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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信光:历史的功用之隐士“批胡”

(首发稿)

文章摘要: 所以,先生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在鲁迅看来,顾颉刚之流显然不属于知识阶级。

作者 : 任信光,


發表時間:3/31/2007

 
记得有一次在饭局上与人聊天,有人谈起学生时代,自然也就免不了对考试有一番抱怨。一位年轻的企业主管突然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问题——历史到底派何用场!他用一种大惑不解的神情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学地理还能知道几个地名,您说这历史……”
说真的,对于一个“务实”人的来说,历史的实用价值的确有限,但历史仅仅是拿来“用”的吗?

我当时很想给他们讲个故事,这段历史离今天并不太远。

五十多年前,当一个“崭新”的中国突然呈现在国人面前时,大伙都争先恐后地与旧中国道别。
上面号召批判胡适——胡适是旧知识分子,新中国嘛,那就一定要和旧的划清界限。既然上面已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就批呗。
1951年秋季开学后,胡适的“老巢”北大自然要先“过关”。于是,北京大学文、法两学院开始率先讨论“胡适思想问题”。
在讨论会,只见胡适当年的学生、旧友一个个大义灭亲,翻脸不认人,批起胡适来一个比一个积极。
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曾视明适为偶像,现在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按说像顾颉刚这类学究是不关心时事的,整天关起门来搞学问,事不关已,高高挂起。
鲁迅就比胡适睿智,他对这类“隐士”一直就很有看法,他在《隐士》一文中讥讽道:
 
想当年,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

 

所以,先生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在鲁迅看来,顾颉刚之流显然不属于知识阶级。
鲁迅愤世嫉俗的时候,我们的顾老爷子却袖着手,斜乜着眼,压根没把鲁迅这类愤青放在眼里,一句“发什么名士脾气”愣把雄辩的鲁迅噎得半天没回过神来。打那以后,鲁迅一见“红鼻”(顾颉刚)就犯怵,能离他多远就离他多远的,惟恐避之不及。
“解放”后,顾颉刚留在北京,还想呆家里继续昏昏噩噩地考据,可外面的气候已经大变,“革命”的洪流开始敲击他的“蜗牛壳”了。
北大要他表态,控诉胡适的“思想罪行”。你说他不懂政治,干起“革命”来倒是挺在行的,居然自个先抽起自个的嘴巴来。在批判大会上,他俨然一副先知先觉的圣人状,似乎早就“预测他们(胡适之流)一定走上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而“现在觉悟到应该严格分清敌我,所以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惟有彻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
三年之后,顾颉刚已然成了一位“老革命”,一上来就对恩师破口大骂。为了和胡适划清界限,我们顾老青筋暴起,唾沫横飞,骂得性起时,竟完全不着边际——他不仅骂胡适的“实用主义”,甚至还骂胡适的“封建思想”。
“我痛恨他的反动思想本质,决心和他分离,所以他做了北大校长,我绝不向他讨个职务,”为了与胡适彻底脱干系,他又对胡适的学术成就表示不屑:“拿章炳麟、王国维的著作来比较,他实在差的太远……”——一向擅长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顾颉刚终于露出了遗老本色(这大概是他的真心话吧,只不过他以前不敢说出来罢了)。
当然,咱也不能凭此就说顾颉刚是个小人,那中国岂不成了小人国啦?他只不过是众多“隐士”中的一个。
俞平伯也是一个“隐士”,喜欢昆曲,远离政治,十分清高。

据说,在“文革”中,俞平伯因在家里为其母备有寿材,红卫兵逼他哭妈,他居然就哭。进了牛棚后,有一次在食堂打饭,人家逗他唱歌,他也不含糊,扯起破锣嗓子就唱: “长江滚滚向东方……”革命群众顿时笑倒一片。

俞平伯是胡适的好友,在1951年的控诉胡适罪行的大会上他也背叛了胡适。胡适的思想真有那么“坏”?老百姓不懂,你一个学者还不懂吗?而当时他所想到的仅仅是:只要今天自保过关,哪管明日洪水滔天——连胡思杜(胡适的次子)都跟他亲爹决裂了,咱们还护什么“短”呀。
可他忘了,等洪水真的来了,自己也无处藏身。
三年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也挨批了。令俞老想不到的是,“伟大领袖”仍旧给他定性为“胡党”,老人家显然是觉得胡适的毒素尚未肃清,认为有必要布置一个更为明确的政治任务,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里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很快,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紧随其后,在《光明日报》上,他大义凛然地称批胡是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
这一来,底下的“隐士”也闻风而动,倾巢出击,其中,比较著名的“隐士”有:吴晗、杨振声、顾颉刚(自然少不了他)、朱光潜、汤用彤、沈尹默、周谷城、蔡为思、罗尔纲……太多太多了,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以前均为胡适的挚友或者学生。为批胡,中国“文联”、“作协”主席团还在一个月里先后召开了八次扩大联席会议,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作协”甚至拟定出了胡适的“十宗罪”……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在全国漫延开来。
——这个故事,我最后还是没在席间讲出。毕竟,在那种场合,说这类文绉绉的东西会败坏大伙胃口的。

想当年,孔子为贬诸侯而修史,司马迁为贬天子而撰史 ,司马光为让君王知兴亡而编史——这些功用离今天我们的生活似乎已经很远了,但有时候,历史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非常浅显的道理,让我们在平庸的生活中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免于被人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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