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专制王朝的强势独裁者为了巩固其千秋万代的统治，而利用严刑峻法来约束管制自己手下时，使官僚集团的风气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清廉是有效的。这种清廉还有“打江山”时清廉风气的惯性成份在。它是严刑峻法与自我约束的结果，而不是制度全面制衡的结果，因此这种清廉风气是有限的。它只限于勤政及个人操守，对严刑峻法的畏惧使官吏们自觉的远离贪腐。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主要是围绕最高权力而展开，权争也往往会以一些意识形态争论的形式出现。但是体现出来的政策分歧以及折射到整个社会的政治斗争，仍会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当强势独裁者渐次退出历史舞台，最高层次的权力对下面各层次官僚集团的控制能力会渐次削弱。当这个过程伴随着经济政策的宽松而来，“政府一打瞌睡，经济就发展”，使社会财富开始大量积累。这时极端权力的权力寻租欲望会被大大激活，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这样的历史阶段，经历过多次残酷的权争，理想主义色彩几乎荡然无存，意识形态之争的意义渐次淡化。
这时围绕个人权欲、物欲而产生的官场文化更加露骨地全面沉渣泛起。“以权索利”、“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会成为很大一部分掌权者深心的思维。而为了升迁进行“腐败攻关”，也需要金钱作为主要敲门砖、润滑剂。于是各个层面的权力寻租活动由隐蔽渐次走向半公开、公开，走向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纪律和法规的约束会显得苍白无力。
我们国家的极权文化是如此地源远流长，皇权文化、官场文化、儒教文化、宗法文化、流氓文化都包含有太多贪腐文化的内生成份。加之近现代恶性膨胀发展的泛政治化，并由此而转化的泛行政化过程，使贪腐现象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迅速发展。贪腐文化的沉渣泛起迅猛发展与以前的腐败王朝是如此地相似类同，但同时又产生出如此多的新时代特征。
“亲贤臣，远小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些贤人对统治者永远的告诫，但统治者生活在极权体制下、官场文化中，社会没有形成对权力全面制衡的制度体制。因此“亲小人，远贤臣”却是难以逃脱的常态。因为贪腐文化是来源极权，是发源于人性的自利自私的弱点。而中华权力文化根深蒂固的“术势”思维，官场中“经营权力有术”的人群，会很快形成压倒之势。民间则因为历史文化中长期贪腐势力得势，而形成了一种以为屈从于贪腐势力是中华民族永远宿命的认同。
中华民族是一个文明早熟，重视教育的民族。二千余年早熟完备的极权专制制度的统治，形成了一个潜藏、隐蔽的权力文化系统。使一种潜规则统治了中华民族二千年；使一种类双重人格的民族性格影响了中华民族二千年。当前的盛世景象和末世气象并行不悖，正是这种潜规则与明规则并行不悖的明证。
传统的中国社会始终遵循的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元规则即保持社会运行的根本规则，而这种元规则却恰恰是黑社会暴力集团的规则。所以中国早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经典表述。当前世界一切遵循普世价值理念的国家，却无一例外地将国家暴力装进了民主法制的笼子里。一切想利用行政权力获得“血酬”的企图，都会碰到民主法制铁笼的阻挡。
《国家干部》、《绝对权力》之类的当代官场小说，实际上将贪腐势力已成为执政基础的社会现实描绘得相当清楚，只是慑于当前的话语环境，无一例外的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从而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现实真象。
当贪腐势力成为执政基础，一个体制性、弥漫性腐败的社会就被营造完 成。继任者继承的就是一个全面的烂摊子。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管治危机就发展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危难境地。政府的信任危机发展到极限，但试图改革的上层资源面临的贪腐势力的屏蔽与盛世鼓噪的屏蔽作用又是如此强大，只要头脑稍不清醒，就容易把这些假象信以为真。
贪腐势力成为执政基础，会大大加快全社会的腐败过程，形成全面的乱象丛生局面，形成弥漫性腐败潮流。这象是上帝之手在发挥作用，让腐朽的加速腐朽，借以催生一个内生的新生力量。
体制性、弥漫性腐败的根子在极权，权力的全面垄断，带来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这种垄断是通过泛政治化实现的。打破垄断的路径是从理念上否定泛政治化思维，从体制上实现全面分权。正是因为体制外分权的艰难，真正的非政府组织难以诞生。在最高权力的控制力削弱时，导致了体制内无序无原则的分权现象，（当前的令不行，禁不止，行政效率颟顸迟钝，反映了这种现状。）从而导致了形成体制性、弥漫性的腐败。
贪腐势力成为执政基础后，泛行政化、执法产业化，公共领域的泛市场化过程就全面完成了。权力市场化、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就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景象。各种领域几乎无一例外的乱象丛生，乱象丛生的背后必然是魅影憧憧。贪腐势力成为执政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行政的职能与目的。25年来，政府的开支增加了87倍，行政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却带来了全面的“管制”，带来了全面的权力市场化。
这样的现实使我们付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行政成本，却获得了几乎是最恶劣的服务。
中国人是揣摸政治时尚能力特别强的民族。当一种政治风气一旦占有绝对上风的时候，全面跟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例如毛时代，由于毛的鼓励，极左思潮泛滥。虽然因为极左而制造了大量的灾难，虽然现实国情的危机频频示警，但并不能阻止极左政治势力的猖獗。因此，当前贪腐势力成为执政基础以后，贪腐大潮的来临也是必然的。这里有体制的原因，有文化、思想、心理上的认同，更有人性深处的自私自利与物欲权欲发酵的因素在。
贪腐势力成为执政基础，是立足于官场中人格败坏者已占上风，立足于贪腐文化已使贪腐成为政治运转润滑剂的现实。“腐败攻关”成为政治经济运行时公共关系的主要公关内容。贪腐官吏与社会上“腐败攻关”力量的结合，形成了一道道“官员傍大款”、“大款傍官员”的风景，官场内上下级关系也大多被“腐败攻关”所占据。各地方驻京办达一万多个，却无一例外的做着“跑部钱进”的工作就是明证。国家审计署长李金华已经公开提出了警告，但这种警告在贪腐大潮中必然会被置若罔闻。
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商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煽动着房价的高涨。其中土地收益成为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第二财政是一种驱动力。贪腐官员的个人利益是另一个重要驱动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拍脑袋工程之所以全面兴盛，除了政治利益的驱动外，经济利益的驱动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回扣”也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基础建设、能源等领域，同样无不是这样的格局，这就是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难以落到实处的重要原因。
贪腐势力成为执政基础，则权力市场化会全面漫延。它借助泛政治化的体制，发展成一个泛行政化、执法产业化的结构，并逐步完成了公共领域的泛市场化过程，完成了优势产业的全面行业垄断的过程，形成了一种泛权力化、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的社会职能兑变过程，象一面面镜子，全面地反映了这种变化。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濒临全面消蚀崩溃的境地。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工农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不但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得到大的改善，反而因为没有保障感、没有安全感，生活压力大而处于焦虑之中。加之,因发展经济而造成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广大工农弱势群体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他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是有目共睹的。
随着贪腐势力逐渐成为执政基础，一个追求淫糜奢华生活的社会潮流已经形成，处处灯红酒绿，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纸醉金迷成为上层社会的领导潮流的心态。贫富的巨大悬殊，基尼系数已大大超过了预警点，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断裂已经开始。广大社会弱势人群中的反社会心理，已经达到了非直接利益冲突亦可以引发社会突发性事件的地步。这就是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管制危机产生的现实基础。
当贪腐势力成为执政基础，因为贪腐官吏人格的恶劣，他们不会把国是民谟放在心上，却有一种权欲物欲驱使下的 “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急功近利心理。他们天生是政治改革的反对派，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是国家的敌人，是社会的敌人，同样也是执政党的敌人。因为他们存在于执政党的关键部门。这使有志于政治改革的领导人处于投鼠忌器的两难境地，。所谓“认真反腐则亡党，不认真反腐则亡国”虽是一种极端的比喻，对推进政治改革是极端有害的，它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难的政治现实，但是贪腐分子无论在执政党内还是在全体国民中的绝对数字都绝对是极小的一撮，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却达到了危及根本、人神共愤的程度。
贪腐势力成为执政基础，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将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深重的灾难，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正因为体制内外的明眼人都看到了所谓“盛世”假象背后的深重危机，所以有志于改变现状的政治领导人，也意识到了“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和管治危机”；意识到了“三大危机的沉重压力和冲突”；意识到这些危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关系到十三亿人民的利益，也关系到党的生命力和是否合格作为执政党”。对贪腐势力的打击力度，将是广大公众衡量政治清明与否的风向标，任何含糊与手软，都会被看成是与贪腐势力沆瀣一气的表现。民间的健康力量和执政党的健康力量都在期盼着一场政治改革、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的政改潮流的到来。大家都在翘首以盼，拭目以待，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