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人类三大精神里程碑”的法国十九世纪伟大作家巴尔扎克说过：“历史有两部，一部是给王太子读的历史，一部是真实的、平民的历史”（《外省生活场景.幻灭》）。
（一）“∴”贯穿的中国近现代史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方以智这个当时不被包括一些高明之士理解的“∴”字（如作者好友、明清之际的另一位大思想家王夫之就曾在〈〈寄怀青原药翁〉〉诗中写道：“哭笑不遮∴字眼，宫商遥遥断纹琴”），竟是伴随着近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相起伏沉落：
清代天地会对满清皇族极权的反抗从来就没有断绝过，较大的除上文所叙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外，还有“如1853年黄德美等领导的福建小刀会起义、林俊领导的福建红钱会起义、何贱苟领导的湖南天地会起义、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1854年陈开和李文茂等领导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大成国起义）、朱洪英和胡有禄领导的广西天地会起义（升平天国起义）等”（引自田地等编著《中国近代战争史》，军事出版社1983年出版）；进入19世纪后半叶，天地会众大批结成商旅扬帆出海，远走美洲和东南亚，筚路蓝缕艰辛开拓，成为第一代华侨；
按“守常文集”刊印1911年5月，清政府将已归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立即激起全民公愤，在随之而来的保路维权运动和辛亥革命中，天地会起到了无可估量的历史作用：孙中山本人曾加入过天地会（洪门），同盟会员其实很多也是天地会员，辛亥革命其实就是清末会党革命；民国时期，天地会发展达到了鼎盛地步，长江中上游的大中城市和几乎凡有水陆码头的乡镇都有天地会的分支“袍哥”“哥佬会” —取《诗经.国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意——“仁”“义”“礼”“智”“信”山堂和公口，仅以四川为例，最高峰时竟然达到了整个省份80%以上的成年男子加入天地会的程度，另还有不少洋人和官宦女眷组成“公口”（刘师亮《汉留史》四川巴蜀书社1982年），天地会虽然组成人员复杂，但坠入黑道的毕竟是少数，他们的活动多限于迎接八方宾客、调解地方纠纷，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正符合哈耶克所说“非政治的政治”，有效地制约了官权。
1949年以后，大陆禁绝一切民间信仰和社团，据搜索引擎“百度百科”“会道门”词条：“解放初，全国共有会道门300余种，道首和骨干分子约82万人，道徒约1300万余人。这些会道门大半被特务利用，成为当时企图与人民政府做斗争的最大的反动组织。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2月公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这一规定为打击反动会道门提供了强大法律武器。通过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一大批道首骨干遭到了法律制裁，成千上万道徒争相退道，会道门在社会上声名狼藉，风光不再。所有这一切标志着中国会道门开始步入衰亡阶段”，以侠义著称、催生了中华民国的天地会自然也在被取缔和收编之例，除极少数移师海外外，天地会突然遁入历史深处；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改革开放”，天地会借助港澳台等地从民国报端接续下来的武侠小说“重返”大陆，其中尤以深通传媒谋略的香港金庸为代表和集大成者，这类缺乏现实依傍、扭曲的荒诞传奇，借助电子影像时代的方便快速繁殖，在娱乐和愚弄大众的同时，一位17世纪中国启蒙时期汉文化接续存亡关头唯一突破了千年传统儒教框架、具有黑格尔所称东方所缺乏的“三位一体”高卓意识的思想大哲的思想精魂，再一次在被后世精心设计出来的消费历史语境中被戏说和遮盖……
源远流长、因不留文字而倍显神秘的天地会（从民国至今汗牛充栋的研究著述和演义大多取自现存大英博物馆的《西鲁序》、〈〈西鲁故事〉〉和一些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之所以存留至今，而且其忠义的背影至今还能让中国人心神怦动， 显然不能只用一句清代特定民族矛盾冲突尖锐时期简单的政治口号“反清复明”来解释，真正的原因还得在天地会传说中牺牲了的神秘祖师“万云龙”（“方”字去点为万、入云成龙的“方以智”）《东西均》中的“∴”理念中去找：
因为“真天统天地，真善统善恶”、“三一不二”、虚拟设象的上一点，天地会始终坚持着对“人”崇信的忠义理念，坠入黑道的毕竟是少数，纵使今日天地会（洪门）也奉“振兴伦理道德，提倡社会福利，服务人群，造福人类”为宗旨（摘自台湾洪门网站1992年7月28日在美国檀香山第3届世界洪门恳亲大会文稿），因为“可纵可横，非纵非横”（《东西均.三征》）不是组织的组织形式，曾参与过太平天国抗清起义的天地会、却终没有成为“拜上帝教”那样中西结合的邪教，也没有沦为义和拳那样排斥西方的民族主义匪类，更没有发展成为某些红黑的现代“政党”， 如，据李大钊转述马克思为“（NewYorkDailyTribune）”作通讯员的时期（一八五一——一八六二）记载，在法国就曾经有一个中国人的天地会成为过共产第一国际时代的一个支部，拥有会员上百万、蔓延印度和全中国，后不知所踪（见李大钊《守常文集.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1926）》）會員以百萬稱，蔓延遍于全中國及印度。。因为“枝叶同仁”的生命理念，纵使将生命的种子撒向五洲四海、归化他乡数世，他们也始终用自己的“春典”（隐语）、手式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着自己的同伴；据历史学家罗香林1961年6月出版于香港的《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一书考证，1772年（乾隆37年），漂流到东南亚西婆罗洲（今印尼西加里曼丹岛）的广东客家人罗芳伯，竟然还用天地会体制建立过一个存在时间达110年、后被荷兰所灭的世界第一个共和民主体制小国；可见，民主，是民众人性中的天然要求，和什么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是没有关系的，甚至和“文化”本身没有关系……
（二）崇信生命的中道信仰
对于方以智哲学思想精华的这个“∴”字，身历国共两朝、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当代“大儒”庞朴先生，曾经发挥过一个“矛盾一分为三”的学说，但仍然带有几十年国家主义“斗争”“矛盾”的遗痕，难得窥其堂奥；其实方以智庖煮百子、集西学逻辑和《易经》玄学推论出的“∴”字，用的是“全息思维”方式，是无任何矛盾可言的。
庞朴只说《东西均》在清代不得出版是由于“政治”原因，他没有敢说与清初疯狂变态的“文字狱”禁锢学术自由后清代学者如“乾嘉学派”就只能去做点考据工作相似的当代“政治”原因，十七世纪中国启蒙时期思想大哲方以智的哲学思想精华至今不得发挥。从明末到“五四”一直就遭到批判的儒教，在戴着诗人桂冠的毛泽东蹂躏玩弄下在当代变异成了“懦教”，由此可见一斑；余生也晚，即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陈寅恪做《柳如是别传》，借明末故事哀叹神洲陆沉，马列唯物主义摧毁文明、政治洗脑有甚多尔衮“剃发令”，沦为知识奴工的中国学人人格境遇不如一个妓女……个人认为，那已不能称为“新儒家”了；即如余英时等华裔教授1949年避红祸远走香港，矢志为中国文化返“本”开“新”，正是方以智所言“不虚生浪死以负天地”的华人上下求索天地精神的体现，个人认为，也不宜再称为“新儒家”。
语言的奥秘才是世界的奥秘。有着“儒者拘执，通昼夜而知者寥寥”、“三教亦各食其门自重门庭”认识的方以智，三百多年前就在主张汉语应拉丁化改革的这位大思想家，当是看出了汉字纷繁错杂的玄妙的：所以，在多尔衮以野蛮滥杀和剃发易服欲对汉文化行毁灭性征服的关头，同时也是预感到“文字狱”灾祸将临，他被迫用这个∴图画来为汉文化返“本”开“新”：以纯政治学的眼光去看待用《易》经来讲现实超越之道的《东西均》这本哲学奇书，这个象形的“∴”平板地固定在纸面上，不外乎是中国重复了几千年的传统帝制的重演；如果这个“∴”能够活动起来，把它理解成主张“东西圣人各千百其法，亦不过欲人各适其性情耳”“士农工商各安其生理”（《东西均.食力》的方以智心中，已有了中国人近现代求索了百年而至今未得的虚君共和民主理念，也无不可！
以象形、假借、会意为主要造字法造出来的汉字确实歧义纷繁复杂：向来有婉致沉深的“汉语”，有刚烈诚直的“汉语”，有述而不做的“汉语”，有抵达于未抵达、只做不说的“汉语”，有狡伪巧诈、珠圆玉润的“汉语”，如“圆和/和谐”、“和谐/矛盾”、“民主/独裁”、“现代/伪现代”、“传统/ 现代”、“科学/伪科学”……写到此处，忽闻“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同道、良心诗人力虹先生再一次因言获罪，在抑郁愤慨之余，怎不让人感慨方块汉字丰富到“虔信执着/病态敏感”二元对立的灾难，怎不让人惊异于这位十七世纪就在提倡汉语改革、欲发明一种世界语，使“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通雅》）的思想大哲的伟大！
文化的奥秘是蕴涵在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的。
如郭沫若在谈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在初始传入中国时遭遇到的情况时说：“我们中国的字是再简便也没有的字，我们中国的国民也是再聪明也没有的国民。只消看见一两个字便可以抵得着读破几部大书。”“你要讲共产主义呢，那自然你衣包里的钱是该我共的，或者我衣包里的钱提防他要来共了”“弄得来一团墨黑，弄得来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在实行共产主义，实行共产主义的人在反对共产主义了。”（《郭沫若精品集.穷汉的穷谈》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共产”在中国语言和现实的纷乱背谬，其实深究起来和民族心理也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一点和历史上以理性著称的德意志民族也曾给世界带来过疯狂的纳粹灾劫有得一比，“共（供）产/共惨”在中国的悲剧同时显现的也是制度在中国确立的艰难。又如当代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科大卫（DavidFaure）1993年8月在香港科技大学发表系列演讲谈到“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时说，中国因为严格国家法治意义下金融制度的历史性缺乏，即使在今天很多信誉良好的香港商人那里，依然可以看到那种谨守“父债子还”、商业贸易完全依靠个人信誉的传统，因此，中国即使在16、17世纪的明末也并不存在众多学者所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而只是王权衰微后工商手工业、文化、经济等民间力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2002年01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春声译）；以此观点来观照，中国即使到今天也依然是马列主义和专制儒教媾和而生的官权在政治、经济、学术等一切领域对平民予取予夺的最恶劣的极权主义，何来“资本主义”？！
但科大卫（DavidFaure）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对“中国缺乏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判断，在全球商业化消费浪潮带来人类道德水平普遍下降、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等背景下，依然是个吊诡的问题：以“人”和“人格”信仰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固然难以催生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但西方“科学”和“资本主义”为中心带来的人文关怀的缺失、人生终极意义的游移、模糊和沮丧，不也正是导致现代人精神惶惑的深层原因？！相同的逻辑，以“人”和“人格”信仰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如果缺乏某种高卓意识的导引和现实制度规范，也有变异走向初衷反面的可能，这正如中国当代现实政治层面上“人民/群氓、自由/专制、民主/独裁”的诡异……
“惟道德至尊而易以为伪，言道德之言尤易伪，况驾道德之上而藏身不必言者乎”（《东西均.食力》），那么，方以智那个“两端中贯，举一明三”“三一不二”的“∴”，所表达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三位一体”的高卓意识呢？用文字来表述，方以智的这个以太阳系为中心的宇宙形象图象所表达的，就是为历代儒教重重尘沙掩埋在大多数中国人内心深处崇信生命和创造了生命的环境、“不虚生浪死以负天地”（《东西均.生死格》）的真实中道信仰！
与董仲舒模糊含混的“天人感应”不同，方以智的这个“中道”是通过严格的实证逻辑推论出来的，余英时教授指出：在明末厌倦空谈心性、尚实的思潮中，入世/出世的方以智的治学思想始终保持着“以实证虚”、“以虚济实”、“虚实合一”（《方以智晚节考.晚年思想管窥》）的特点……而在我看来，世间学问能达到物我皆忘、“虚实合一”的神化境界，其含义已等同于现代词汇中的“信仰” ；思想一经上升为信仰，就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真与假的问题了，这与西方的“上帝”正相同！
方以智这个“天、地、人”“三一不二”“虚空皆实”（《东西均.三征》）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确是个独一无二的创造，他说他的“神”是可感可见、与日月江河同汩同没的“神”（《东西均.神迹》）；在信仰崩塌的今天，这个出自中国本土、西学东渐启蒙时代的理性信仰是有被发掘出来重新认识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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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
诚如民国思想家辜鸿铭一九二四年十月在日本大东文化协会演讲时所说“我们中国人更多地是依靠道德法律，而不是纸上宪法、国家法规或者治安条例来约束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使那些身居高位、有责有权的人们不敢为非作歹。简而言之，中国的良治完全依赖我们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在中国，当不道德的人身居高位、大权在握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危害是无法想象的。”（引自《辜鸿铭文集下卷。论何谓文化教养？》黄兴涛等译 海南出版社 1996年8月第一版）
辜鸿铭这里指的是中国人骨子里面的“道德”信仰，显然与给予取予夺的历代专制统治者造就社会奴化基础的孔教泛道德说教不同！
辜鸿铭这里指的是中国人骨子里面的“道德”信仰，显然与给予取予夺的历代专制统治者造就社会奴化基础的孔教泛道德说教不同！
什么是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从汉朝以来就被儒教重重压制和掩埋的中国人内心深处崇信生命、尊敬创造了生命的神明环境的“人格<—>自然神格”文化，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生命道德文化，体现在当代，就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发起者袁红冰教授倡导践行的英雄人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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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认为云汉山河天宇即文字，“真不立文字者读真书，真读书乃真能不立文字”（《东西均.不立文字》，但“不立文字”又绝非士风“躁竞”（王夫之语）的晚明社会风气下妄谈心性的王学末流以不立文字掩其不通文字，这位吞下了“天地”的秘密、终因文字而殉道的天地会祖师“万云龙”，他的书籍被专制统治者禁毁三百年，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却另创了一套“春典”和手势为“文字”行走在世间，并在辛亥革命中在大地上刻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华人最瑰丽动人的“文字”。一个至今都还有书籍未获完全“出版”的作家的高卓思想倾覆了一个专制王朝，这在世界禁书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一个有禁止言论、信仰自由“传统”、信奉“矛盾”“斗争”二元对立的专制“传统”造就的苦涩奇迹——
以“文字狱”迫害出名的清朝竟是亡在方以智的这个“∴”上，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竟是随着这个“∴”字相起伏沉落的历史！近日网上消息：以制造野蛮反文明的“文字狱”著名的清朝、曾钦定为国语的满语，短短不到一百年时间过去，如今懂得者竟不足百人，叹叹！
余语
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学术”研究，受制于研究者自身潜意识中现实“阶级”、“阶层”、“名位”、“身份”等的影响，往往是将历史材料割裂开来各取所需：最典型如几十年中共治下的学者们一见农民起义就肉麻歌颂，或者时下一些犬儒精英一闻草鞋造反就皱眉于“社会动荡”，都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予取予夺的“历史”态度；这与中国几千年由“国家”掌控个人思想和信仰的专制统治下对儒教予取予夺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即如清初“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拜日为兄，拜月为嫂”（ 尚钺主编《中国古代通史》）的天地会，最初可能的确就只是一个单纯的民间信仰互助团体，只是刚刚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出于稳定目的、需要制造一个敌人，如，清顺治初年刑律对“异姓结拜兄弟者”只“处以鞭一百”，到顺治十八年竟然不近人情到了“凡歃血为盟、焚表结拜弟兄者即正法”的地步，到康熙时的《大清律令》对此又作了更加严酷的规定；正是这类制造敌人的“法律”把本属民间团体的天地会推到了统治者的对立面，而超越血缘种姓的异族友爱即便到了今天也仍然是文明人类的普世价值，这样的“敌人”原本潜藏于人心之中，又是怎样的严刑峻法消灭得干净？！
对于近半个世纪被重新发掘出来的历史人物方以智，今人冠于他“明清之际第四大思想家”、“明末四公子”、“复社诗人”、“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出世高人”“中国近世向西方学习第一人”……等等称号，但就是没有把他当做一个特定时期怀有强烈济世情怀的完整的“人”来看待，加之更受着20世纪初由于亚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强劲传播造成的“科学/玄学”、“唯物/唯心”二元对立和历史决定论等思维障碍，在一种比300多年前更加浮躁的历史语境中，《东西均》这本印量有限的奇书流入海外的极少，方以智这个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学习“第一人”的思想哲学精华就仍然被重重遮掩住。
这位字密之的十七世纪中国启蒙时期的东方思想大哲说：“名者，命也”，他认为世界的真谛在于语言，人生而有名，虽帝王、富人、圣佛亦不能免，“佛戒人贪，佛乃大贪，彼非舍世间诸名，而贪成千万劫不生灭之大名者乎”？他说自己要成就的是“无名之真名”（《名教》），他说他的“神”不同于有神论玄想的神，是可感可见、与日月江河同汩同没的“神”。
从他身后数百年的遭遇、尤其是“洪门”（天地会）的历史来看，他是真正地做到了！
……
苍穹无一字，
俗世各纷言，
……
抛开一些中国社会由于几千年《易经》信仰积累下来的神异现象和“坟墓中的都是英雄，活着的都是狗熊”的俗见不论，十七世纪启蒙时期名符其实、实至名归的独立中文作家方以智的这个“∴”全息思维对今天仍是有启发意义的：
1．已懂得“宇（时间）寓于宙（空间）”这样自然科学道理的方以智这个“∴”圆和思想对于今天由于西方过度依赖“科学”刺激出来的人欲泛滥、道德下降、生态危机、能源危机当有疗救作用；因为人类今天即使用射电望远镜观测到的宇宙景象，也没有超出这个“∴”图象范围！
2．“科学/玄学”“唯物/唯心”的二元对立，使人的思维变得平板和缺乏想象力；纵使经历了“科学唯物主义”长达半个世纪的洗脑，在今天不少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易》经仍然是科学，并且是最高的“科学”，这同样是危险的；即如上帝和《圣经》对于西方人是信仰，不是“科学”一样；中共极权不同于前苏联和希特勒德国的一个特点是，对“传统”、“现代”、“科学”、“历史”、“西方”极尽狡伪巧诈地加以利用，如时下对“全球化”、“民主”、“法治”和儒教的利用……
3．进入近世以来，每逢历史关头，总有人在提倡东西方文化融合；一谈起振兴道德，就唯有尊孔读经；仿佛这已经成了一个走不出的怪圈、解不开的死结。从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位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家身上，我们应看到：是否真的有某些人心目中所谓的“融合”？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异是在语言和思维上的差异，东方和西方究竟应该互补还是融合？！
……
2007年3月于北京举办举手的盛会期间
补注：本文所引内容除文中注明外，参阅资料来自以下一些地方：
《东西均注释》—— 方以智著 庞朴注释 中华书局 2001年第1版
《方以智晚节考》 （美）余英时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年8月
《洪业—清朝开国史》（美）魏斐德著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陈苏镇等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06年4月
网友“钱王刚”网文《方以智与天地会》
郭沫若关于“阳爻阴爻为男女生殖器”的说法 见《〈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周易〉之制作时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一卷；
《明末四公子》—— （台 ）高阳著 华夏出版社 200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