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 人 治 国①
——领袖理论析
引 子
作家梁晓声在他的小说《凝视九七》“毛泽东与哲学”一节中写到：
有一个现象是非常有趣的，那就是，举凡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代第二代领袖，大抵同时又是“革命理论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自不必说，铁托也是。不但是，而且在斯大林时期，就“背道而驰”地提出了“南斯拉夫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理论。还有金日成，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中国的年代，在朝鲜提出“金日成思想体系”。还有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的恩维尔•霍查和齐奥塞斯库的“革命理论文选”不断再版。在古巴，也有老卡斯特罗的几大本“革命理论”也摆上各大书店位置明显的柜台。
这种领袖+理论家的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坚决反对一个国家按某一个元首的什么什么“思想体系”去治理，不管他多么伟大也不行。事实上也没有可能性。因为他即或连任，也只不过执政八年。继任者自有自己的一套治国方略，不必以前任的“接班人”的身份领导国家。而且无论哪一位元首，就算他真有什么“思想体系”，也是不可以摆到议会让议员下议员们“学习领会”的。那将视为违法。在那些国家里，只允许一个权威的“思想体系”监督着国家机器的运行，那就是民主与法治的“思想体系”。所以，我们直到现在还叫他们“资本主义”。
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历史以来领袖+“革命理论家”之唯一一人。而且，在他活着的时候，是“+”得最严丝合缝的一人。
* * * * *
面对“一种奇怪的现象”，引出作家“一段有趣的描写”。不是吗？它象是肯定，也象是否定；又象是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更象是不偏不倚的客观地介绍。多妙啊！真是妙笔著文章。为什么会这样？我好象又一次悟出了这是中国作家的一种“良苦用心”？若果真如此，那虽然是一种无奈，但比起从前连不偏不倚客观地介绍都不许，自然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我现在要向人们展示的是，这作家的“一段有趣的描写”，所引出的我的“一串令人深思的联想”。想什么啦？我在想，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的、连绵不断的、各式各样的“领袖理论”，纷纷出笼，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有它，我们就离不了它，将它视为生命。它到底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带来的是福？还是祸？我们这样做，到底是比人家先进？还是落后？现在该是揭开它的神秘的面纱，让人们认识它的庐山真面目的时候了！
领袖理论与个人迷信
多年来，人们总认为和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不但政治上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而且理论上都有很高深的造诣，且行行精通，并以此自豪！
可实际上，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们不但没有什么高深、可靠、正确的理论，而且往往由于他们的所谓伟大学说，给国民经济和人民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比如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曾经被誉为马列主义经济学说的新发展和里程碑。在苏联，在世界各国，在我国别说经济学界，其他理论界，就是机关单位、大中学校的学生，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可是，他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只在消费品生产领域起作用等学说，统统是完全错误的谬论。这一错误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界独霸三十年之久。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引入歧途，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坑害了苏联，也坑害了我国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
又比如毛泽东理论，史称毛泽东思想，全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意即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毛理论，就其内容之广，堪称理论大全。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哲学，乃至历史、文学、艺术、诗歌，各门学科，无所不包。其影响之大，远在斯大林理论之上。可实际上又怎么样呢？别的不说，单就建国后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和工农业生产发展两大主题来看，都是完全错误的，都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失误。比如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实行农业合作化，搞什么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化穷过渡。这样做的结果，不但破坏了生产，而且因为照搬苏联废除土地私有，把新中国土地改革的伟大成果——几千年农民盼望有自己的土地，在一夜之间付之一炬。自己毁灭自己的成果。与此同时，在城市所进行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同样毁灭了进城后，由自己辛辛苦苦刚刚恢复和振兴的民族工商业，连小手工业、修理业也合作化了。这就把发展工商业和城市建设的基础全毁了。接着又提出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更是雪上加霜。
关于工农业生产发展，仅从决定国民经济命运的工农业生产布局看，工业上提出“以钢为纲”，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就是继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后，又一毁灭性理论路线。首先不问客观条件，提出这种口号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是反对市场经济，发展自然经济，实行封建主义的十足表现。人们都还记得，那时工业上除了以钢为纲，还有所谓“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时间最长，危害也最大。不但各大区要搞，各省、市要搞，县、镇也要搞。这就是把所有地区都搞成一应俱全、无所不包、自给自足、不求于人的一个独立王国。试想，全国上下，谁都一应俱全，谁都“关上城门”可以吃一辈子，这不是封建割据式的自然经济是什么？最错误的是，工厂也要搞“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什么“大而全”，“小而全”。工厂不但要搞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要搞农、林、牧、副、渔五业俱全。一句话，工厂也要办社会。当今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不但靠国内协作，国际协作，而且还搞航天技术，离开地球，往宇宙发展。我们则向中世纪的封建主学习，搞“割据”。还说这就是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真是莫大的讽刺。多么可悲啊！国营企业，至今走不出困境，这个错误理论和恶果肯定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同样是不按商品化经济去发展，而搞自然经济的典型表现。当今世界，许多先进国家，都是以畜牧为主。如英、法、美等国，畜牧产值都超过了农业，都在60%以上，丹麦竟达90%。其次，他们的农业也都有一个很好的、适合当地种植条件的经济区划。如美国有什么玉米带、小麦带、棉花带等等。一个州有近亿亩土地，全种玉米，包括州长在内，一个州的人都想的是玉米如何增产。这样的种植，不用说，劳动生产率高，产量高，消耗低。我们呢？因为全国上下都要”以粮为纲“，而且还要自给。所以，山上要种粮，河滩要种粮，沙漠也要种粮；菜农要种粮，放牧的要种粮，打鱼的也要种粮。这就出现了什么围湖造田呀，石头上种庄稼呀。等等、等等。可是，发达国家，往往树（林）多于草，草（牧）多于庄稼，粮食出口；我们呢？到处都种庄稼，反而进口粮食！
这样搞的结果，自然是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城乡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八亿人民没饭吃，没衣穿。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饿殍遍野，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在一些地方，很长一段日子，人民硬是靠吃树皮草根，穿麻袋、面袋和化肥袋维持生命。就连制造原子弹的官兵都要靠吃树皮草根活命，原子弹首席科学家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也因营养不良而浮肿。普通老百姓的饥荒可想而知！这在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多少个家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三年困难。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城乡冻死、饿死的人有多少？谁能说清？谁敢说清？根据估计，最低饿死几千万人。有材料说，饿死了三千万人。多么惊人的数字？须知八年抗战，才死了三千万人。仅根据胡耀邦在安徽视察后据实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安徽省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百万人。江苏省宝应县官方上报全县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三万多人，许多干部估计为五万多。占全县人口十二分之一。其中对革命贡献最大被称为“昔日的战斗堡垒”的柳堡死了四百一十四人，占全村人口的五分之一。超过全村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死于日本强盗和国民党军队屠刀和枪弹下的总人数。
试问，领袖理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除了灾难，还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啊！真可谓“领袖理论，祸国殃民”啊！所以，西方没有领袖理论，说明人家比我们先进！我们有领袖理论，是我们落后的表现！
人们奇怪，如此惨绝人寰的领袖理论，为什么还要推行？还能够推行？是啊，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可是，实际上并不奇怪。感到奇怪，是因为不了解领袖理论的实质、意义和目的，了解了就不奇怪了。我就是这样，过去一直奇怪，现在不奇怪了。因为我认识到，实际上推行领袖理论的目的，不在理论本身，只在树立一种信念，一种形象。这就是使全国人民懂得，领袖就是神仙，就是圣人。领袖的话就是真理，领袖的书就是圣经。对圣人、圣人的话和圣人的书，只能敬畏和崇拜，不能怀疑和抗拒，否则，就是犯罪。由此看来，领袖理论在本质上，他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所以领袖理论的价值，全然不在理论之是否高深、可靠和正确，而在形式本身。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发展什么，不发展什么；干什么，不干什么，如何干，只能由领袖一个人说了算。至于他说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指出的方向，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无关紧要。而且往往明明是错的也要执行，所谓“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如果错得太厉害，危害太严重、太明显，反映太大，实在无法收场，如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被迫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承认“这几年干了不少蠢事”，并重新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重新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帮助党总结经验教训。可是七千人大会后，全国形式开始有了一些好转，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和随后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反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打退单干风，打退翻案风”，彻底推翻了他自己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和许诺。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话不算数，拿自己的信誉当儿戏，任意蹂躏答应给人民的民主和许诺，这那里还有一点理论上的气息，完全是一种政治投机。
如此看来，领袖的权威，领袖的声望，领袖的形象，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所谓“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只要这种权威、声望、形象树立了，站住了，存在了，就达到了目的，就取得了胜利。所谓存在就是目的，存在就是胜利。这一点，任何伟大理论，都没有这个权威。因为，理论只能以其正确征服人，而决不能以其存在的形式本身处治人。伏尔泰1726年在英国正碰上关于谁是最伟大的人的讨论中，赞同牛顿时说：“我们尊敬的就是用真理的力量征服我们的思想的他（人），而不是用暴力奴役我们思想的人。”
以上可见，领袖理论，只是一种形式，是一个招牌。个人迷信，才是实质，是目的。因此，作家梁晓声说：“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历史以来，领袖+革命理论家之唯一一人”的话是不够的。实际上，只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不管是谁，不管他有无学问，理论根基多浅，他都是当然的理论家。邓小平不是已经成为又一个中国的革命理论家了吗？在邓还活着的时候，邓的思想言论，就已称之为“邓小平理论”。不仅如此，还有第三代领导人。他们学毛、邓的样子，现在也摆出一付革命理论家的派头，正在一步一步往领袖理论家的宝座上攀登，而且已经登上顶峰！善良的人们，可不能书生气十足，他们虽然十分别脚，但千万别把他们不当家私，他们的思想言论，虽然只被称为“讲话”，还不是“理论”，但胜似理论，而且已经高于从前的“思想”、“理论”了！
这当然也不奇怪，也不能怪他们个人。我们上面说了，领袖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是革命的需要吗！换了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到时候也会这样的。总之，只要一党制不变，个人迷信也不会变。它们就象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是那样不可改变的永恒的铁则。如果有人既想保留一党制，又要改变、取消个人迷信，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失望的！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胡耀邦刚上任中组部部长后，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他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上作主要讲话人。十分清楚，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在研究胡耀邦要不要出席这次会议并讲话时，有人提出最好不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茬儿呢，你还送上门去！
耀邦当时心思沉重地讲了下面一段话：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说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以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②
耀邦同志语重心长的警示和主观愿望，令我心动。可是，1978年至今已二十年有余，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非但未能禁止，反而愈演愈烈。
共产党领导与个人独裁
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领导也就是集体领导。国家的一切大事小情，事无巨细，都是共产党说了算。所谓“一切听从党安排”。可是，和领袖理论一样，这也同样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我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
现在看看老祖宗列宁是怎么说的。列宁说：“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而组成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文选》209页）。
十分清楚，关于领袖，列宁讲的是“领袖集团”，而不是个人独裁。但是从列宁的接班人斯大林开始，“领袖集团”变成了个人独裁。请看！斯大林、毛泽东、铁托、金日成……等等，他们哪一个不是个人独裁，而是集体领导？斯大林如果不是个人，而是集团，不是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领导，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领袖集团成员，能被一个一个地处决了吗？他们能自己同意处决自己吗？毛泽东如果不是独裁，他能将刘少奇、邓小平等领袖集团成员，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因主张“三自一包”定为右倾保守和修正主义路线吗？能将庐山会议上彭大元帅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的上书，定为反党纲领，撤职查办吗？
特别能说明个人独裁的是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如果是集体领导，不是毛泽东个人独裁，为什么要发动文化革命？为什么能发动起文化革命？什么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就是进一步个人独裁化的一场大革命。不是吗？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代替政治局，另立中央；创建红卫兵运动，打倒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支持造反派，夺取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财文大权，把与他一起闹革命的老帅、同伴、领袖集团的成员，全部打成右倾保守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一囚禁起来。连他自己钦定的自己的接班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残害致死。这一切的一切，又是另立中央，又是夺权，又是流放，又是监禁。如此斩尽杀绝，干净彻底。试问，不是个人独裁，为什么要搞这些事情？为什么能够搞成这些事情？总之，文革十年，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暴政下，毛泽东举起他的右手，改造共产党，举起他的左手，铲除“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他的个人独裁的总爆发和总演习，也是他的独裁思想的总暴露和总结局。
需要特别予以指出的是，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和对不同观点的压制尤其突出。几乎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所有的高等院校统统关闭。全部的中学毕业生一律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于知名的学者，科学院系统的专家学者，尤其社会科学家重点给予打击。下面仅以哲学、经济学举例说明。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著名哲学家杨献珍，于1962年和1963年在党校讲课中，第一次提出“合二而一”这一概念，并说“对立统一与合二而一”是一个意思。党校两位教师听了他的讲课受到启发，写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康生知道后，立即组织人不到一周写出《‘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也发表在《光明日报》。当天又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和《‘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交江青转毛泽东。两天后毛泽东便作出反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就这样，毛泽东的一句话，不但定了一位著名哲学家杨献珍个人的命，也定了中国哲学界的命。从此，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和所有的学术领域，报刊新闻媒体，群起而攻之。于是乎，阴谋家、野心家、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大帽子，向杨献珍一起飞来，直至逮捕入狱。就这样，这位中央委员、中央党校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著名哲学家，71岁的老人，在狱中关押达八年之久。受杨献珍冤案株连，仅中央党校就有一百五十四人之多。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和哲学讲师黎明，被逼投湖、投井身忘。至于全国，因“合二而一”受迫害的则难以计数。
又比如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认为虽然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不是商品经济。生产由计划调节，不是由市场调节，但计划规律与价值规律并不矛盾。认为虽然商品消亡了，但价值永存。从而提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等观点，并在报刊发表。即使象这样一个在斯大林理论的原则下，有一点改组性质的并不十分正确的理论，竟被批判围攻达十几年之久，直到戴上“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帽子，并投入牢狱达七年之久。并下令将孙冶方为所长的经济研究所停止日常研究和有关活动，全所人员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更难以令人置信的是，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作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节制人口的新人口论。当时还受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表扬。后来因为大跃进，毛泽东说，“人多力量大，热气高，干劲大“的论断，所以，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由”新”变“旧”，由正确变为错误，由受表扬变为受批判，直至戴上“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的翻版”的大帽子，并剥夺其工作（被迫辞去已担任九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和研究。
说到个人独裁，当然不能不说邓小平。邓小平在毛泽东时代，深受其害，所谓“三起三落”。在文革中被定为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二号人物。但在他登上神坛之后，他的独裁比起他的前辈毛泽东又怎么样呢？谁都知道，邓小平上台是胡耀邦为他垫的石。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期间，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倒了“凡是派”，扫除思想战线上的障碍；在中央组织部期间，又从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入手，重新夺权，扫除组织路线上的障碍，才实现的。但是当他刚刚坐稳之后，又把经过自己挑选并为他上台立下汗马功劳的胡耀邦，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而且是在自己的家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并以少数和胡耀邦本人缺席的情况下，用非组织手段废除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这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一不做二不休，接着在1989年爆发的震惊世界的学生运动中，又将不同意对青年学生实行大屠杀的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撤职查办。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总书记当不了自己的家，接二连三一个一个被撤职，这还能算作是共产党的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独裁吗？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胡耀邦、赵紫阳在位将近十年，他们在共产党和国家建设上，尤其在民主自由方面，都有着和第一代领导人极大的甚至是本质的不同。这是共产党历史上值得纪念的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段。但邓小平却自己封自己为第二代领导人，这样，不但直接抹杀了这一段光辉的历史，而且为恢复第一代个人独裁铺平了道路。多么可悲啊！
还有一桩十分简单而又令人发笑的怪事，这就是关于市场经济的问题。尽管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垄断理论，但不少经济学家和经济理论工作者，仍不断提出商品经济（那时都叫“商品经济”，不叫“市场经济”。实际是一个意思）的观点。如早在60年代初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卓炯，就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搞商品经济，因而受尽折磨。80年代他又提出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并于1986年在珠海召开的粤港关系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他的《从一国两制的经济基础看粤港关系》的论文，提出“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著名论点，在会上引起轰动。《光明日报》头版作了显著报道。但是，这有什么用？谁理你。同样是两个不等式，六年以后邓小平一讲，全国轰动，全国学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和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并作为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纲领写进共产党的党纲和党章。
人们要问，关于社会主义应该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的观点，究竟算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和里程碑（当然不算，社会主义本来就应该是市场经济，说他是计划经济，那是斯大林的谬论，我们前边已讲过），姑且不论。就算它是新发展里程碑，那发明人究竟是卓炯等广大经济学家和经济理论工作者？还是邓小平个人？最可气的是，报刊新闻媒体，和那些御用文人，摇唇鼓舌，舞文弄墨，把这件事吹得天花乱坠，也不感到脸上无光吗？不，当然不！我们不是看见过，有人就理直气壮地在报刊上公开说，“只有邓小平有权作出权威性的解释”的话吗？在十五大报告里，江泽民不是也提高嗓门，郑重的、严肃的、煞有介事地说，“在当代中国，”“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的狂话吗？
难怪有一个笑话，“6.4”之后，李鹏在一次会上，公开的、洋洋得意的面向全国人民嘲笑说，“赵紫阳认为他是党的核心，其实这个核心是邓小平”。而且从李鹏那坦白而又自豪的态度，使我们又一次懂得了对于共产党的领导，有名无实；个人独裁，有实无名。这是一次最好、最坦白、最露骨的说明。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个人独裁，则是有其实，而无其名。这一个公开的秘密，在今天该是揭开它的面纱，露出庐山真面目的时候了。但它长期不为人所认识，“只缘身在此山中”！
现在该是共产党为个人独裁背负沉重罪责的清算日了！
可是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非但不清算，不结束，而且还拼老命去维护独裁。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独裁，早已十分厌恶，可是当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揭发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毛却带头为其开脱。说斯大林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不懂得社会主义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云云。邓小平深受毛泽东独裁之苦，但文革后却首先为毛定了调子，说毛只是后期犯了错误，更离奇的是，说文革中毛被人利用，按“投鼠忌器”逮捕法办四人帮作为替罪羊，保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本来对毛和毛泽东思想不清算，不结束，对邓是不利的。因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是正确的，是中国的必由之路；闭关自守，计划经济是错误的，它使中国贫穷落后。可是，至今许多人仍留恋计划经济，怀念毛泽东，反对市场经济，咒骂邓小平，甚至把本来是毛的过失造成的恶果，也算在邓的帐上，如工厂倒闭，工人下岗等等，都说成是邓小平实行市场经济造成的。
但是，不利归不利，不清算归不清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党制的宗旨，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就是独裁。国民党就是这样。现在的一个主义，当然不是当年的三民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第三代中央；一个政党，当然不是当年的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一个领袖，当然不是当年的蒋介石，而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所以，一党制和个人独裁，是绝对的难分难舍。非但不能分不能舍，而且互相依存。就象风和雨，风借雨势，雨借风威，风雨同舟，共度难关。这就是邓小平不清算、不结束个人独裁，保护毛和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
既然这样，说共产党为个人独裁背负罪责，当然就是多余的话了。从而清算、结束独裁统治，对一党制来说，自然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李鹏关于党的核心，是邓小平，不是总书记赵紫阳，是实话实说，是对的，不是错的。
由此看来，在一党制下，个人迷信反不得！个人独裁离不了！当然，话又要说回来，要独裁，就要排斥不同政见，排除异己，剿灭异端。蒋介石那时就只要三民主义，只要国民党，只要蒋总统。其他一律打倒，尤其对共产党， 要斩尽杀绝。有什么“异党案”，“剿匪手册”等等。这办法倒是简单、痛快，省去不少麻烦。可是，简单是简单，痛快是痛快，只是前途堪忧啊！试想，五十年前，蒋介石落荒而逃，逃到台湾岛的情景和滋味，是何等的不堪回首啊？！
社会主义与恐怖理论
上面讲了领袖理论的实质是个人迷信，又讲了共产党领导的实质是个人独裁。那么个人迷信与个人独裁，又是什么关系呢？迷信是为了独裁，不独裁，迷信何用？所以，迷信是手段，独裁才是目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迷信又往往是靠独裁来完成的。没有独裁作武器，迷信是万万建立不起来的，建立了也难以持久。这样，独裁又变成了手段。
由此看来，第一，迷信与独裁，是一个词，一回事，迷信就是独裁，独裁就是迷信。是一个铜板的两面；第二，迷信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高尚，是在群众中自下而上形成的一种自发活动，而是由官方自上而下搞起来的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而实际上，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过程，也就是毛泽东的个人独裁过程，即迷信是在独裁下形成的。比如他把1955年的拉牛退社定为反对农业合作化；把1957年的知识分子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定为右派进攻；把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上书，定为反党纲领，撤职查办。不就是运用个人独裁建立和维护个人迷信的典型表现吗？
尤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运用个人独裁建立和维护个人迷信的史无前例。比如那时的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老三篇；红宝书，语录歌；还有什么毛泽东塑像布满街，像章挂胸前，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总之，那个时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八亿人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人的地位，一个人的声音，那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有一个人的书，那就是《毛泽东选集》。其他的人，都被打倒了，其他的书都被查禁和烧毁了，其他的思想都被取缔了。所以，那个时候，人们能够迷信的，也就只有一个人———毛泽东；能够尊从的也就只有一种思想———毛泽东思想。由此可见，那时的个人迷信，完全是在个人独裁，和人身迫害下建立起来的。比如，1978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仅平反过的，文革中的集团和个人冤假错案，就达三百多万件。尚未被平反的案件有多少？特别是这三百万件案件中，被迫害被牵连的人又有多少？至今不得而知。如果用一个数字，比方说“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冤案换算，其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冤案，仅在内蒙古自治区内，就有三十四万六千人，其中八万七千多人被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含冤而死。把这个案件的以上三个数字，各缩小一千倍，那三百万案件被迫害和被牵连的人，将达到一亿零三百八十万，致残的达到两千六百一十万，死亡的达到四百八十万。这当然是一个换算出来的数字，但以其当时的残暴、血腥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这个数字不会离真实相去太远。说不定还只少不多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几乎都与现代个人迷信有关，都是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八亿人有一亿人攻击伟大领袖，反对毛泽东思想，可见个人迷信意味着什么？那时侯，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念书，干部不上班，整天读毛选，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斗私批修，批判走资派，还有文攻武卫。按说那时人的思想最单纯，认识最统一，步调最一致，对毛泽东最忠，对毛泽东思想最迷信。可是，“恶攻”遍地，冤案丛生。这不是又一次说明，所谓个人迷信是在群众中自发形成的话，是没有根据的，相反，个人迷信是靠个人独裁作为支撑才是真实的。
现在人们要问，社会主义是人民政权，为什么能够发生独裁统治？为什么要靠制造冤假错案，实行“恐怖”来维持？为什么一个民族，会把自己的国家、把数亿人的命运交给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主宰呢？这究竟是领袖人物个人品质所为，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身要求使然？这是一个多年来老生常谈的话题。事凡一种独裁统治，当然是由独裁者所建立的。没有独裁品性的领导人，当然不可能实行独裁统治。这是谁都懂得的最简单的道理。可是，最根本的还是社会主义本身的问题，也是制度问题。如果制度健全，如西方那样的民主议会制度，独裁便不可能建立，建立了也不可能持久。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和道理，以往的书稿讲得很多，人们比较熟悉，无须多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本身需要“恐怖”的问题，以往讲得很少，人们也不太熟悉，我想说说这个。近几年有少数文章书籍，讲到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理论逻辑，这就是：既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人民的解放和幸福，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就有权要求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贡献一切，包括他的自由和他宝贵的生命。所以，这种革命从始至终便顺理成章的以“恐怖”作为前提。
早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以前，那些著名的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就曾设想，为了社会主义，必须将大多数居民置于死地。以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去殉那个辉煌的主义。这在历代革命者看来，是如此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从列宁主义继承了什么？俄国历史学家拉津斯基在《斯大林密闻》一书中指出“一天不搞恐怖党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灭亡。”这就是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理解，也就是列宁留给斯大林的遗产。这就是说，革命与恐怖，是同一个词。革命就是恐怖，恐怖就是革命。
斯大林为实践其恐怖理论，在30年代农业集体化过程中，采取对农民掠夺和粮食大量出口，导致饿死500—800万人。为了转移农民的不满，反过来又指控一批食品工业干部造成全国饥荒，使四十八人被无辜枪决。与此同时，在斯大林亲自指挥之下，经契卡人员长达两年的精心策划，制造出闻名世界的“顿巴斯煤矿工程师案”，和“秘密的工业党案”。1928年逮捕顿巴斯煤矿五十三名工程师。他们对被捕者说，对你们的指控是革命的需要，说目前全国正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你们承认蓄意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就会激起人民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义愤，提高警惕，燃起革命热情，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决不判你们死刑。结果，在有许多外国记者光临的法庭上，被起诉者一个个起劲地痛斥自己，甚至还请求撤掉辩护人，认为辩护人的辩护太过头了。好象有意与检察长比赛，看谁提的罪名更重，似乎定罪越重，对革命的贡献越大。检察长也假戏真做，越审越进入角色。带着满腔的革命义愤要求对五十三名中的二十二 人判处死刑，最后为了感谢他们认罪态度好，下令处死五人。在那些惯于以人民的生命祭奠革命的人看来，仅仅处死五名冤魂算不上是激烈行为。而且似乎流血越多，越能烘托出革命的伟大和辉煌。
在五名冤魂血溅屠场之后，伟大领袖斯大林坐在豪华的克里姆林宫里，向苏联人民作了如下告戒：“阶级斗争显然在加剧，……不用说，这类案件还会发生……”。先制造一次恐怖事件，然后以这次恐怖事件，又作为制造无数恐怖事件的理由。于是两年后，突然宣布查出一个庞大的、被命名为“秘密的工业党”的恐怖分子组织，该组织有大约二十万成员。这是斯大林独裁政权对知识分子全面迫害的开始。一位著名的科技专家、莫斯科工艺研究所所长拉姆津被指控为该组织的领袖之一。斯大林亲自设计了对拉姆津的审讯和口供。他们对拉姆津说，如果承认了自己参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工作，就是抢先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干涉，就拯救了祖国，拯救了社会主义政权。他们要求拉姆津带着真正爱国主义热情接受给自己所裁的一切罪行。拉忠实地配合了斯大林亲自导演的这出闹剧，甚至比要求做的还更多，说自己在策划外国武装干涉外，还成立了一个未来政府。拉被判处死刑，但因认罪态度好，改为有期徒刑，后又很快获释，官复原职。再后来，还极具讽刺意味地获得了斯大林奖金。③
当然，斯大林恐怖理论的受害者，除了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军队最为严重。在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前夜，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批屠杀苏联红军军官。从元帅到军团司令，到军、师、团以上骨干，几乎全部杀光。如五位元帅三位被杀，五位一级集团军司令也有三位被杀，十位二级集团军司令全部被杀，五十七位军长五十位被杀，一百八十六位师长一百五十四位被杀，十六位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委全部被杀，二十八位军政委二十五位被杀，六十四位师政委五十八位被杀，四百五十六位上校四百零一位被杀。试问，有哪一个敌人，包括希特勒，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做到了敌人作不到的事情，斯大林不是敌人，也是罪人！他对苏联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这已不是单纯政治上的错误，而是法律上的犯罪！这就是恐怖理论给苏联人民带来的劫难。④
那么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讲半个世纪以前我们大家都不太熟悉的两件“赤色恐怖”案。大约1927年底和1928年初，在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左倾盲动主义，和“使小资产变为无资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恐怖理论的指导下，中共湘南特委提出，为了使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进入湖南无房可住，无法立足，硬性规定焚烧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内房屋，和烧毁郴洲等县城的决定。指示下达后，群众和干部强烈反对。湖南特委一面逐次让步，将焚烧范围缩小至湘粤大道两侧各五里，一面仍强令推行。区乡干部抵制不了，只得在大道两旁焚烧少量房屋。然而消息传出，人心大乱，敌对情绪剧增。
郴洲是湘、赣、粤、桂四省通衢，是中共湘南特委确定的首批实施焚烧计划的重点（城内房屋要全部烧光）。中共郴洲县委本来对群众反对烧房的强烈呼声，知道得很清楚，但因特委有指示，并在恐怖理论的错误指导下，认为烧掉郴洲县城使敌人无法立足，才是群众的最大利益。于是决定在郴洲县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说服动员群众，收拾家什搬迁到离县城五里以外，烧掉房子，以便粉碎敌人的进攻。但在开会那天，到会的人格外多，平日空旷的场地挤得水泄不通。城隍庙入口处持大刀梭镖的人，不少身份不明。大会于十时开始，县委书记讲到为阻止湘粤两省敌人进攻，不得不搬离县城，烧掉房子时，台下喊到：“烧房子就是不行”！并喊：“烧死他们！杀死他们！”许多人迅速扯下颈上的红带子，换上事先暗藏的白带子。一个暴徒窜上台去，一刀砍死县委书记夏明震。混乱的人群刀枪棍棒齐上，干部与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多人被杀。顿时形成一场白带子杀红带子的混战，死伤二百多人。接着，人们一路呼啸而去，见红带子就杀，见商店就枪，相继捣毁县总工会、少先队等驻地。当天下午，又有人散布：“城里的工人要杀农民”，“共产党要烧郴洲方圆五十里的民房”。煽动数千农民包围了已经搬迁到城外的中共县委机关，并抢劫一空。
在此情况下，中共县、区党组织和苏维埃的负责人，只能组织未被煽动的农军、赤卫队及工人进行武装反击。于是郴洲城内又展开了一场红带子杀白带子的血战。
对这场焦土战略，有人赋诗曰：
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
一片片焦土，啼号不绝，苍生痛苦深。
一群群百姓，无家可归，骨肉流离散。⑤
另一件比这更严重的恐怖案，几乎使红军断送，这就是整肃“AB团”所引发的“富田兵变”。
富田，属江西省吉安县一个村庄，山清水秀，位于江西省吉安、永丰、兴国三县交界处。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曾一度是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1930年12月，总前委从军队和地方肃清“AB团”（压根就没有这个组织）分子的假口供中得知，富田的江西省行委（即省委，全称为党团合一的军事化行动委员会），和红二十军内有一个“AB团”总部，段良弼（行委常委）、李白芳（行委秘书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为首要分子。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立即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往捉拿。李率红十二军一个连，于1930年12月7日下午三时到达富田，立即把行委机关重重包围，除按毛的指示将段、李、谢捆绑外，并自作主张将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等逮捕。这样，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八位主要领导人被关押审讯。在审讯中又有人供出红军学校也有大批“AB团”分子。一时间，富田地面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从12月7日下午到12日晚，共抓捕一百二十多人，并当即处决四十余人。
由于在刑审中，谢汉昌胡乱供出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是“AB团”，于是李韶九押着谢汉昌，从富田匆匆赶往红二十军军部驻地东固，捉拿刘敌和“帮助”红二十军整肃“AB团”。当时适逢刘敌率部在兴国侦察地形，遂通知其立即返回军部。刘率一七四团第一营返回后即被逮捕。当刘敌得知被人招供为“AB团”时，深知硬顶着不承认，无疑会遭受酷刑折磨，然后就是掉脑袋。为了避免灭顶之灾，装出诚恳的样子说：“‘AB团’要乱咬，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要求党理智地详细考察。死是不要紧，刑罚是受不得的。”李韶九也装出诚恳的样子说：“只要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绝不是杀和打的问题。”两人都改变手法，互相兜开圈子。然而，李韶九注定要栽。因为他面前坐着的，并非一听“AB团”，就火冒三丈的“直肠子”，也非那种情急之下乱咬胡供的胆小鬼，而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刘敌有手腕，也很灵活，善于言辞，肯动脑筋。同时，刘对李韶九品性不正，惯用手腕，制造纠纷，借机整人，早有所闻。认定，现在乱抓“AB团”，是公报私仇，是借机杀害赣西南干部的阴谋。于是他向李韶九说：“我相信毛泽东总不是‘AB团’，你老人家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以你们三位是追是随。”李韶九果然被说动，加之他们又都是江西同乡，便在谈话之后，破例将刘敌放了回去。
刘敌虽然被放了回去，但心中却十分不满和后怕。李韶九的为人，和他对李乱抓“AB团”动机不纯的怀疑，加之富田已有多人被杀，便想：自己既被传讯，将来定是凶多吉少。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或许还有一条生路。经反复考虑，遂下定了拥兵起事，以求自保的决心。决心一下，便立即叫来自己所带的第一营营长和政委紧急商议，决心扣留李韶九和军长刘铁超，逼他们讲出策划“阴谋”的真相。
据此，他们立即在一营战士中鼓动，说“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捉起了，以后还要捉我们！”战士对军中弥漫的肃反早已不满，经鼓动顿时得到全营官兵强烈响应。立即行动，包围了二十军军部，捆起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被抓的人。但李韶九却逃走了。
为了救出省行委被诬为“AB团”的老战友，刘敌、谢汉昌一不做二不休，率部由东固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缴了红十二军那一排人的枪械，释放了被捕的近百名干部，拥兵自保。同时，由于认为抓“AB团”是一个大阴谋，又因为李韶九是毛泽东派来的，于是召开士兵大会，揭发控诉李韶九罪行，并喊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因朱彭黄警惕未被利用，才免去红军分裂的危险。
以上就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富田兵变”。也是恐怖理论为革命和人民带来的无尽灾难。这一段血写的历史，由于涉及红军早期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并直接牵涉到毛泽东本人，愈法使之成为一个“雷区”。中共党史军史长期对此保持缄默。所以它至今仍鲜为人知。
苏维埃时期大规模的“肃反”运动，“AB团”、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托派帽子满天飞。怀疑一切，一起喝茶的，成了喝茶会；一起散步的，成了并肩会；一起吃饭的，成了麻花会。于是，互相猜疑，人人自危；严刑逼供，大开杀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冤假错案，数以万计；红色区域，一片恐怖。杀自己人杀红了眼。仅肃“AB团”，目前所见到的数字，足以使人震惊：1930年10月，赣西南三万党员中，开除地主富农出身的一千多人，“AB团”一千多人；同年11月黄陂肃反，红一方面军四万多人，肃出“AB团”四千四百人以上。红四方面军七千人，打出“AB团”一千三、四百人，五分之一成了敌人。总司令部五个副官被杀两个，就连毛泽东办公室秘书调到赣东特委也被杀掉。
中央苏区1932年7、8、9三个月处理的“反革命”，据不完全统计，枪决二百七十一人，监禁三百四十九人，罚苦工三百九十九人，罚款一百四十一人，无罪释放四百八十一人，共计一千六百四十一人。⑥
总之，红军最后被迫退出苏区进行长征，固然是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但由于不断进行的所谓肃反，内部大屠杀，无数红军与苏区的创建者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下，严重削弱红军战斗力，破坏工农联盟，元气大伤，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就是苏维埃时期，在恐怖理论指导下的“焦土政策”和大屠杀，及其为革命和人民造成的损失与灾难。人们可能会说，这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幼年，还不成熟，所以犯此错误。实则不然，革命中期的1942年延安整风和审干，尤其建国后接连不断的运动，如1955年的反胡风，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庐山会议反右倾，直至十年文革，不都是恐怖理论大暴露、大演习吗？由此可见，迷信与独裁，恐怖与革命，和社会主义是与生俱来，统统是一回事，一个词。
但是，历史没有忘记，恐怖与独裁从来都是一把双刃的剑——它既刺向人民，也刺向独裁者本人。在苏联，那位专横暴虐、不可一世的独裁者斯大林，不是由万人膜拜变为万人唾骂的独夫了吗？在中国，苏维埃时期的盲动主义和恐怖理论的推行者李立三、王明等，不是在革命和人民遭受摧残的同时，他们个人也从独裁的的宝座上一个个跌落下来了吗？当然，毛泽东现在还是圣人，还高居神坛，毛的画像还高高地挂在天安门城楼，继续受人们膜拜。可是历史会对他们作出决断的。
至此，大概可以对独裁作结论了，也可以对我的文章作结论了。这结论就是：独裁治国，就是圣人治国。而圣人治国，祸国殃民，自古有训。庄子云：“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去箧第十》）所以，圣人不能有！独裁不能要！
结 束 语
末了，还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关于领袖理论，也即个人迷信和独裁，西方没有，我们有。不但有，而且视若生命。这究竟是为什么？按传统观念和官方解释，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且还进一步颠倒黑白地说，西方没有（领袖理论），说明他们落后，我们有，表示我们先进。因为我们除了物质文明，还有精神文明。因此，多少年来，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为洪水猛兽，扬言谁照搬西方的议会民主制，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只要知道一点世界历史的人，都懂得，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是欺人之谈。领袖理论，个人迷信和独裁，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因而并非东方专有，西方也有。而且比东方要厉害得多。只要看一看历时数百年黑暗的“中世纪”，就全明白了。如西班牙医生和神学家米圭尔•塞维特斯，以“异端”罪被宗教法庭和日内瓦市政当局，于1553年烧死在查佩尔广场；过了十年，1563年，另一位法国的大学者、神学家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又以“异端”罪被宗教法庭追逐数十年之久，直至迫害致死；再过了三十七年，1600年，意大利神学家兼哲学家、文学家和天文学家布鲁诺，也以“异端”罪被烧死在罗马的百花广场。这几位都是在世界范围有名的人物，至于那些没有名气的小人物，被处死的就不知有多少了！
如此残无人道的血腥镇压，还能说西方没有封建专制制度和个人独裁吗？但是这种封建独裁专制，在今天的西方，确已成为昔日黄花。但这不是说西方的统治者，不喜欢、不需要独裁统治，也不是封建专制制度在那里自生自灭。而是那些千千万万个哲人和无畏的战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结果。比如布鲁诺，由于坚持和发展了哥白尼“太阳中心说”，代替教会宣扬的“地球中心说”，从而动摇了天主教神学统治上的基础。宗教裁判所便将其宣判为“异端”，被迫逃离意大利。先后在瑞士、法国、英国和德国流亡达十五年之久。罗马教庭千方百计，甚至采用卑鄙手段把他诱骗回国。在威尼斯一上岸立刻遭逮捕，在地牢关押达八年之久。在此期间，宗教裁判所对他施用了各种酷刑，甚至把沸油浇到他身上。但布鲁诺始终不屈，他坚定地说：“高加索的冰川，也不能冷却我心头的火炬。即使我被烧死，也不忏悔。”1600年2月9日，罗马宗教裁判所以“异端”罪判处布鲁诺火刑，2月17日被押往罗马百花广场。当他被绑在火刑柱上听火刑判决书时，他高声对法官说：“你们对我宣读判决词，比我听到判决词还要感到畏惧”。刽子手害怕他向人民宣传真理，在火刑执行前，丧心病狂地用钳子夹断了他的舌头。年仅52岁的布鲁诺，为真理和正义就这样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又比如卡斯特利奥，为反对加尔文的独裁统治，不顾身家性命，顽强奋斗，直至死亡的大无畏精神，特别是这位大学者，从理论上对独裁、恐怖和异端，所进行的最深刻地分析批判，和对于加尔文的独裁统治所给予的极为猛烈地攻击，都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最光彩夺目的文稿，和最最革命的武器。一位五百年前的学人，能有如此深邃的思想，如此犀利的文笔，令我激动万分，心灵震撼。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个性解放、自由民主思想，无疑是当时推翻封建制度，彻底埋葬独裁统治的最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西方封建专制制度灭亡的历史，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在西方诞生的历史。单从这点上看，我们比西方整整晚了一个时代，落后了几百年。所以，在中国有人至今拒绝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坚持独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颠倒黑白把社会发展史上的两个不同阶段，说成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甚至把这种不知羞耻的观点还拿到西方去，到处宣扬，振振有辞。这恰好说明，直到今天我们这个古老的、多灾多难的、堂堂的中华民族大国，还处在当年西方“中世纪”黑暗之中的有力证明。不是吗？五百年前他们害怕真理，夹断了布鲁诺的舌头；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害怕真理，割断了张志新的喉管。它们之间有什么本质不同吗？
为了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当年西方的“中世纪”，和以此帮助我们认识当今封建社会主义的独裁统治，我想加尔文独裁和卡斯特利奥与之斗争的史实，将是极为难得的强大理论武器。所以，我在我的这篇文章以外，另写了“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加尔文独裁”一文。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
附注：
①． 此文思于春，写于夏，定稿于国庆。是一篇共和国50岁生日献礼。但这是巧合，不是计划。
②．见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第115—116页。
③．以上关于俄国恐怖主义史料，均引自摩罗著《耻辱者手记》一书，第26—31页。
④．斯大林对苏联红军军官的迫害见王若水“重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
⑤．中国1927-1928年的湘南“焦土政策”史料，见文聿著《中国“左”祸》一书，第10—12页。
⑥．“富田兵变”和肃清“AB团”史料，见西北五省（区）老干部读物《金秋》杂志，1999年1-3.期和6-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