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就是使用暴力反抗统治者。请愿就是使用非暴力手段向统治者提出一些建议和要求。造反者和请愿者在对统治集团的认知上是有根本区别的。造反的认知前提是：统治集团已经不可理喻，已经失去合法性，所以要造反，要用暴力推翻它。请愿的认知前提是：统治集团是合法的（或者基本上是合法的，至少还具有相当的合法性），是可以理喻的，所以不要求推翻它，只要求它改革、完善。因此，造反和请愿往往是水火不容的。
既然造反就不要请愿，既然请愿就不要造反。这不是人为的法律规范的要求，而是这两种行为自身的逻辑要求。使用造反的手段请愿，或者使用请愿的手段造反，或者既请愿又造反，都是不可思议的。造反者以造反者的名义请愿，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造反者以普通民众的名义参与民众请愿，肯定是没有诚意的，甚至是政治欺骗。
造反者对统治者可以谴责，可以劝降，可以开出谈判条件，可以发最后通牒，三十六计都可以用，甚至还可以再加上不针对平民只针对政治军事首脑的第三十七计??暗杀（如汪精卫干过的那样），唯独不能发动、组织、参与民众的政治请愿。
如果造反者拿请愿的民众当盾牌，以实现造反的目的，那就与恐怖组织的恐怖行为没有区别了。
造反者请愿（参与民众请愿，发动民众请愿，假冒民众请愿）就是盗者无道。
请愿者如果违背非暴力原则，从轻里说，叫过激；从重里说，就是造反。同样是盗者无道。
从统治者方面看问题，对于造反者，可以谈判，可以退让，可以认输投降，可以招安，更可以镇压。只要不滥杀无辜，镇压造反者就不违反道德。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不镇压造反者的统治者，对于造反者从不镇压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请愿者是不应当镇压，也不需要镇压的。因为，请愿的前提是承认统治集团合法，请愿的手段是语言而非暴力，请愿的目的是帮助统治集团而不是推翻统治集团。因此，对于请愿者只能对话、谈判，而不能镇压。对于请愿者中偶尔出现的过激行为，可以依法起诉，而不能动用军队。镇压请愿者就是自乱阵脚，自我毁灭，就是将朋友当敌人，就是帮助敌人，帮助造反者，造反者就有福了。镇压请愿的统治集团，不是残暴就是昏庸。
造反与请愿的不同性质和行为界限，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一贯是很清楚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本上不镇压和平的请愿者；历朝历代的请愿者都没有造反的目的，如东汉的刘陶、北宋的陈东、晚清的康有为，等等；历朝历代的造反者从来都没有请愿的目的，从陈胜、吴广到孙文、黄兴，等等，都是如此。
然而，孙文去世后，这一政治逻辑、政治道德被国民党打破了。这起始于1926年的三•一八事件。1926年3月18日，国民党的领袖徐谦、李大钊等人亲自发动、领导了三•一八请愿，一些国民党党员（如女师大学生杨德群）积极参加了这一请愿。所以，三•一八请愿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向北洋政府的请愿。
几十年来，人们都谴责段祺瑞的执政府，指责执政府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是惨无人道的暴行。笔者以为，这种谴责是不公正的。道理很简单：国民党是手无寸铁的政党吗？国民党是诚心诚意的请愿者吗？不是。当时，黄埔军校依已经桃李满天下，两广也经统一，国民党已经掌握数十万大军，全党全军正磨刀霍霍，北伐战争已经箭在弦上。这样的政党能算手无寸铁的政党吗？这样的政党发动的“和平”“请愿”能有诚意吗？
对于三•一八事件中死亡的国民党党员，其价值应当从新评价，窃以为：他们作为造反者，作为革命者，作为战士，不带枪而冲锋，死得滑稽，死得无聊。
对于三•一八事件中死难的非国民党员，其责任也应当重新认定，窃以为：政府处置不当，未能及时将他们与造反的国民党分开，尤其未能将其中的未成年人与国民党分开，未能要求他们离开造反的国民党，未能在开枪之前发出警告，应当负责任。但是，拉他们做盾牌的国民党也应当承担责任，甚至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后来，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避难的李大钊被张作霖非法逮捕并且未经公正审判而杀害。从程序上讲，李大钊是冤枉的。但是，李大钊作为造反者，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违反政治道义，拿民众（尤其是未成年人）当盾牌，发动、领导虚伪的三•一八请愿，酿成三•一八惨案，也是死有余辜。
国民党发动、领导三•一八请愿，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无穷的危害。
第一，摧毁了基本的政治道德。盗亦有道，造反有造反的规矩 ，请愿有请愿的规矩。造反者可以不遵守统治者制定的法律，但是，不能不遵守基本的政治道德和基本的政治逻辑。历史上的请愿者和有作为的造反者都是很讲政治道德的，他们往往先占据道德制高点，再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讲诚信，不搞虚假请愿；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反对不择手段；等等。然而，虚伪的三•一八请愿之后，这些道德都被摧毁了。北伐期间，武装组织以民众为前锋、为盾牌，武装政党裹胁民众搞虚伪请愿，这才扰乱了政敌心智，才取得了北伐战争的所谓迅猛胜利。国民党人将这种不择手段的政治暴行总结为“群众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后来国民党各派搞内斗时，也时常时用所谓的“群众战”。再后来，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使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国民党。如此种种，不仅造成了千千万万民众的死亡，还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
第二，搅乱了人们的思维，形成了“请愿就是造反”的邪恶认知。三•一八事件之后，中国人再也分不清陈胜、吴广与刘陶、陈东的区别，再也分不清康梁与孙黄的区别，把请愿与造反混为一谈，最终形成了“请愿就是造反”的邪恶共识。民众请愿时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政府见到请愿队伍总是如临大敌，不惜动用一切武装力量对付民众，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第三，堵死了和平演进的道路。正因为民众和政府都认为请愿就是造反，所以，三•一八请愿之后就不再有真正的请愿。和平请愿作为世界各国避免政治革命、促进政治进步的最普遍、最长久、最经常、最强大、最稳健、最平和、最有韧性的推动力，就不再与中国有缘了。中国没有了请愿，有的只是“闹事”和“政治动乱”，民众每一次集体行动，不仅不能促进政治进步，反而不断地造成政治退步，中国和平演进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堵死。
请愿勿造反，造反勿请愿。中国人如果连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都弄不明白，中国是不会有希望的。
刘大生 2005年2月19日于南京求稗书斋
原载《议报》2005年3月21日（1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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