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看到中小学周一的宗教式升旗仪式，就总想写点什么以宣泄我的义愤，但困于文笔拙笨和其他急所始终没能如愿。今天偶然在新世纪上看到了《克伦斯基访谈录》，已达愤怒顶点的激情使我不得不拿起我的拙笔。就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来谈一下，共产社会主义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个人感受。
跟随毛泽东22年的保健医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写到，毛泽东制止日本首相（或外相）对日本侵华战争致以歉意时说，没有日本侵华战争我们今天就坐不到北京来。好一个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的共产党，好一个中国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原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发国难财的卖国主义群体及其窃国大盗。对此我们应该明确两点，一是日本侵华战争是历史上唯一一次没有民族同化色彩的大规模民族侵略战争，二是非制度也就是反人类的极权主义制度乘国难之机取代了中国的后现代化。一个无效且有害的血腥社会，打着抗战英雄的幌子乘国难而起家，这不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吗？
共产党是列宁主义的党，是列宁打着伪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成就了反人类为己任的列宁主义的党。在这一点上，克伦斯基眼里的列宁远不及人间恶魔斯大林，斯大林靠充分了解列宁党的独裁实质起家的，而列宁是靠无知和卖国起家的。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的特务勾结，分两次获得了八千万金马克，在世界均衡的战争中出卖了自己祖国的国家利益，葬送了俄国走向君主立宪的后现代化。从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责任来看，列宁建立的反人类极权主义的苏联，出卖了全人类免遭灭顶之灾的世界安全。这就是今之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清楚的列宁，他的不甚全面的历史素描。
克伦斯基答记者问是真实的，他说二月革命是无人策划的，是俄国中上层人士怕沙皇单方面与德国媾和并出卖俄国和世界利益的自发革命。从中看出来的结论是，列宁违反了俄国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变民主自由为极权专制，变均势的世界战争为国内同胞的阶级杀戮，最终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甚至浪费全人类资源的冷战的出现。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出卖祖国和世界的列宁主义党的远东支部，它继承了俄国主子的衣钵，在俄国疯子促成的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人民殊死抗战的国难中塑造了自己，难怪五十余年的赤色欺骗下的中国人民心目中抗战英雄向无罪的日本后裔谢其前辈之厚恩。
除却这些所谓光荣历史的耻辱，我们再看一看现实的悲哀。中国人没有人权，也没有公民权，还没有常识性的公德修养，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即使不算现代理性人，他起码也是生理性的人吧。可我们打开宪法看一看立马就会傻眼，限政的宪法不仅成了限人的宪法了，而且卖国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极权党，倒成了中国人民神圣不可亵渎的上帝了，这不成了典型的魔鬼世界了吗？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到了这般地步，作为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中国人，可以不以为然无伤大雅，但宪法上赫然载有的“民主专政”是我们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在网络信息时代的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政体，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民主是阶级统治的消亡，专政是阶级压迫的铁血内涵，这两个文明与野蛮连组合为词组都不可能的词汇，何以能成就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呢？据说这还是开放改革的伟大成果，比此前野蛮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谐多了。
这种消灭实业家群体的血腥制度，在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蛊惑声中，地痞流氓经济取代了极权主义的国家官僚经济，也就是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市场经济。这种丛林法则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野蛮，进化到了经济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用学者綦彦臣先生的预见来说，极权主义的改革就是通过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中国的人口锐减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以解决中国的资源超载和后现代化问题。
这就是说，人家二十年就能完成的国家后现代化，在我们手里就是一个无法破解的死结了，只能用血腥手段使人口残酷减量才能提高人均产值和生活水平。目前的局势是，中国既是世界的消费市场，又是工人和资源最廉价的世界工厂。这一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悲惨局面，是非人类制度的极权主义造成的无法逆转的恶果。极权主义用一万亿美圆的外汇储备来蛊惑民心，殊不知这是用国家富有程度的标志劳动力的贫困化和低价资源的世界化换来的民族绝望。一万亿美圆是发达国家支付给中国工人的最低生存和最廉价的资源货币借据，人家用了我们的资源和劳动力发展了自己，然后再用知识产权赎回货币借据。从这一严酷的现实看，共产极权主义这一毫无公正与效率可言的非人性制度，真可谓大公无私的国际共产主义，可这恰恰是全球化时代的公平竞争的制度无奈。极权主义的新洋务运动想保存的是，他们既得的空前的政治特权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可中华民族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何以立命呢？
綦彦臣先生预测剩余的百分之五十或三十的中国人，是经过十余亿人的生命毁灭劫难的洗礼，那么剩下的那几亿人会是精神健全人吗？我想中华民族最后贡献给人类的精英，最高质量的也只能是一些横路进二罢了。我不能同意綦先生的远景判断，我认为经济危机和道德危机决不会给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留下那么长的肆虐机会。即将出现的金融危机很快就会使极权主义的警察秩序土崩瓦解，届时的饥荒和瘟疫用不了多久便会达于綦先生的后果预期。
卖国主义是人的勾当，然而我们合于逻辑的推演出来的人间地狱，却以人们习以为常的爱国主义面孔出现的。列宁和毛泽东式的卖国主义是以唯理主义的面孔出现的，无论如何唯理主义都是一种道德治国主义的愚昧，然而胡锦涛先生的卖国主义却是以留美预科班的清华大学作为学历身份的；列宁毛泽东的卖国主义是以当时的国民愚昧为雄厚的社会基础的，而今胡锦涛的卖国主义却发生在卢梭和马克思的人们晓得自己做人的权利被剥夺了的暴力革命即颜色革命的时代；列宁和毛泽东的卖国主义是哈耶克不得不写出捍卫世界自由秩序的《自由宪章》以前，而胡锦涛先生的卖国主义却肇始于意识形态争论已经终结的文明的二十一世纪。历史与现实的卖国主义一比较，究竟谁更无耻与卑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
面对卖国主义的血腥极权统治，我一向不要求极权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一种缺失理性思考的无理要求。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缺乏法律秩序的功能，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社会都不能拒绝道德上的坏人或罪人的存在，否则就不称其为人类社会。其实坏人或罪人的存在是有他的无可替代的好处的，如果没有他们道德、人性和精神境界何以体现，人类的文明何以尝试与进步呢？这不仅符合没有高山也显不出洼地的道理，更为重要的是高山与洼地能使人得到不同种类的物质收获，能使人类生存的环境丰富多采。但是共产党演化成最邪恶的民族罪人，直至今天仍在持续的中华大劫难，却都是构成社会基础的正常人的社会责任缺失造成的恶果。尤其是所谓知识分子将葬送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非人类或者说反人类的制度，当成了文化落后的人类制度并以人类史上本不存在的改良主义来混淆视听，这无异于政治欺骗和出卖良知，无异于对祸国殃民的共产极权主义的顽固维护。梭伦说人民受专制奴役则因愚昧，胡适说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所能建立起来的，安南在谴责极权主义时解释了圣经上的一句话说，邪恶当道是因为好人无所作为。
是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国家强盗主义与人民的愚昧自私结合，使极权的共产党打开了局面，颠覆了半民主半自由的初级共和秩序。而今在极权主义垄断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及人本身等全部社会资源的情况下，人们放弃社会平等和公正等一系列责任理念与道德关怀，只是疯狂地去竞争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福祉，这种生存态度不仅有失人的文化属性与动物无异，而且也与极权主义反人类制度溶为一体成了组成部分。如果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共产及权的卖国主义走到了尽头，经济、金融和政治危机全面爆发，那么，无论是家徒四壁囊空如洗的弱势群体，还是百万千万的商贾大亨都摆脱不了饥荒和瘟疫的荼毒。因此，要求社会没有坏人和罪犯的心理预期，恰恰是产生国家罪犯化极权主义的至善理念；只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担起自己应当肩负的社会责任，敢于同打着爱国主义旗号毁灭民族的卖国主义进行说理斗争，中华民族才有属于她自己的未来和辉煌！思想及其载体的言论是人的权利，是法律保护的人的根本属性，让更多的中国人发出共产社会主义就是祸国殃民的卖国主义的怒吼吧！这就是今天的颜色革命，什么千百万人头落地，那是改良主义要极力维护的共产党人的本性！那是改良主义阻碍社会进步，想让经济和道德危机解决问题所必然呈现的社会混乱！这改良主义的脏水，怎么能栽到积极推动社会进步的民主革命派头上呢？
最后我想说，维护臭不可闻的共产卖国主义就是反对社会民主革命的改良主义，人类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而今到处肆虐的祸国殃民制度的改良主义的承载者们，连最基本的人性道德标准都不具备，还侈谈什么自由知识分子呢？反人类的极权卖国主义不存在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概念，请极权主义卫道士们自重，不要再玷污和盗用自由知识分子圣洁的美名！也难为他们了，就是现在还在继续的中小学升国旗奏国歌的政治宗教仪式，以及长期妖魔化意识形态教育，使他们演化成了在民主与极权、爱国与卖国之间摇摆的政治两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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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毛泽东22年的保健医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写到，毛泽东制止日本首相（或外相）对日本侵华战争致以歉意时说，没有日本侵华战争我们今天就坐不到北京来。好一个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的共产党，好一个中国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原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发国难财的卖国主义群体及其窃国大盗。对此我们应该明确两点，一是日本侵华战争是历史上唯一一次没有民族同化色彩的大规模民族侵略战争，二是非制度也就是反人类的极权主义制度乘国难之机取代了中国的后现代化。一个无效且有害的血腥社会，打着抗战英雄的幌子乘国难而起家，这不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吗？
共产党是列宁主义的党，是列宁打着伪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成就了反人类为己任的列宁主义的党。在这一点上，克伦斯基眼里的列宁远不及人间恶魔斯大林，斯大林靠充分了解列宁党的独裁实质起家的，而列宁是靠无知和卖国起家的。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的特务勾结，分两次获得了八千万金马克，在世界均衡的战争中出卖了自己祖国的国家利益，葬送了俄国走向君主立宪的后现代化。从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责任来看，列宁建立的反人类极权主义的苏联，出卖了全人类免遭灭顶之灾的世界安全。这就是今之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清楚的列宁，他的不甚全面的历史素描。
克伦斯基答记者问是真实的，他说二月革命是无人策划的，是俄国中上层人士怕沙皇单方面与德国媾和并出卖俄国和世界利益的自发革命。从中看出来的结论是，列宁违反了俄国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变民主自由为极权专制，变均势的世界战争为国内同胞的阶级杀戮，最终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甚至浪费全人类资源的冷战的出现。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出卖祖国和世界的列宁主义党的远东支部，它继承了俄国主子的衣钵，在俄国疯子促成的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人民殊死抗战的国难中塑造了自己，难怪五十余年的赤色欺骗下的中国人民心目中抗战英雄向无罪的日本后裔谢其前辈之厚恩。
除却这些所谓光荣历史的耻辱，我们再看一看现实的悲哀。中国人没有人权，也没有公民权，还没有常识性的公德修养，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即使不算现代理性人，他起码也是生理性的人吧。可我们打开宪法看一看立马就会傻眼，限政的宪法不仅成了限人的宪法了，而且卖国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极权党，倒成了中国人民神圣不可亵渎的上帝了，这不成了典型的魔鬼世界了吗？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到了这般地步，作为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中国人，可以不以为然无伤大雅，但宪法上赫然载有的“民主专政”是我们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在网络信息时代的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政体，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民主是阶级统治的消亡，专政是阶级压迫的铁血内涵，这两个文明与野蛮连组合为词组都不可能的词汇，何以能成就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呢？据说这还是开放改革的伟大成果，比此前野蛮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谐多了。
这种消灭实业家群体的血腥制度，在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蛊惑声中，地痞流氓经济取代了极权主义的国家官僚经济，也就是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市场经济。这种丛林法则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野蛮，进化到了经济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用学者綦彦臣先生的预见来说，极权主义的改革就是通过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中国的人口锐减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以解决中国的资源超载和后现代化问题。
这就是说，人家二十年就能完成的国家后现代化，在我们手里就是一个无法破解的死结了，只能用血腥手段使人口残酷减量才能提高人均产值和生活水平。目前的局势是，中国既是世界的消费市场，又是工人和资源最廉价的世界工厂。这一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悲惨局面，是非人类制度的极权主义造成的无法逆转的恶果。极权主义用一万亿美圆的外汇储备来蛊惑民心，殊不知这是用国家富有程度的标志劳动力的贫困化和低价资源的世界化换来的民族绝望。一万亿美圆是发达国家支付给中国工人的最低生存和最廉价的资源货币借据，人家用了我们的资源和劳动力发展了自己，然后再用知识产权赎回货币借据。从这一严酷的现实看，共产极权主义这一毫无公正与效率可言的非人性制度，真可谓大公无私的国际共产主义，可这恰恰是全球化时代的公平竞争的制度无奈。极权主义的新洋务运动想保存的是，他们既得的空前的政治特权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可中华民族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何以立命呢？
綦彦臣先生预测剩余的百分之五十或三十的中国人，是经过十余亿人的生命毁灭劫难的洗礼，那么剩下的那几亿人会是精神健全人吗？我想中华民族最后贡献给人类的精英，最高质量的也只能是一些横路进二罢了。我不能同意綦先生的远景判断，我认为经济危机和道德危机决不会给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留下那么长的肆虐机会。即将出现的金融危机很快就会使极权主义的警察秩序土崩瓦解，届时的饥荒和瘟疫用不了多久便会达于綦先生的后果预期。
卖国主义是人的勾当，然而我们合于逻辑的推演出来的人间地狱，却以人们习以为常的爱国主义面孔出现的。列宁和毛泽东式的卖国主义是以唯理主义的面孔出现的，无论如何唯理主义都是一种道德治国主义的愚昧，然而胡锦涛先生的卖国主义却是以留美预科班的清华大学作为学历身份的；列宁毛泽东的卖国主义是以当时的国民愚昧为雄厚的社会基础的，而今胡锦涛的卖国主义却发生在卢梭和马克思的人们晓得自己做人的权利被剥夺了的暴力革命即颜色革命的时代；列宁和毛泽东的卖国主义是哈耶克不得不写出捍卫世界自由秩序的《自由宪章》以前，而胡锦涛先生的卖国主义却肇始于意识形态争论已经终结的文明的二十一世纪。历史与现实的卖国主义一比较，究竟谁更无耻与卑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
面对卖国主义的血腥极权统治，我一向不要求极权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一种缺失理性思考的无理要求。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缺乏法律秩序的功能，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社会都不能拒绝道德上的坏人或罪人的存在，否则就不称其为人类社会。其实坏人或罪人的存在是有他的无可替代的好处的，如果没有他们道德、人性和精神境界何以体现，人类的文明何以尝试与进步呢？这不仅符合没有高山也显不出洼地的道理，更为重要的是高山与洼地能使人得到不同种类的物质收获，能使人类生存的环境丰富多采。但是共产党演化成最邪恶的民族罪人，直至今天仍在持续的中华大劫难，却都是构成社会基础的正常人的社会责任缺失造成的恶果。尤其是所谓知识分子将葬送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非人类或者说反人类的制度，当成了文化落后的人类制度并以人类史上本不存在的改良主义来混淆视听，这无异于政治欺骗和出卖良知，无异于对祸国殃民的共产极权主义的顽固维护。梭伦说人民受专制奴役则因愚昧，胡适说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所能建立起来的，安南在谴责极权主义时解释了圣经上的一句话说，邪恶当道是因为好人无所作为。
是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国家强盗主义与人民的愚昧自私结合，使极权的共产党打开了局面，颠覆了半民主半自由的初级共和秩序。而今在极权主义垄断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及人本身等全部社会资源的情况下，人们放弃社会平等和公正等一系列责任理念与道德关怀，只是疯狂地去竞争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福祉，这种生存态度不仅有失人的文化属性与动物无异，而且也与极权主义反人类制度溶为一体成了组成部分。如果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共产及权的卖国主义走到了尽头，经济、金融和政治危机全面爆发，那么，无论是家徒四壁囊空如洗的弱势群体，还是百万千万的商贾大亨都摆脱不了饥荒和瘟疫的荼毒。因此，要求社会没有坏人和罪犯的心理预期，恰恰是产生国家罪犯化极权主义的至善理念；只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担起自己应当肩负的社会责任，敢于同打着爱国主义旗号毁灭民族的卖国主义进行说理斗争，中华民族才有属于她自己的未来和辉煌！思想及其载体的言论是人的权利，是法律保护的人的根本属性，让更多的中国人发出共产社会主义就是祸国殃民的卖国主义的怒吼吧！这就是今天的颜色革命，什么千百万人头落地，那是改良主义要极力维护的共产党人的本性！那是改良主义阻碍社会进步，想让经济和道德危机解决问题所必然呈现的社会混乱！这改良主义的脏水，怎么能栽到积极推动社会进步的民主革命派头上呢？
最后我想说，维护臭不可闻的共产卖国主义就是反对社会民主革命的改良主义，人类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而今到处肆虐的祸国殃民制度的改良主义的承载者们，连最基本的人性道德标准都不具备，还侈谈什么自由知识分子呢？反人类的极权卖国主义不存在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概念，请极权主义卫道士们自重，不要再玷污和盗用自由知识分子圣洁的美名！也难为他们了，就是现在还在继续的中小学升国旗奏国歌的政治宗教仪式，以及长期妖魔化意识形态教育，使他们演化成了在民主与极权、爱国与卖国之间摇摆的政治两性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