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荷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凤者得焉。
——摘自 《捕蛇者说》
一：事件背景： "永州民变"的全经过
根据综合报道，二零零七年三月九日，湖南永州珠山镇数千民众因为不满当地安达客运公司春运期间涨价而聚众到车站进行和平抗议，闻讯后的客运公司老总遂带领一群疑似黑社会分子到现场，威吓群众，不断激化矛盾。三月十日，更多听到抗议消息的民众陆续赶往现场声援，运输公司老总再次带人到场威胁群众，并狂言，"我出两千万把你们珠山镇铲平"，运输公司老板的骄横态度激起了民众更大愤怒，使矛盾朝进一步升级的方向发展。
十日中午，现场抗议群众聚集达到一至两万多人，这时到达现场维持秩序的零陵区警方下令抓人，警察与群众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四名群众被警察带走。其中三人获释后称被警方殴打，民众于是自发集结前去包围派出所讨说法，群情激奋的民众在愤怒中用砖块、石头抛砸珠山派出所的门窗。防暴警察则手持一米多长的钢筋痛殴群众进行"还击"，打伤了十多个市民，包括四名学生，据传其中一名实验中学的初中生受伤过重于次日不治身亡。
到十二日下午，此次群体性事件事态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在珠山镇新镇政府门前聚集的民众和中共当局发生更大规模冲突,有几十位民众被警方打伤。警方(民警\防暴警察\武警)人数达到1700多人，全副武装的警察还主动出击攻击民众。
随着中共行政当局的强力弹压，又传广州军区一个团的兵力星期二将被派往永州，协助恢复秩序。至十三日，此次由车票涨价为导火索而最终发展成大规模的民变事件逐渐走向平息，在这场历时四五天的群体性事件中数十人被中共当局殴伤，一人重伤死亡。财产方面则有 九辆汽车被烧毁 .（一说为九辆警车，另一说为六辆警车，三辆客车）。
永州民变事件一开始只是珠山镇民众对车票涨价不满，具有典型的经济诉求的性质，最终却发展成上万民众和中共当局激烈冲突的政治事件，这一事件折射出了什么？
二：民众：积蓄已久的官民冲突最终爆发的必然
"永州事件"的起因性质简单，属于典型的经济纠纷。群众对垄断了客运线路的安达公司涨价和额外收取包裹费用不满，用和平抗议的方式在客运公司前要求该公司遵守，但最终发展成了一起政治影响巨大的群体性事件。
这里有个让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车票涨价属于纯粹的经济问题，当地民众为什么不向中共当局有关部门投诉？比如物价部门，运管处或消协或别的什么市场相关管理部门。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说说中国大陆官员是如何产生的。与西方政务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不同，中国的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都是由上级任命的，上级决定了他们的前途，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对上级负责。既然民众无法决定官员的命运，那么大大小小的衙门里的官员们自然对这些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的"老百姓"缺乏提供服务的原动力。民众早已经从身边普通的微小的事中体会到了非民选官员们"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的工作态度和"推拖踢"的工作作风，可以想象，在三月九日前，肯定有珠山镇的民众投诉安达公司涨价和乱收费的问题，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又有多少人会为不能决定自己前途的普通百姓得罪财雄势大的安达公司呢？正是有关部门已经丧失为民服务的基本职能，导致民众的不信任而不得不 选择超越常规的和平抗议和示威手段要求客运公司恢复到未涨价前的票价。
安达公司春运期间车票涨价5---10元，涨价的金额不过半包普通香烟的价格，却引发了民变，可谓是起典型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现实表示中共当局努力营造和谐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在其官方苍白的说辞后面是掩饰不了民众相对贫穷的现状。据相关统计，中国大陆现在处于严重经济两极分化的状态中，人口中的百分之五占有了全部财产的百分之九十。国家审计署的报告中也提到，中国每年有将近5000亿被用于吃喝和公车消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民众的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基本保障却没有得到维护，中国城市居民畸高的储蓄率就是这种不安全感的心理投射。笔者曾对西部落后地区（如陕甘青海） 和部分农村地区作的不完全调查，有些极度贫穷的地方年人均收入甚至不到600元人民币，也就是一个月才50元不到，令人震惊不已。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被松绑的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艰苦努力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的中国民众尤其是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底层民众却没有在经济发展中"让嘴巴沾上水"！
民众没有民主权利直选官员，也就是没有办法通过改换官员的途径来促进社会利益的公正分配。他们内心存在对现状不满的"相对剥夺感"。而一旦有适合的条件，民众这种被压抑的社会心理就会爆发出来。按中共某位领导人说的话：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并没有明显直接的利益诉求，更多的是一种"泄愤"的行为。永州民变事件中的车票涨价只是一个导火索，深层次的原因是积蓄已久对中共当局的不满。我们透析永州民变的过程，刚开始民众只是针对安达公司，但当中共地方当局强力介入实施弹压后，民众马上把矛头指向了政府机关，这是积蓄已久的官民冲突最终爆发的必然结果。
三：官商：占尽优势后的飞扬跋扈
永州民变事件的始作俑者安达公司一开始就显现出其不平凡的背景， 永州 市民向媒体反映，当初在投标买断客运权时，有不少参加投标的企业以更高的价都没有拿到经营权，安达公司 在当地的势力由此可见。
而根据笔者了解，安达公司全称是 永州市芝山安达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吕定智。吕定智1948年8月生，初中文化，中共党员，拥有区工商联副会长、珠山村村主任，中共永州市芝山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永州市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珠山镇工商联分会会长等多顶红帽子，带有明显的官商或官方支持的背景。而在事发现场，更有民众向媒体反映： "因为他们车票价格一天之内涨了四块钱，据说线路是常务副市长和交通局局长他们联合搞了一个运输工司，他们因为有背景、有后台了就大幅涨价，派出所就跟他们勾结在一起抓老百姓，然后就打伤老百姓，有两个学生受伤，现在还在住院。"虽然这个说法没有得到证实，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大概说得就是这种情况。
中共在实施经济改革的肇始，表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果然就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但这其中的多数是通过官商勾结以权谋私而富裕起来的，正如马克思形容过的"每一个毛孔中都流淌着肮脏的令人作呕的污血"。 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中指出五百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财富)人当中家庭、祖辈是党、政、军干部，包括退休的，在政坛、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高级干部的子女、亲属，占百分之九十或以上。由此可见， 专制制度下的富翁们通过权力和金钱互相结合，从而达到对经济市场的垄断以谋求超额利润，已经成为了奸商们共同的发家方式和经验之谈。
要想赚钱赚大钱就必须和有背景的人"合作"或着直接成为这样的人。权钱结合让奸诈的官商们占尽优势，尝尽甜头，他们发家 史的肮脏使他们形成了扭曲的价值观，就是对潜规则，比如权力，背景，"官"际关系等的重视。从安达公司老总带领黑社会分子恐吓抗议民众说的"铲平"，"三千万"等话语中，我们看到的是官商们占尽优势后的飞扬跋扈，其流氓语言流露出的是掩饰不住对法律的藐视，对人性尊严的轻蔑。
四：中共当局：矫枉过正后的控制乏力
近年，中共最高领导人胡温一直高调倡导建设和谐社会，这可看作他们的一种理念，一种期待，表明他们意识到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性。从他们个人来说，固然可以善意理解为一种良好的愿望，而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们提出的"和谐社会"思想主要是从维护中共统治的整体角度出发。但专制制度固有的弱点使得任何良好愿望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大打折扣，所谓"政令难出中南海"。任何一项出自良好的政治愿望的举措，如果缺少进步的民主政治制度和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手段的配合，必然会走向失败，崇祯光绪都曾想励精图治一把，到最后都以失败收场就是这个原因。
永州民变事件发生在中共召开两会的敏感时间，这对作为事发地的湖南和湖南永州的官僚们的政治前途显然是有不利的影响的，在他们的心中想着是：压下去，盖下去，就是不能暴露出来。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他们一方面控制媒体实现信息封锁，另一方面则悍然使用强力手段来镇压本次民变，希望达到控制事件发展不扩大化的目的。
这种矫枉过显现了中共地方当局内心的不自信和对控制乏力的担忧。具体到本次事件的中共永州当局的表现，可以显示出对民变事件缺乏有效技巧。
在永州民变的前期，作为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完全可以作为抗议民众和客运公司的协调人，出面进行经济承诺，事实上这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因为中共最高当局已经明文规定春运期间不涨价。而在民变事件的中期，由于客运公司老板的骄横和公安机关的强硬态度导致群众向激烈方向转变的时候，中共永州当局仍然可以选择使用喇叭心战的手段，对越来越多的聚集者进行柔性劝解，一般来说，群众运动的参与者往往由领导者，追随者，参与者和围观者等几个层次组成，使用喇叭心战可以减少现场人数，控制事件烈度。即使到最后，事件由经济纠纷发展成针对政府部门的抗议，中共永州当局也可以选择调集多辆消防水车实行水炮攻势对抗议民众进行驱散。
笔者以上提到的类似使用水炮，喇叭心战，语言承诺等手段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府面对群众运动走向失控的时候往往是司空见惯的，遗憾的是永州民变中，中共地方当局先是出动派出所的公安对民众恐吓，又使用防暴警察对民众殴打，到最后则调遣军事力量进行弹压。从而造成了数十名民众受重伤，一人死亡，财物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这显示了专制制度下的官僚以民为敌，视民为仇的本质。
随着社会的不断开放和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共一些传统的控制手段已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比如，政治说教由于整体的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破灭而显得滑稽，当事人单位出面进行经济压服也随着民众能更多从"市场"上获得收入而乏力，宣传欺骗在民众获取信息渠道多元化和网络日益普及的大背景下已经失去作用，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对法律武器运用水平的提高，行政强力部门的恫吓和其他违法手段也难以奏效，因为这样容易让强力部门落人口实但效果不彰。
在控制乏力的现实背景下，中共当局尤其是地方当局中的某些人走向迷信暴力的歧途，他们不是寻求建立有效沟通渠道来舒缓矛盾或用科学的管理制度来规范社会关系，而是倾向于使用国家暴力机器的介入来解决社会矛盾。表面上看，在使用暴力机器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的时候显得颇为得心应手，作用也立竿见影，但暴力运用从来是把双刃剑，有组织暴力镇压最终导致的结果必然是面对有组织武装抵抗，正如西谚有云：以剑为生者，必死于剑下！
五：新闻管制下媒体的噤若寒蝉
永州民变事件的第二天，冲突主要还集中在民众和安达客运公司以及派出所的时候，当地就有民众打电话向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湖南日报，湖南经济电视台，湖南卫视及永州当地媒体永州电视台和永州日报反映情况，.但是均遭到媒体的拒绝，表示此事不能采访.原因是所谓的"影响不好"。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络和海外独立媒体，它们在"永州民变"爆发的首日即以新闻从业者的"客观真实"的职业操守和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敏感性，运用了包括声音，照片，现场访问，摄像等手段，全方位多角度的进行采访和报道，充分的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使之能作出独立的判断和公正的认知。这些媒体中固然有中共当局认为"极不友好"的媒体，但更多的是举世公认，影响力巨大的客观媒体。根据笔者统计，包括有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自由亚洲电台，明报，联合早报，多维新闻网，美联社，法新社，南华早报，香港有线电视，台湾中央社，德国之声，博讯网，大纪元，希望之声，亚洲新闻网．．．．．．至于网络论坛则不计其数。
独立媒体的及时介入的使民众的知情权获得了保障，也间接的震慑那些企图对民众施暴的人。而面对这次群体性事件，中共则秉承了一贯的做法：封锁——否定——淡化。永州民变事件的头两天，就有民众向大陆的媒体反映，但不管是电视报纸或广播却都不去报道， 是这件事情没有新闻价值吗？显然不是，如果此事件发生在美国，可能大陆的媒体如环球时报早就开专版渲染了。面对这类新闻，新闻管制下的大陆媒体早就从学会了"自我掩盖"。但中国毕竟不是北朝鲜，民众除了传统的三种形式的媒体（电视广播报纸）外已经有了其他的获取信息的手段，如口碑，短信，还有强大传播能力的网络。到第四天，事件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封锁信息不管从技术能力还是维持政府公信力角度来说都显得不现实，此时，否定和淡化"政治事件"的手段就开始使用了。 3月13日，湖南官方派遣红网发布此次事件的通稿，中国新闻网，TOM，搜弧，新浪等各大门户网站纷纷转载。红网在报导中侧重强调本事件中政府的一些补救措施，而对事件本身的经过未作充分报道。3月14日， 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的湖南省长周强於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表示，外间有报导指两万民众参与这次「骚乱」，纯属「信口雌黄」。据他所知，最初的情况是只有几百人上街游行，现场没有民众死亡，事件已妥善处理。周强说，此次事件与官方无关，完全是当地巴士公司与市民之间产生的纠纷。出席同一场合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则表示，此次事件并不是如媒体所说的「骚乱」，有关方面正在详细调查事件过程，如果涉及政府相关部门，一定会严厉查处，缓解事件带来的影响。
永州民变事件前前后后的新闻报道揭示了这样一个特点：在群体性事件的头三天，参与者群众运动的民众的知情权将决定群众运动的发展方向和烈度，这个时候事件的信息发布者将占有主动权，对群众运动起导向作用。
六：民变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笔者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曾竭力寻找一个最确切，最概括的词语来定位发生在湖南永州的这次群体性事件，如"骚乱"，如"暴动"如"起义"，如"暴乱"等等。我认为此次事件用"民变"这个词语应该是最合适的，永州民众面对官商一体的压迫，不是选择逆来顺守，或按部就班的走"奴才伸冤式的法律道路"，他们勇敢的使用群众集会，和平抗议，示威等天赋的人权进行了斗争，尽管在维护自身权利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 .但暴力并非主流，而且主要责任是在于事件的另一方：安达公司和中共永州当局。
因此，笔者认为，民变这一词是非常适合概括永州群体事件！
近年来，类似湖南永州事件的民变发生的机率越来越频繁，影响比较大的有湖南琏源，重庆万州，四川汉源，安徽池州，浙江东阳，四川大竹，广东汕尾和这次的湖南永州民变，而规模较小的群体性事件则不胜枚举。
这些群体性事件呈现了以下特点：参与群众人数由少到多；事发地点已经从小县城向地级市蔓延；参与者中无直接利益关系者人数增加；自发性质走向组织有序；被动请求转为主动施压；和平抗争仍然是群众运动中的主流，暴力行为一般表现为受到压迫下的自卫。
可以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这些特点 证明中国社会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尤其是来自官商勾结的侵害的时候，不再是选择被动状态乞求青天或别的管看不管用的手段，而是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有力的抗争，这其中民主人士的作用也显得不可或缺，比如本次湖南永州事件中，中国泛蓝联盟的张子霖正是凭着三民主义"关注民生，争取民权"的大无畏精神勇敢的披露了珠山镇民众反抗官商勾结的事实，从而让这起民变事件暴露在阳光下面。
民变事件从根本上还是属于民生的范畴，在刚结束的两会期间，中共当局也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了关注民生的态势。一些迹象显示胡温感受到解决民生的迫切性，开始由赎买上层精英转为赎买底层民众。但解决民生的根本必须要靠民权，只有在保障民众民主权利的前提下，才会有公正的社会秩序，才会有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
愈演愈烈的民变事件表明中国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已经刻不容缓！
作者注：本文初稿于3 月19日，修改后完稿于4 月1日，由于中共当局实行新闻管制，使笔者无法完全对永州事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了解。在写作中笔者只能努力抱以认真求实的态度，文中引用事例也尽量来源于正规客观的渠道，如有不当，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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