和未来的前景。其中有的人甚至可以预期其未来的辉煌，这一文化现象是非常令人鼓舞和欣慰的。
自由文化或自由文化运动的出现，是一种不受政治干预和主宰的存在。它的自由性，使它既不让政治、特别是专制政治以专横的面目凌驾其上；也相异并超越于任何意义的党派（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意识和一般的社会功利追逐。我反对一个人“不问政治”，一言及“政治”就避而远之，这类人貌似超脱或自视清高，而暴露的却恰恰正是他们欲求遮掩的对暴虐的妥胁和惧怕。但我也同样厌恶某种政客倾向，他们关注和介入“政治”并非出于崇高的理念，出于对社会公正的执著追术，其目的实质上却只是为了满足个人一己的“权力”之欲。所以，他们是心胸和视野都同样狭隘的政客，而不是“有容乃大”的令人尊重和敬仰的政治家。
作家的社会信仰和政治倾向主要体现在其作品中，他的良心或社会良知就是他超越于党派和世俗利益纷争之上的“大政治”。独立的作家和诗人其精神不从属于任何社会党派、组织和团体，却绝不放弃对生命自由、言论自由的追求、维护和抗争。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般情况下，再没有人愿意接受以“集体”、“人民”的名义取代和抹杀个人存在价值的事实，以昔日虚幻的“群体意识”自欺与欺人，而否定“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们已经越来越要求自己活出一份真实，每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无不如此和理应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生而自由”的人也就天然具有为维护自身各项权利而起而抗争的勇气。而人群中具有真智慧、真性情、真品格者，哪怕自知任何异端言行，必为“和谐社会”所不容，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承担可能的风险，坦然面对社会发出不协调音。
当前东方人文精神正在崛起，而全球性的中国文化热正在出现和升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海外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出现，我以为是种历史的延续和现实的必然。也就是说，它绝非偶然也绝不孤立。从纯粹“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全球性的中国文化热并非专制文化热或“党”文化热，也绝非经由专制包装并为其所认同、所利用的文化意义上的传统或现实的“垃圾热”。它是独具东方特色乃至种族特征的纯粹的文化本身，与每个中国人的精神生命息息相关。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人们把今年视为“全球聚焦中国年”、也即世界性的关注中国年。为此，作为一个中国人，今年以来我个人有幸被多方邀请和预约参加一些在美国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和艺术项目，其中包括演讲、朗诵诗歌和创作“诗歌书法”艺术作品等。在今年六月份以前，至少有三个美国的城市的街道、图书馆和大学的墙壁或整个艺术展览大厅，将分别出现结合诗歌和狂草书法艺术的现代“视觉诗歌”或当代中国“诗歌书法”艺术。最近几年来，我多次应邀参加由美国笔会主办的“世界笔者之声”纽约国际文学节，以中国诗歌艺术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今年正值全球聚焦中国我再次受到邀请，以诗歌同美国摇滚歌星和音乐艺术家同台演出。而且我还将以诗歌书法艺术与美国画家的艺术作品相结合，共同制作以古今中外各个领域的人物为表达对象的“世纪的群山”。这是一次中美诗人和画家的合作，也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项目，计划将在年内全面推出。这一切都生发和出现在中国文化热的大背景上。在这个背景上，我个人的身份首先并且主要的，我只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以诗歌、书法和行为艺术方式综合“书写生命”的自由艺术家。我不仅来自中国并且承传、拥有和弘扬有别于西方的独具东方人文特色的另一种文化。在许多场合，我发现普通的美国人往往关注的不是别的，而是我在“文本”和肢体语言中所表达的迥然相异于他们的文化艺术的情趣和韵味。人们对我的关注不仅是我在一个专制社会曾经有过的命运和经历，这对一个自由诗人或独立作家而言，显然只停留在人生表象的层次。令我不无惊讶并莫名感动的是，我发现在异国他乡，人们从我这个漂泊者的身体和“文本”中竟读出更深的东西，那就是地球上另一片广大地域的悠久的文化，另一种与他们迥然有别的生命的灵悟与性情。他们从这个来自异域的人的“文化人体”中，感受到的是东方之“道”、一呼一吸之中贯注和环流于于语言文字中的“气”，天、地、人三者血脉交叉于一体的精神生命，甚至借助肢体动作折射出的“隐性语言”的“功夫”，以及东方人与生俱来的微妙的瞬间禅悟，和隐逸生活的梦想和闲情。我所居住的城市匹兹堡，正好有三条河流在大地上交叉；但美国人却从我身上“读”出三条河流，我的人体正是他们从未发现过的天空、大地、人体的“三条河流交叉处”。他们注视到立于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站立汹涌的人”，而不仅仅盯住我的流亡者或异议者的身份，仅仅将我视为一个“政治”标签。这里就有一个有别于政治说教和功利追逐的文化问题，它无涉于具体的政治而纯属精神领域和心灵层次。所以，全球中国文化聚焦中，普通的西方人兴趣的重心关注的更多的是文化和精神意义上的中国，而无意于注意它的执政者或反对派两个持不同政治立场的角色，与“文化”在本质意义上究意有多大程度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执政者或反对派这两者共同传达的信息都是“政治”而不是“文化”，更远非崛起于精神运动中的“中国自由文化”。
一个中国人以什么方式同西方文化交融，和一个中国人置身异国他乡怎样看待“文化”、“自由”和“运动”，这往往因人而异、因境而殊，不同的人持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尝试和选择，其中各种可能性都有，却不存在标准的答案或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个人如此，团体也如此。不同的群体应彼此相互兼容，不同的个人可各自自行发挥作用，对海外独立中文笔会、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乃至未来中国论坛等莫不如此。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偏重、各有各的方式。无论持何种选择、偏重和方式，对我来说，对不同组合和领域活动的介入，都是一种文化和精神层次的介入，对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参与也同样如此。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对我而言，绝不等同于而是区别于中国“自由政治”运动或中国“自由宗教”运动。前面已提到，“文化”在广义上具有巨大的内涵，它包括和兼容了人类全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在特定意义上的“自由文化”及其“运动”却又超越于世俗政治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宗教信仰，它同这两者有质的区别、它是它自身。所以，在全球性的中文热的大背景上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应具有其人文精神上的独立性、包容性、开创性，也具有其精神层次上的超越性。我所理解的中国“自由文化”或“自由文化运动”就是人类文化和精神层面或范围的事情。它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个体精神生命自由及其价值的维护和追求。这一“运动”本身并非“大一统”的群体性质，而是各各相异的独立的个体的汇聚。它的实质并非社会群体运动，而是“每一个人的运动”，每一个人精神上的自然、自在与自由的创造和探索，每一个人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求索、追寻和实践！
“自由文化”与“自由文化运动”互为关联又有所区分。在这个问题上我从国内自由学者梦之魂的文章中，发现他有非常独立的认识和清醒的意识。他既看到这一运动在今天所由产生的中国社会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它的至今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毫无松动的专制性；也看到它所由生发的“自由文化”与“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他认为中国“自由文化”在《诗经》、《离骚》及“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就已经存在，而作为“文化运动”无论从历史到现当代也不乏血脉的延伸，今天的自由文化运动正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对历史的承传和拓展。他强调正确解读和把握自由文化及其运动的本质属性。
中国自由文化或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理应旗帜鲜明地亮出“文化”和“精神”自身。它的性质应区别于一般社会层面的人权团体和党派政治组织。文化是万象纷呈和多元共存的精神存在，是抽象意义的形而上的精神生命。在人类浩瀚的精神求索领域，存在着千变万化的精神“发现”和无穷“探索”的可能。这里是星辰密布的星空，每一颗星辰都自行发光并互为映射，它不需要世俗社会层面上的高踞人上或左右“运动”的“旗手”，“自由”本身就是每个参与者共同的旗帜，或每个各别的参与者就是自身精神生命的旗手。它也不需要文化和精神意义上的“领袖”，每个人都是自已心灵的引领者，自行决定自己的人文选择、并确立自身的精神价值。在精神文化领域，每一个人都有参与的自由，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其生命尊严和权利是平等的，尽管其才华、气质、性情、素养有别，成就、精神能量和影响力互为悬殊。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文化”就是辽阔的精神时空中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而非“同而不和”的文化。君子特立独行又与人和谐共处；而小人在任何环境条件下都没有独立见解，唯有受人驾驭、指使或盲目随声附和。人们为开拓“自由精神”空间群聚在一起，就是“周而不比”的君子的汇聚，而非“比而不周”的小人的群集，乃至拉帮结伙、结党而营私。古往今来，“君子群而不党”，若甘愿为社会公仆，真正立党而为公，一个社会也绝不能一党独裁，应实施民主原则，允许多党共存、相互监督。反专制的群体应站得比专制更高，其精神意识理当超越于专制本身。而文化创造群体不同于社会政治领域，不适用一般的“民主”原则，不由数人头、拉选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来决定文化的性质和多元的走向。这是由独立的精神个体汇聚的群体，其中有“智者”也不乏“仁人”，有人“爱山”，也有人“乐水”。有人喜动，也有人偏静。有红尘中的仁爱侠义之士，也有“独与天地往来”的性情中人。这样的自由文化群体，既为捍卫公民社会权益发出抗议之声，更不忘创造崭新的自由文化成果的辉煌，以坚实的精神实体为基石，引领人们从精神上摆脱专制并起到为时代自由文化潮动推波助澜的作用！“自由文化运动”应不偏离其“精神”和“文化”的本质属性，以免使其成为一厢情愿的梦影和幻觉，流于空泛和苍白无力，失去精神生命的源泉，终至自生自灭！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消逝如流水，人生是如此短暂，人的一生稍纵即逝，我们在“自由”的旗帜下，为反对专制文化、创造自由文化而聚集，除自由文化和文化自由，舍此，我们精神生命存在的价值何在？！如果自由文化运动的灵魂荡然无存，仅成为世俗权力和欲望的变相追逐或包装，那么我们的追求、奋斗和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自由运动”的结果是文化本身还是别的什么？！它能否比一个专制暴君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奉献？！在大地上留下更多的人类文明的痕迹和精神的金字塔？！
自由文化运动同世俗的权力、功利、野心和欲望无关，它的主体核心就是人类精神自由。这一运动本身不注重或预期未来中国的执政者，也不预测“总统”、“主席”、“元首”的素质、天命和尘缘，那是由未来社会的选民和选票去决定的事。我相信自由文化的创造者和这一运动的参与者中，不乏满腹经纶的安邦治国之才，但中国自由文化呼吁的是精神界的自由战士，呼吁这样的战士以层出不穷的势头出现。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促进迥然有别于专制文化的自由文化的崛起，并从中孕育、产生和奉献出受到举世公认的一个时代的人文经典，以从整体上提升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在当代世界空前的地位。这是“风骚”的文化领地，有别于“竞选”与“权争”的政治角逐，更非方便“人欲”泛滥和混流之处。要说了得，与其说让一个“欲”字一叶障目，不如说是风起处、满树涛声，怎一个“离骚”的“骚”字了得！！！
自由文化运动与社会各别的党派、组织和团体互为关联，它的精神实质或根本目标却不是世俗权力的追逐、也不是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具体政治设计。它与“打倒皇帝当皇帝”无关，也无涉于那类“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轻薄、惋惜或哀叹。抽象意义的形而上的文化与权力的交替和社会的兴衰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两者之间在精神层面上风马牛不相及。文化的自然发展促进和推动社会进步，却同“权杖”最终握于谁手没有关系。文化高贵的桂冠就是“自由”！文化始终的死敌就是“权势”！所以，社会文化意识的变革和发展绝不简单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造反夺权”，但无疑却是对专制社会体制及其文化的强力摧毁、冲击和颠覆，并对社会变革起到巨大的铺垫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是“政治”、深层的“大政治”。文化渗透于整个社会的灵魂，由此拓展社会文明的自由空间，起到提升全社会的精神意识、丰富人们的精神生命、提高人们精神生活质量的作用。文化具有潜在的巨大渗透力和影响力，使专制者惶恐不安而处处设防，尽一切可能堵塞它的自然流向和自由流通。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一切敢言者和有识之士，长期实施监控、封杀、打压，实施空前严酷的人身迫害。建立在暴力与谎言基础上的专制体制，最惧怕的不是看得见的武力的有形颠覆，而是一个政权崩溃于看不见的隐形的精神文化。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其性质完全有别于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绝不能重蹈毛泽东假“文化”之名、行“政治”之实的“革命运动”的历史覆辙！
自由文化运动关注公民言论自由，却不是单纯的人权组织或政治团体，自由文化的创造性活动，不等同于一般社会党派或组织的运作。也就是说，人权、民运和自由文化运动互为支持却各有择重。面对一个封杀和扼制精神创造活力的社会，它首先应关注的是专制暴虐下的自由文化的建设，在获得资源支持的可能的前提下，组织出版不同于官方的自由文学作品，并形成为一个重要系列。同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择重组织对不同历史阶段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翻译，使中国当代自由文化成果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整个世界所首肯、接受和认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主要通过互联网和平面“文本”等形式，把同官方性质相异并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文化，反馈、渗透、冲击和影响今天的中国大陆。自由文化运动应该有份象《倾向》这样的文学杂志，或对它投以支持，或另行命名创办，并保持这么一份有高品味的文学刊物在海内外持续产生相应影响。在与国际社会互为沟通并尽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上，应该看到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在这方面比较重视并取得一定成效。这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不应忽视的。从总体上来讲，在当前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热的大背景上，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理应重视西方社会对它的关注而不是“自信”或“自尊”到对偌大世界不屑一顾。问题恰恰相反，作为一场东方文化运动的崛起，应有全球性的战略眼光和精神视野，否则我们就成了自我封闭的“山大王”，最后流落为溃不成军的“文化游击队”，失去大面积的精神空间，只能在文化领域“打土壕、分田地。”最后在整体意义上自行消失，这是我们极不乐意看到的。据悉，近年中国大陆策划出版“海外移民作家”作品一百本，这是一次文化统战，且不管它有多高的层次，却反映出大陆官方面对海内外的某种精神攻势。无论面对中国大陆社会还是西方世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应有它的令人信服的当代文化成果，以其独特的系列与别人相比较而存在。这一系列既鲜明有别于中国大陆的专制文化，也有别于泛滥于海内外文化市场的向专制暴虐卑恭屈膝并朝它一边倒的文字。它应该让世界看见一个真实的中国，看见承传和弘扬东方人文传统菁华、又高度重视同西方文化精神交融的中国当代真正的自由文化！
作家的战场在人类精神和文化领域，他对自己应有很高的专业要求，他的专业就是他的社会关注、就是他的道义和良知、就是他的人生和性情，就是他超越于党派意识局限的博大的襟怀和他所拥有的无限辽阔的精神时空。他不仅面对社会人生、面对专制邪恶，也面对宇宙生命的无穷奥秘。自由文化运动绝不回避对社会政治现实的关注，却不是在任何社会领域的活动上都越俎代庖。作家和诗人不同于职业政治家、宗教传教士乃至纯粹的政客和神棍，他追求的是生命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却非任何党派政治操作所追求的实惠与功利。面对专制社会体制，坚守良知的作家正是这个社会精神上最彻底的叛逆和最坚定的自由战士，我这里所指为在文化上有真性情、在人格上见真骨血者。
时间已进入全新的世纪，现代社会变革的第一步，首先是精神的变革和文化的变革。一般意义上，这一“变革”绝不由专制者及其专制文化依附者来完成；也绝不由在一世代精神领域以“暴民造反”的简单和粗暴的方式来定夺。这是一场灵魂的变革，由灵魂始也由灵魂终！
视觉诗歌与立体书写
诗歌在今天不应继续安然自囿于边缘化、小众化、小圈子化；应走出小沙龙、小客厅和纯学院式的书卷气氛的冷寂，重返生活和生命，复归“大街、广场和人群”。
今天的诗歌空间，既非烟雾迷蒙的个人狭隘的小天地，满足栖居于一个无关现代视觉艺术并同其拉开距离的“非视觉”世界。从精神色彩的角度看，这类诗是栖居或寄身于灰色地带者的“灰色的诗歌”。这类诗收翅敛翼，或者根本就没有羽翼，因为它只求栖息、只求苟且安身，没有升腾和凌空飞翔的欲望，也没有冲刺的锋芒与精神的力量。在这类诗之前上个世纪更早的年代、也即五、六十年代，诗歌不是“灰蒙蒙”的颜色，而是“红彤彤”的颜色。在那个时代，诗人以“革命者”自诩，革别人的命、也革自己的命。诗人和他的诗歌读者，都成了“不要命”的人。在那个亡命的年代，诗歌等同于“号角”、“旗帜”加“炸弹”。占据和统领这个领域或部落的，是一群浑身上下、心身内外被“红色”浸透的血光淋漓的人，与后来的灰色诗歌不同，他们在此前创作的是贴上“革命”标签的“红色的诗歌”。这类诗引不起心灵真正的共鸣，也就没有本真意义上的自觉的“读者”，只有以精神“暴民”和“愚民”组成的混合体为“教化”的对象。
吹号角、打旗帜、丢炸弹的人最早是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诗人马雅柯夫斯基。他的“读者”都是挨炸的对象，读完他的以“进行曲”的方式表达的《列宁》、《好》这一类诗歌的人，在那个年代只差血肉横飞！因为他被暴君斯大林称为“我们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他本人才幸免于“自己把自己”炸伤或炸死！
在那个“文化”被套上“革命”的轭具的时代，马雅柯夫斯基的诗歌纯属鼓动与宣传品，这类诗歌的另一个名字，本质上可以叫做“广告”。全俄国最大的“革命”广告商是斯大林，马雅柯夫斯基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推销员，身负打着红旗、吹响号角、遍地丢“精神炸弹”的“革命”的历史使命。他个人生命的存在只是“斯大林”的精神影像的投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斯大林”。他的诗歌是扫描“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心电图；也是探测和传达独裁者斯大林的隐秘思维韵律和节奏的超声波。
马雅柯夫斯基的诗是楼梯式的诗，也是诗歌的进行曲，却没有真实生命的呼吸，从中也听不见自己的心跳，却以“社会主义”的“诗歌经典”传到了中国，并收罗了一批信徒。
诗歌在中国同在俄国一样，同样受制于实施极权体制的社会环境。所以，在斯大林时代，唯有“斯大林”诗歌。在毛泽东时代，唯有“毛泽东”诗歌、或吮吸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健康成长”的“革命”作家和诗人。正因为如此，在中国革命与“和平建设”年代，是中国的“红色诗歌”的天下；在所谓“改革开放”年代前后，却只有经包装而被推销于文化市场的“灰色诗歌”。前者得到肯定，后者得以容忍和幸存。而两者在不同年代却有不同形式的表现。或传达革命操练的步伐，同极权社会互为协调、旗帜鲜明地保持高度一致；或清一色烟雾朦胧，只求在暴政的夹缝中生存和自保，发出含混不清的咕哝。在“文化”的意义上，两者都是专制制度的精神附庸，都同样跳不出专制文化的思维窠臼及其精神制约。两者都是专制的产物，毫无精神独立性可言。这是遥远年代的诗歌文化留给我们的记忆，就精神性质而言，一个时代的诗歌，仅存简单的红、灰两色；一个民族的人文历史，仅存贫乏和单调，只好以欺骗、伪饰、拼凑来虚构和弥补历史。而在专制社会的条件下，一代一代的“诗人”都无奈成为环境的产物，其精神意识和行为方式都无从超越于环境，甘于受人愚弄又自我愚弄，其心灵层次之低，其性情之萎琐，令人窒息、令人沮丧也令人悲悯！自毛泽东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以“精神霸主”一手遮天以来，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大陆，除了后浪推前浪的文化泡沫和沾沾自喜、目空一切地浮沉其中的小鱼小虾，未见一个在人文精神领域“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真人！
我们时代不需要政治上、也不需要文化上的“列宁”、“斯大林”。无论在政治的中国还是文化的中国，在人类人文精神世界中，不需要再打造一个高踞精神之巅、万众之上的独一无二的“毛泽东”，或者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毛泽东。每个人都应该是他自己。每一个人都不需要一个“毛泽东”从天安门城楼上居高临下俯瞰自己；也不需要一具毛尸占据自己心灵的广场并在空间上受到一具腐尸的排挤。纵使生命能量各自悬殊，而众生的生命自由及其天赋权利却一律平等。面对终极的虚无，要说渺小，人人都难免趋于“渺小”；若说伟大，人人都有可能成其为“伟大”。“渺小”不是谁注定的天命；“伟大”也不是谁独享的专利。
这是一个越来越多的人都具有自觉的“人权意识”的时代。也是一个越来越多的人自知生命“生而自由”的时代。更是越来越多的人维护和捍卫生命“自由表达”与“自由书写”的时代。
如果诗歌是“旗帜”，就诚如前面所说的，那么，“自由”就是每个诗人共同的旗炽，而“旗手”却不是任何一个“登高一呼”、“一统天下”者的传统角色，而是每个诗人就是“自己统领自己”的天然生命的旗手。如果诗歌仍然是“炸弹”，那么，今天这炸弹不贴“主义”的标签、更不屑负有任何独裁的“执政党”授予的生产伪劣产品的精神“使命”。诗歌回复它本身，面对的是整个生命、人生和全部存在。没有“阶级敌人”成为命定的“轰炸和摧毁”的对象，没有以意识形态划分的“革命”区和“敌对”占领区。文化的精神价值不仅超越党派意识局限、也具有超越不同民族、国家的地域和精神界线的普世意义。
今天的诗歌是不同生命能量的自我蓄存和引发，是每一个精神生命个体的自我爆炸。首先面对文化专制制度，炸出一片自由的空间；进而自我精神引爆，炸出浩瀚宇宙生命的天地。炸弹有各种各样的型号，爆破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绝非全然平面“文本”式，而是“综合”式、“立体”式、“肢体语言”表达式或行为艺术式。所谓“综合”和“立体”，就是诗歌不纯粹自囿于文本设限，而是向“存在”索回与生俱来的“生命本文”。让诗歌跳出传统文学分类的模式，横跨不同领域，与多种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相结合。对我而言，在诗歌的“文本”书写之外，还有诗歌的立体化、综合化、装置艺术化、行为艺术和视觉艺术化等书写方式。而其“文本”也不受“平面”局限，而有“房子诗歌”、“行走的诗歌”、“摇滚乐诗歌”、“爵士乐诗歌”、“霹雳舞诗歌”或称之为“墨舞”的“诗歌书法之舞”诗歌、以及综合东西方“诗歌书法”和绘画艺术的“视觉诗歌”。广义上来讲，包括音响在内的所有的诗歌表现方式和手段的综合都可以统称为精神“视觉诗歌艺术”。
正因为这样，诗歌也就成了一种“立体写作”方式，成了现代“视觉艺术”和“立体艺术”。“重返生活和生命”，复归于人群。也正因为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我把我的诗歌、书法和朗诵，综合带入大学的课堂和校园，也同时走进了不同城市的街巷、艺术博物馆和大型图书馆。
在全球中国文化热的大背景上，我以我的方式“书写生命”和弘扬独具东方特征和人文色彩的中国自由诗歌、书法艺术和人文精神！但纵使如此，时至今日我仍被专制者视为精神上的“对立面”、“不谐和音”。因为他们要“弘扬”的不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也排斥人类文化的普世价值。他们由来已久地因为我的名字而产生病态的敏感，因而从上世纪至今继续对我及与我相似者犯下“因人废文”的邪恶罪行！他们所能容纳和接受者，是一群在文化意义上的“同而不和”者，那类趋炎附势的小人。从魔头毛泽东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专制者从未终止对任何一个特立独行者的迫害，以不择手段的残忍方式进行扼杀！以前这种扼杀和迫害是赤裸裸的、公开的；现在不得不变得隐秘和巧妙、甚至是无奈的、徒劳的，不得不松手。这种时候他们也会对一些有一定影响的人网开一面，我说的不是朦胧或暗地投靠他们的人，而是指锋芒毕露地反对他们的人。专制者早已到了外强中干、只剩下一张虎皮，虚脱到不得不实施“外松内紧”政策，甚至对国内社会也不得不作一定程度的松绑、半真半假地作出某些非本质的让步。这个制度已经失去了公开的、赤裸的、大规模向人民行使暴力镇压的能力了！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他所倚靠的这个罪行累累的体制已经濒临令他绝望的寿终正寝！
文体的现代综合
（小说形式随想）
并非小人之说
而是精神大述
1
评论家﹐你别跟我玩概念、玩新名词、玩时髦新调﹐收起你这一套吧﹐你的唠叨让人心烦。你试着写一首与众不同的诗、一部不同于人的小说看看﹐那就是你的真本事。你别盯着我﹐你不认识我。我的脸上没有新潮文本﹐只有生命本文。我的脸不在前面﹐不在你所习惯的地方﹐你别费心去区别这张脸与其它脸有什么不同？人的五官都一样﹐你别徒劳去寻找嘴巴、鼻子的差异。我的脸在背后﹐那是一张看不见的宽脸。你别用你那一套思维、你的习惯、你的方式去识别我﹐我不是你所认识的这个人。我叫“我这个人”﹐我自己。你别想你一眼就看清我﹐然后去品头论足﹐拿你新捡来的一堆词语尺子比来比去﹐短尺能量天地吗？这些东西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只能与中国货色相比较而存在。我这里所说的“中国货色”是指自由的精神创造，而不是专制的精神产品。你不要只会帮着别人叫卖﹐却忘了推销自己的货色。无论是商品市场或精神市场都不是独家摆摊、独家经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世界这么大﹐人人都有平等竞争的机会。你只指我看碧眼金发的人有多美﹐也让人看看黑发黄肤的人有多帅吧！我就这样渺小﹐这样病弱﹐我就这么难看﹐我的血肉形像和精神形像就属于劣等民族﹖你正眼瞧瞧你自己吧，你要学会看人﹐首先看看我们这个种族﹐从我的脚趾爬起吧﹐爬到我的肩头、我的头顶需要整整一年。这里不光需要眼力、气力﹐还需要异乎寻常的真自信、真勇气！如果你是头笨驴﹐一头光会学着别人叫的笨驴﹐那么你在我身上的跋涉需要你一辈子﹐甚至一辈子也不行﹐因为你气短﹐没有足够的力气爬上去。你的脚会打颤、打滑﹐不到中途就会掉进我的裤裆里﹐这时候你才会叫出你的真嗓音。有个叫林培瑞的洋人就爱听你的真音﹐哪怕声音嘶哑﹐他不喜欢你学着他叫和他的族类叫。我发现许多不会写小说、不会写诗甚至也不会写文论的人成了评论家。他们贫乏于想象和生命的真体验﹐评来评去﹐他们的评论永远成不了一首像诗一样具有魅力的诗﹐一篇像小说一样津津有味的小说、像文论一样独具文采的文论。小说并不是编故事。为什么一篇小说非要首尾完整贯通？为什么非要时间、地点、人物、环境、心理、性格的清楚描写、刻划和交待？为什么一篇小说非要从某年某月某地有一户什么人家开始等等﹐诸如此类。仿佛不如此就不是正宗小说﹐或不懂得写小说？生活并非故事﹐小说也并非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故事的小说是真实的小说；永不完整的生活是真实的生活。生活是情节﹐一连串的情节链。它千丝万缕﹐细节纷呈﹐却并非总是构成首尾、因果的必然关联。一切都是偶然。万物的存在和出现是偶然。我们的星球被甩入宇宙太空是偶然。父母的某个精子和卵子碰撞、孕育了我们是偶然。我们结构一部小说、写作一部小说乃至产生结构和写作的动机也纯属偶然。小说并非街头巷尾的小人之说。它是“大述”。人类精神图像的“大说”和心灵的“大述”。人类心灵史或精神史绵延显象﹐以其存在的独特形式揭示人类生存现象中的“偶然”无所不在。
2
世界上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描写所有时代的书；也不是描写所有从属不同历史年代的人的书﹐虽然我们从中可以见出别的时代和别的历史时代的人所具有的某些共性。无论古典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或现代后主义的作品﹐总是从时间和存在中揭示出时代、历史、社会的差异以及各民族心理文化的差异。我们不会把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当作古典主义的作品来读﹐当作反映古典历史题材的作品来读。也不会把《红楼梦》当作外国作品来读﹐当作表现外国民族性格和心理的作品来读。这里就有个时代、社会、历史、民族的差异﹐这种差异永远存在；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各民族的独特文化﹐而也正是各民族相异的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我们从这种差异中会发现社会、民族、时代、历史；也同样可以在其中发现我们这个人们非常注意自己的现代社会中的“我这个人”。纵使我们读作品就是读文本﹐读文本本身﹐可以抽去它的社会历史、政治倾向、意识形态的背景去参与阅读和评价﹐但任何一部作品中的时代、社会、历史﹑民族特征却总是自存的、自足的﹐抹杀不去的，要不我们就难以区分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品了﹐也难以分辨不同时代的作品之间的差异了。
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不能无视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在一个专制社会的精神泥沼中，我们首先而且必然呼唤的，是文学还我们以生命的真实；使我们从一个特定时代的普遍谬误和混浊中心灵得以澄澈和清醒。我们同时希望文学艺术给我们以抵达存在深层的震撼，以其超越的精神力量，启迪我们的灵魂并使其从中得以荡涤和升华。
我们所生存其中的时代，让我们从深心感到厌恶和绝望！无论它在文学上以什么形式主义的花梢去伪饰、去遮蔽、去转移社会的精神视觉乃至方向﹐其内在生命的本质始终是扭曲的，其灵魂深处始终是贫困的。
3
我以为﹐心灵史﹐就是个体的人的历史﹐而不是指集体的人的历史。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的心灵的历史﹐而无集体的人群心灵的历史；集体的人群的历史﹐也只是一个心灵的历史﹐也即使许许多多的无数的心灵失去历史的历史。在集体的心灵史中只存在一个心灵﹐而使其它许许多多无数的人失去心灵的奥秘。所以要揭去信仰的帷幕﹐洞见人类心灵的真正奥秘只有从个体生命的人身上去寻觅和发现。集体心灵的历史是真实心灵的幻象和假像﹐是众多的人群的信仰﹐是迷茫心灵的迷信﹐是某种具有宗教意味的人类集体的虔诚﹐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集体的精神自杀。他们受到外在和内在的双重蒙蔽而不自觉。他们因希望得救而产生笃信。他们因无力自立而寄托别人。他们因无自己的心灵﹐被人抠去了心灵而膜拜别人的心灵。他们因丧失自己的心灵而追逐和随从别人的心灵。宗教意义上的心灵的历史或是虔诚的信仰的历史，或是蒙蔽或迷信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应该是超越一切形式主义教旨的宇宙宗教﹐它的本质是对生命宇宙或宇宙生命的独立追寻和伟大的本我膜拜。本真意义上的心灵史并非人类大集体的心灵史﹐而是个体生命心灵的历史。绝大多数人类的心灵都像羊群一样受到“牧者”的驱使。他们所奉行的任何一种宗教（心灵）的历史都不是人们自身的历史﹐而是上帝的心灵史﹐真主的心灵史﹑毛拉的心灵史﹑基督的心灵史﹐也即具有信仰意味的高出于自己头顶之上、超越于自己心灵之外的神的心灵的历史。神是人类心灵的最大放牧者﹐人类生息的广袤的大地是它宽广的牧场。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基督﹐那么所有的人都成不了基督﹐所有的人都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和心灵的自由解放。只有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基督﹐并且自己引领自己﹐人类的精神和心灵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其实﹐诚如弗洛依德说过﹐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诗人﹐进一步说﹐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宗教家、领袖、导师﹐完全能够自己引领自己。但这现在还只能是一种理想。现实的情况是﹐绝大多数人﹐都远不能成其自足和成熟的宗教家、领袖、导师、先知。他们只能自觉不自觉的接受少数人的引领﹐这极少数人﹐就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导师、领袖、超人和神灵。这就是人类的历史﹐也是宗教（包括政治宗教）的历史。那些政治宗教狂﹐他们总是自以为发现和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真理、主义、信仰、理念﹐并强制别人去接受﹐发现思想异端就施加镇压﹐这种政治宗教迫害与宗教迫害无异。如果每个人一定要在宗教上、特别是政治上信仰什么﹐那也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最好的选择就是以比较为前提的精神兼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无单一信仰就是最大的信仰。
4
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是一部本真的纯粹意义上的心灵史。我差点失去这么一部优美的杰作。因为开始我只打算收藏它﹐并未考虑通读它一遍。现在我才发现这是一部值得我抽出目前宝贵的人生岁月尽可能利用可能的闲暇仔细玩味、通读一遍的作品。我必须象当年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一样﹐从头到尾细读它一遍﹐并且安排在我写作长篇半自传体小说的间歇。慢慢地读。随意地读。边写边读。用作以音乐式的调剂。但必须从头到尾读完﹐像好友雅士用了整整一个沁凉的秋天和温暖的冬日。这是一部值得通读的现代主义文学奇书。我想这种兴趣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并且还需要耐心、耐力。读这类书的人同写这类书的人一样﹐除了病魔缠身或者身带残疾、带有某种类似病态感觉的极其敏感、细腻的人以外﹐就只有伟大的幽居者、心灵寂寞者和精神独异的具有内心生活倾向的遗世独处的人。这是几近艺术宗教的一次季节沐浴﹐需要持续很长的时日。对于此书﹐也许一般读者是很难问津的。特别是现代这些追求物欲、性欲、利欲的芸芸众生﹐普鲁斯特很难把他们从电视等各种现代大众传媒中吸引过来。《追忆逝水年华》的读者不多﹐但决不因此失去其伟大；也不因此使它失去它可能拥有的许多潜在的读者和同样潜在的伟大社会影响。我们读这类书是读一个人﹐读一个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展开浩繁卷帙的漫长的一生。而这个人似乎仅仅局限于个人的“个体生活”的心理和精神的自述﹐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重大社会事件和历史场景的描绘的回避﹐并未使他的作品失去伟大的时代特征。因为这些特征不仅由轰鸣而至的喧嚣的历史事件和运动拱托出来﹐也闪烁在许多我们漫不经意的轻盈、悠闲、恬淡、快乐和忧愁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居所、衣饰、书籍、器皿、闲聊、交往中交叉折射出它的颤动的光芒。我们从群体运动的外化中见出历史﹐也从个体运动的隐秘中发现历史。无数相异的个体构成每个时代的不可忽略的细节﹐而无数细节以潜在的形式﹐从不同角度勾勒出每一个体所处的时代。普鲁斯特正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细节。他以他的个人性﹐从另一种视角表现了自己的时代﹐使我们从中感受到一个已逝时代的“普鲁斯特式”的重现和听到那一时代的“普鲁斯特式”的悄声细语。普鲁斯特曾与乔伊斯一见﹐但似乎相互很冷淡。容格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感到腻烦！乔伊斯是他那一时代正宗文学的叛徒﹐他以自己的方式写了一部乔伊斯式的《尤利西斯》﹐却并没有考虑是否能为人所接纳。思绪。印象。回忆。感觉。千变万化的紊乱的意识流动。东一鳞、西一爪﹐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意绪和记忆﹐零乱芜杂、漫无边际、变幻无常、毫不连贯。你感觉乔伊斯仿佛把一张写就的文稿故意撕碎、抛撒出去﹐让他的阅读者一一拾起来﹐自行拼凑。有这么一个幸运并能使自己的作品幸存的乔伊斯就够了﹐你喜不喜欢他﹐他反正就是乔伊斯。不过我奉劝你﹐不要在乔伊斯成为“乔伊斯”之前去指责他；也不要在乔伊斯成为“乔伊斯”之后去顶礼膜拜！这位大名鼎鼎的人也曾在人前谦卑地自称“无名小卒”。小说是什么﹐它什么也不是。它是生活和存在本身﹐是各种生命形态的形式综合。我们无法从《现代小说艺术》、《现代小说面面观》及《现代主义小说如是说》这些教科书中发现它。读小说就是读“我这个人”﹐也即不同于“你这个人”或“他这个人”的人。就是读生命﹐读情绪的记忆﹐读心理的踪迹﹐读精神的流变﹐读存在的独白。生命在我们用文字符号追索和尽可能的模拟中驳杂重现。现代小说中﹐一切都具有追索和模拟生命的可能性——叙述、像征、感概、议论、意像、具像、情节、细节、感觉、记忆、夸张、变形、神幻、巫术、预言、情绪、绝句、诗意、怪异、荒诞、历史、宗教、乡风、民俗。一切都可以试图表现和外化宇宙生命的全部存在——散乱、叠加、清晰、混杂、逼真、错觉、外视、内视、综合、变幻、完整、片断、瞬间、绵延、时空分裂与同一。存在并非故事。生命超越文字。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有人指出一种综合性的文体是“非文体”﹐各种文体形式的综合运用有损小说形式的完整与独立﹐甚至破坏小说的“元素”﹐使其非驴非马、不伦不类、混杂不清、杂乱无序、纯粹是“大杂烩”、“四不像”﹐那么﹐一盘大杂烩不是各种味道都有吗？一头四不像不是带给我们以未曾有过的惊喜和新奇吗？我们的思维太习惯于定格和模式了。古往今来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正宗小说或正统“小说”﹐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明确指出并定义小说是什么和什么是小说？小说特别是现代宏篇巨制的小说应该是“非小说”﹐它除了追索和模拟生命存在的手法形式千变万化、内涵也可以贯穿历史、哲学、诗学、宗教、政治、理念、现实、梦境等等于其中﹐而以个体生命纷繁复杂的体验或一个民族的心理、精神为主线﹐让“非小说”的形式展开长篇小说的巨大构架。让一个巨大的头颅掩埋在其中。一张沉思的脸弥漫其中。它有待人们去识别、去认知﹕这是什么？这究竟是什么？在发现中阅读。在交流中参与。阅读的过程就是你面对一个个体的人身的探险过程。它不是一条地面上的河。阳光朗照中让你清晰地见出水面、沙岸以及它的全部流程。它是一条地下河﹐无数的地下潜流中的一个支流。它深藏在自身的黑暗中﹐水底里布满礁石﹐到处都是看不见的熔洞﹐黑暗中扑溅、喧嚣的流水﹐深藏水中的各种奇异的水生动物和沿途千奇百怪的熔岩构成的个体生命隐蔽的风景。河水在黑暗中喧哗而流向不定﹐你不知道整条河流到底有多长﹐它的不同流段到底有多深、多宽！一切都靠你自身的生命之光去照亮﹐并以你自身的生命之光与另一个生命的潜在的漆黑的光芒相交融、相撞击。这是一次充满惊险的精神历险﹐每前进一步﹐都充满危险、都是对风险的一次征服。多年来﹐我反复阅读爱尔兰人詹姆斯·乔伊斯﹐他的风格奇特的形式主义巨著《尤利西斯》﹐其中一些章节我是花了时间仔细阅读的。如第六章布卢姆参加帕狄·迪格纳穆葬礼的一章﹐回忆也好﹐描写也好﹐简直扯淡。我还象个傻屄似的认真做了读书笔记。与其它章节比较﹐这一章还算比较完整的从头到尾细致得令人厌烦和十分乏味的叙述。读这种东西并不令人愉快。你只是硬着头皮去戳它几下﹐戳它几个洞﹐看里面到底有令人敬畏的什么？你一边读一边兼读它的同样令人乏味和十分繁琐的注释。除了乏味还是乏味﹐什么复杂的东西也没有。阅读是一种身心参与或震颤﹐但这与乔伊斯风马牛不相及。你不能对他作过高的阅读期待。就连它的译者萧乾、文若洁夫妇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也同样觉得晦涩难解﹐并对其中一些纯文字游戏的地方﹐仍持保留态度。认为七十多年来﹐西方只有一个乔伊斯﹐说明肯定什么、推崇什么﹐并不等同于就成为道路、方向。艺术创作只能是个人智慧的结晶、心灵的影子。我想只有盲目追随、模仿者﹐宁选一条死路﹐企望成为乔伊斯二世或写出《尤利西斯》新篇。这类小沙弥不是一个两个﹐而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一听乔伊斯的名字就垂头肃立。他们讥讽你读乔伊斯会读得头痛﹐好象他们读得真饶有兴味似的。
5
那个尖嘴猴腮的叫孟仪矜的书耗子﹐根据他的名字的谐音﹐人称梦遗精。这诗癖梦遗精﹐一听外国权威﹐双腿就发软﹐扑通一声匍匐在地再也不肯起来；一读本民族文化就猴急板跳、不屑一顾﹐在他眼里从“五四”到民主墙运动当今中国文化一无是处﹐似乎无一不来自外国人的影响。无一不是对外国祖师爷的作品的复制﹐并且认定他创作的一部长达上万行的诗歌《雀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一代中国现代主义诗风﹐标志九十年代中国新诗发展的最新水平。他虽然没有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空阔心怀﹐却自视生不逢辰﹐深感郁郁不得志﹐身为中国唯一的先锋诗人而无人识别。他的先锋性表现在：嘴是自己的﹐话是别人的；脑子是自己的﹐思想是别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对外国名流、权威惟命是从。在他说话之前﹐他总喜欢说﹐“某某人怎样说”；在他说话以后﹐他也总要指出﹐“某某人曾经这样说过”。这里的“某某人”﹐主要指外国知名人物﹐唯有他们的“金口”才能流出“玉言”。他的最大的嗜好就是推销别人的思想﹐越新奇越时髦越好。什么意象叠加、智力空间、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文本主义﹐以及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无一遗漏。他把这种义务和廉价推销竟视为“独创”。被他推销的东西都很短命﹐后面的来了﹐前面的就被否定。象商品一样不断地变换着商标﹐没有任何东西能保持相对的恒定﹐眨眨眼就过时。他把精神创造活动完全等同于商品生产﹐一天一个花样﹐层出不穷﹐但没有一样东西长命。一切都是一次性﹐过去了就象手纸一样扔了，最后连这位推销员自己也被自己扔在一边无所适从。他喜欢变﹐却万变不离模仿。他的思维、写作乃至日常生活都要依据别人的定式和公式﹐而且也随着别人的变换而变换﹐永远步人后尘﹐不越雷池一步。他住在单位分给他的一间单间里﹐房间很小﹐只能装下他和一堆破书。他喜欢深居斗室﹐足不出户。整日在书堆里从别人那里摘章引句﹐冥思和制作他的纯文化。他为名利绞尽脑汁﹐却害怕损害自己身上一根毫毛。他执着地反对精神和文化上的抗争和反叛﹐把知识分子的叛逆视为令人讨厌的“烈士情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绝对回避政治。他不敢正视自己在政治上的软弱和妥协﹐反而把自己的苟且姿态堂而皇之地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在他看来﹐前苏联受迫害和持不同政见作家﹐如布宁、安德烈耶夫、曼杰姆斯坦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任尼琴乃至布罗茨基都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都缺乏纯文化性的独立精神﹐好象这种精神可以在暴力的枪口下和专制主义体制的缝隙里逍遥自在、安然独存！你只有面对暴虐俯首贴耳、忸怩作态、惟命是从、使自己完全扭曲和异化才是知识分子的纯粹本分。他认为人都要受到社会结构制约的﹐每个社会成员只有适应这一结构﹐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去消解或改变这一结构﹐无论你以物质或精神的方式。这一结构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摧毁的；你若想摧毁它﹐只能摧毁你自己。所以他觉得一切异端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可笑的﹐纯粹的文化人应该安于天命﹐他只能在书房里而不应在囚室里阅读人生。梦遗精安居于自己的单间中。四周堆满了书。窗帘低垂。隔绝空气、阳光、风和活鲜鲜的女人。读书是他唯一的天职。诚如掩卷之余﹐独自躲在空空四壁之中、想入非非、解开裤带、掏出那玩意手淫成了他唯一的消遣。天长日久﹐他难从意念自淫中自拔﹐人越来越虚脱﹐自己把自己掏空了。浑身盗汗咬黄了内裤和被褥﹐人变得鸠形鹄面、形锁骨立。他在镜子中自我端祥﹐发现自己双眼深陷、颧骨高耸﹐一张嘴唇很薄的卷起的嘴形同鸟喙﹐汗湿的脑门高而有光泽﹐不禁满心欢喜﹐心咚咚地跳了起来﹐这不正酷似大师的神貌吗？伏尔泰、但丁的形象不正是这样吗？他为自己竟能与两位巨子神形肖似﹐更加自命不凡。偶尔﹐他也出入文艺沙龙、结交几个朋友﹐大家拉帮结派、携手合作﹐订立君子协定﹐彼此之间只能互相吹棒﹐不能相互攻讦。要前进大家一起向前进﹐要攀登大家齐心共攀登。但这种情况往往维持不久。一旦真登上某个山头﹐他就决不与人为伍﹐而要占山为王。于是君子们彼此反目成仇﹐不是比个高下﹐就是决一雄雌﹐相互之间非致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他一直坚守他的纯文化立场﹐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中国现当代任何一次历史运动都不值得肯定。在他眼里﹐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新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一回事﹐都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把思想文化搞得一团糟，必须来一次大清洗和大清理。1917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出了差错﹐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最终有损于纯文化的发展﹐因而无任何文化成就可言。胡适只不过写了一卷浅显易懂的白话打油诗﹐它的读者对像是瘪嘴老太婆；郭沫若只不过步惠特曼后尘﹐呛出几声咳嗽﹐那种东西能算诗吗？徐志摩、戴望舒、汪静之一流模仿海涅、雪莱、拜伦忸怩作态﹐样子太难看；李金发、邵洵美、郁达夫﹐沉沦比不上波特莱尔的法国式颓废；唯美逊色于王尔德的英国式情趣﹐这些东西是中国人玩的吗？最后他干脆破口大骂﹐斥责这些人算什么货色？一群鼠目寸光、食洋不化的文化窃贼！平庸小器的凡夫俗子！一切且看我吧﹐他嘭嘭拍响着厚厚一叠《雀潮》手稿﹐情不自禁地用毛泽东诗词配上即兴曲调哼唱起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他来兴时﹐最爱哼唱或引用的两句话。1978-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在他看来也是重蹈历史覆辙﹐当时怎么不请我出山玩点绝招？民主墙只不过是巴黎公社墙的翻板﹐一群人在那里咋咋呼呼﹐贴几张大字报、印几本油印刊物﹐就能复兴中国的思想文化、揭开东方文艺复兴序幕？痴人做梦﹐谈何容易！民主墙仍然象本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一样﹐把政治、文化搅成一锅﹐浑浑噩噩﹐混混糊糊。不但影响了文化特别是诗歌艺术的清纯﹐而且使诗人、作家继续向社会作出错误导向﹐使自己陷入文化和政治的两难处境而不能自拔！文化就是文化﹐政治就是政治﹐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你一个文化人就应该安于本份、沾什么政治的边？诗人并不是斗士﹐你要斗你写诗干什么？你抱着炸药上天安门广场去﹐或者往身上淋一把油当众点火自焚！要不你就安于书斋与山林﹐而不应该走向街头和广场；诗人应该独守宁静和清寂﹐远离街头﹑广场和人群﹔应该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享受宽容与宽松﹐不要浑身火焰锋芒毕露﹐烧毁自己又殃及于人。你应该关注的是思想、文化、艺术的自然复兴﹐你管它什么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和暴虐？！一个社会没有权威行吗？那不是你一个文化人要考虑的事！文化就是文化﹐又不是万象包罗的社会百科？这是自古至今中国文化的通病﹐也是中国文化的灾难和悲剧！他终于发现了中国文化为什么停滞不前的原因﹐坏就坏在中国文化人失去了自己的纯粹性！到了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以空前未有的声势席卷全国﹐他在书斋中发出惊呼：坏了！坏了！千百万知识分子为什么全都不务正业﹐全都如同无知无识的群盲﹐全都拥上大街摇旗呐喊、示威游行干什么？完了！完了！中国文化完了﹐彻底被政治淹没了。如果我再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抢救文化﹐那么中国现代主义文化将毁于一旦﹐将彻底葬送在这些头脑发昏的政治狂徒手里！窗外游行队伍的喧声传入室内﹐他用双手捂住耳朵﹐急得在屋里团团直转﹐梦中的生殖器遗精此刻升化为精神遗精。他铺开方格稿纸﹐不无激愤地以梦液混和着精液写下了告别以往一切运动的现代主义诗歌宣言《拜拜﹐1989》。他不仅厌恶1989﹐也厌恶1978-1979﹐同时也厌恶1917。也就是说﹐厌恶以往一切与纯之又纯的文化无关的运动﹐不管它是正面运动还是反面运动、本真运动还是非本真运动、自在运动还是人为运动。一句话：不要动！文化与社会运动包括生命运动无关﹐它是个人的事情﹐也是纯粹脑子里的事情。它只需要一叠纸、一张桌、一支笔。写作﹐唯有写作这件事本身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小范围的事情﹐其它一切都是大而无当、子虚乌有、精神乌托邦。事物越大﹐比如大如运动、群体、宇宙和整个存在﹐骚动和混乱的程度就越大﹐清晰可把握的程度就越小﹐我连我自己都不见了。所以﹐要小﹐要个别﹐要局部﹐要退避三舍﹐才能恢复个人与文化的本位。由此他认为天空任鸟飞只是神话﹐如果你是鸟就应该回到笼子里。因为独鸟孤笼﹐骚动和混乱就减低到最低程度甚至消失不见、了无踪影。
（注：全文第三部分《文体的现代综合——小说形式随想》摘自我的《自由之血——天空下的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天空》一书下卷第50章，原名《并非小人之说 而是精神大述》。）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关于未来十年中国社会人文发展图景展望》研讨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