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一個歷史人物，本就不易，尤其是評論歷史上的政治人物更不易，即使根據中國立德、立言、立功的標準似乎都嫌粗糙，都不精準，因為不少歷史人物如漢武帝、王莽、唐玄宗，甚至清乾隆，其早年、中年、晚年的表現不一，判若兩人；又如許多政治人物入錯行了，宋徽宗、李後主都是了不起的藝術家，根本不該從政，但是不幸生在帝王家，註定悲劇收場，又如許多政治人物像魏武帝曹操、共酋毛澤東，其性格集軍人、詩人、流氓、土匪、淫棍於一身，評斷一個歷史人物之難可見一斑。
雖然如此，我們仍嘗試從一些一流史家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歸納出幾點通則，以建立評論歷史上政治人物的標準：
一、避免泛道德主義：評論政治人物最忌把人物簡化成好人、壞人，連孔子都不贊成把歷史人物簡化成好人、壞人，所以有人批評管仲品德問題時，孔子就不以為然[1]，而且替管仲說話，又如許多人受了三國演義的影響，把曹操說成萬惡不赦的奸臣，但是曹操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政治、軍事、文學以外也是個兵學家，研究曹操要從當時曹操面臨的時代背景及曹操的多重面貌切入，萬不可受三國演義的影響把曹操簡化成「壞人」。又如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門之變殺兄弟，逼父親讓位，在中國人的品德標準是站不住腳的，但是李世民的品德問題僅傷及李氏一家一姓，而李世民的功業締造了初唐盛世，其政績惠及天下百姓，甚至有功於世界文明，正因李世民不凡的政績，大家對李世民的私德問題也就曲予優容，或刻意淡化。
二、改朝換代後褒揚可敬的對手：中國史家常常客觀公正的讚美他們政治上的對手，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優良傳統，司馬遷筆下的項羽、陳壽筆下的諸葛亮，都是可敬的對手，因為史家的目的在傳承人類高貴的精神價值，這種高貴的精神價值不因政治勢力的一時勝負而改變其標準，相反的以政治勢力抹黑對手是要被史家及讀者譴責的。
三、不以成敗論英雄：歷史上很多英雄都是悲劇英雄，東西皆然。失敗英雄被人尊敬原因有二：
其一、一時的成敗跟日後對歷史文明的影響是兩回事，如孔子在現實政治上是失敗者，但是其學說影響人類文明至今不衰。
其二、悲劇英雄因其在人格上的吉光片羽受人尊敬而變成人類高貴情操的典範。如鄭成功的悲劇、鄭成功的遺憾，至今令人敬仰、追懷不已。
四、不能以今日之標準求諸古人：古人身處一個與現代完全不同的社會，其作為應該以當時的社會條件與是非標準來衡量，如廣州有個人不甘寂寞的文革時期「大批判筆桿子」袁偉時以法律的、法治社會的標準來批評
五、評論歷史人物要分類比較，不同類不能比：歷史人物粗略可分為政治、學術、軍事、藝術等，學術又可細分為文學、哲學、史學等等。每一種歷史人物自有其不同的標準，我們認為評論政治人物第一要件是能力，而能力包括領導統御、膽識、判斷力等等，其次是品德、學問。尤其在一個混亂的時代，如民國初年，學問品德比蔣介石好的人很多，但是他們不是沒有領導能力，就是欠缺膽識，所以無法成為中國的領導人。而蔣在歷史上的評價應該跟當時的政治人物做比較，以當時的政壇風雲大物而論，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等，其格局、見識、魄力皆不能與蔣相提並論，最後不免一一被蔣收服，而當時許多品學兼優的人物如胡適之等，並非政治人物，不能與蔣做比較，假如當年胡適做總統，國事可能更糟(翁文灝是當年一流的學者，他當行政院院長搞出個金銀券，弄得天怒人怨，國民政府遂敗走台灣)，而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胡在文化思想上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可能超過蔣，所以評斷歷史人物首重分類，不同類不相比，而政治人物的首要條件是治國能力。
六、比較政治人物要在同一時空基礎之上：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社會環境，社會環境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政治人物。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政治人物能突破當時社會環境的困難，能洞悉當時問題之所在，即可成為當時的領袖。其作為對後世的影響及評斷其功過是非當然應該以當時的社會文化條件作為評論的要件，如以華盛頓的標準來衡量孫逸仙則謬矣。因為美國早期的移民主要是英國清教徒，美國是當年相對最進步、最民主、素質最高的一群人建立的。也可以說美國是進步文明的「整廠輸出」，跟當時中國貧窮落後的中世紀次殖民地社會背景完全不同。如果華盛頓出現在清末的中國（實際上以當時的中國社會環境也產生不出華盛頓），恐怕也會一事無成。所以，評斷
我們先用以上的標準評斷蔣介石的一生功過及人格特質，然後再用可靠的一手資料來評斷蔣介石對二二八應負的責任。
蔣介石的聲望在西安事變猛昇，到抗戰初期達到了高峰，到了抗戰末期，因為史迪威事件中(華民國)美關係交惡，蔣在美國人的心目中的地位開始下降，到大陸易手，蔣在國際間的聲望跌入谷底——美國發表對中國白皮書，放棄蔣政權，甚至主張倒蔣者也大有人在。後來韓戰爆發，中美關係改善，但是蔣在盟邦以及西方學術界之地位一直沒有恢復，當時外人對蔣之批評：獨裁、專制、不懂民主法治、剛愎自用、任用私人，蔣的團體貪汙腐敗、無能，所以把大陸丟失了。西方人對蔣的希望與失望移情到毛澤東頭上，認為毛是土地改革者，毛是勞苦大眾的救星，但是後來韓戰爆發，毛搞文化大革命，西方人才發覺毛的專制、獨裁、殘暴、毛集團的腐化等等，所有當年加諸蔣的罪過，毛都比蔣嚴重十倍、百倍，在西方人在瞠目不知所以之餘，蔣的聲望略有回升。
國共戰爭末期，中共以其文宣，包裝成民主、進步、土地改革者，爭取到不少美國政界及自由主義學者的同情，而把蔣歸類於獨裁、封建、落伍、腐敗的代表，蔣在西方已毫無地位可言，大陸淪陷後西方學術界幾乎一面倒的把蔣眨成丑角，影響西方人視聽的有著作有：
(一)伊薩克之《中國革命的悲劇》：該書初版於一九三八年，再版於一九五一年，作者為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者，對蔣極力醜化，該書無論作者的史觀、立論、資料來源都有問題，並非一嚴謹的學術著作，但在西方影響頗大。
(二)馬羅之《人類命運》：作者同樣是馬克思的信徒，同樣也是一位共產黨員，《人類命運》是小說，書中的蔣介石是個「不分是非的惡人」。該書曾經是暢銷書，對蔣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印象影響極大。
(三)畢克《兩個不同的時代》：畢克是「自由主義」的新聞記者，由於對中國社會不瞭解，對中國政府愛之深、責之切，故用美國民主法制來苛責國民政府。故《兩個不同的時代》雖然是一本較有水準的書，但對蔣的評價也是失之偏頗。
(四)斯諾《西行漫記》：極力吹捧毛澤東，把毛澤東描寫成「土地改革者，勞苦大眾的代言人」，促成了美國親共風潮，無形中貶抑了蔣的地位。
(五)席格雷夫的《宋氏王朝》：此書名氣大，影響力歷久不衰，然其資料來源僅限於情報機關的道聽途說之小報告。
(六)費正清的學術著作：費以西方漢學祭酒的地位，以學術理論來支持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並稱之謂「歷史之必然」，同時以雙重標準去評論蔣、毛，但是費的理論到中共文化大革命以後就覺得無法自圓其說[3]。
至於中國人對蔣的批評，可以分為四大類：
(一)國民黨御用學者之著作：這些作品最大的問題是溢美、是隱惡，把蔣吹捧成世界偉人、民族救星。但對蔣優柔寡斷襄公之仁隱而不記。所以這種作品雖多，但是並無多少學術價值。
(二)客觀的學術著作：因為國共鬥爭時間太久，規模太大，國共意識形態的影響迄今猶存，所以到今天我都認為一本公正的、客觀的、嚴謹的蔣介石傳尚未出世。有關蔣的評價黃仁宇的著作[4]、唐德剛的著作，在搜證方面、在史觀方面、在排除泛道德主義方面、在重視歷史人物背景方面都有所突破、有所發明。黃仁宇、唐德剛(但是唐對蔣也有許多惡意醜化，其首鼠兩端乃學術研究之大弊)認為蔣領導一個中世紀的落後國家對抗世界一流軍事強權，達八年之久，僅此一端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僅此一人。但是可惜黃仁宇已故，唐德剛因《李宗仁回憶錄》之逢君之惡而遭歷史學界不齒，我們寄望年青一代的史學家能擔負此一歷史重任。
(三)左派及共產黨的恣意醜化：由於長期敵對，共產黨及左派對蔣之醜詆，如背叛革命[5]、專制、獨裁、賣國等皆係由中共官方定調，並無史學價值，但是近年來由於官方思想箝制鬆綁，再加上大量遺留在大陸之國民政府檔案解密，大陸不少學者遂替國民政府乃至蔣介石做翻案文章，中共當局因忙於貪瀆已無暇干涉，故近年稍見學術自由，此為一可喜之現象。
(四)李敖對蔣之評論：李敖曾經出版《蔣介石研究》、《蔣介石研究一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等，專書攻擊蔣介石。李敖對蔣之研究及批評乃係個人私怨而非嚴謹之學術著作，李敖對蔣之「研究」有栽贓、有隱晦、有選擇性引用資料等等「惡意」與「曲筆」，隨處可見，不一而足，茲舉兩例即知大概矣：
其一、誣蔣是賣國者，捧汪精衛是愛國者。
【蔣賣國證據】：
A.己經抗戰四年而不向日本宣戰[6]。
B.抗日期間透過德國大使陶德曼與繆斌始終與日人保持接觸，祕密和談。
【汪愛國證據】：以抗日前汪曾致函胡適，謂逞一時之憤做民族英雄易，但是假如中國戰敗，誰來收拾殘局之類的感慨之詞，作為汪不是漢奸的證據。
李敖應該知道抗日時期的中國社會是停頓在中世紀，貧窮而且落後，面對世界一流軍事強權，蔣介石領導全民奮起抗戰，至今思之乃為一場「豪賭」。「不宣戰」、「保持接觸」，乃係考慮到萬一戰敗，為保留民族生存，預留迴旋空間的權宜措施，事實上絕對有其必要，何況中日為鄰之事實既然不可能改變，無論勝敗，有祕密接觸之管道乃勢所必然，豈能以這個理由說蔣賣國、不抗日。例如二次大戰中德斷交，德國即主動要求保留一個祕密接觸代表留在中國[7]。又汪在歷史上的評價早有定論，汪罔顧抗日大局，以黨國元勛之尊叛變投敵，對抗日之團結，民心士氣都造成大傷害，同時縱容七十六號[8]、李士群等人殘殺重慶特工人員等等，可以證明汪是漢奸的證據堆積如山，李敖均視而不見，僅僅拿出一封信來證明汪不是漢奸，豈不好笑。
其二、「中華民國已經死亡了」，誰說的？蔣介石自己說的，證據：一九五○年二月十三日蔣在陽明山開會對部下說的。
有點歷史、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那是蔣在國家風雨飄搖，軍民灰心喪志之際，激勵部下之詞。國家亡不亡，不是蔣一個人說了就算。假如中華民國已經亡了，在台灣的軍民同胞五十多年來是生存在什麼樣的時空裡？李敖的「中華民國已經死亡了。」的說法被民進黨借殼上市，做為台獨理論基礎之一，而且絕口不提是引李敖的話，直稱「你們蔣介石自己說的，中華民國已經死亡了」，李敖對蔣、對國民黨不共戴天，給台獨找到了藉口，造成台灣內部認同錯亂，大統派李敖對此從來不置一詞。
(五)綠色學者（親民進黨學者），對蔣之批評幾乎全部是負面的，尤其集中火力指稱蔣是二二八的幕後元兇、劊子手、獨裁者………。民進黨許多對蔣之攻訐，其資料及理論來自李敖。事實上，今日台灣綠營的當權者從陳水扁、呂秀蓮、張俊雄到蘇貞昌、謝長廷、游錫坤都是看李敖書長大的；年歲較大的台獨始祖彭明敏、李登輝也可作如是觀。
我們無黨派背景的歷史學家對蔣介石歷史地位的評價如下：
缺點：
A.封建思想：蔣自青年即以天下為已任，有澄清天下之志，擔當重任以後，有專人負責記錄其言行、大事，有類古代帝王實錄，晚年甚好部下歌功頌德，搞個人崇拜。這種問題出在一個一生自許為孫中山傳人，一生追求中國民主自由，獨立的領導人的身上，其言行舉措當然常有矛盾就不足為奇了。然而蔣性格中剛強、自律、膽識過人、堅忍不拔等特色似乎也與蔣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封建意識有關，故這種封建思想對蔣而言不能完全看成負面的。
B.對民主法制認識不夠：蔣打天下的期間或在抗日時代，因為戰爭，行事專斷、獨裁，是有其必要，也可以理解，但是台灣承平已久，經濟起飛以後還不徹底推動民主法制，必須等到蔣經國後期才全面推動民主、法治，蹉跎的結果讓雷震、郭國基等那些有水準的、沒有省籍偏見的自由中國集團籌組的反對黨的夭折，造成日後的反對黨必須訴諸民粹勢力，延宕台灣民主進程，埋下了今日台灣社會不安的根源，這是蔣的大錯。
C.婦人之仁：蔣一生的工作可分為打天下與治天下兩個階段來論述。以打天下的過程回顧蔣的行事作風，蔣的缺點完全不是一般所謂的獨裁、殘暴，相反的而是蔣每被自己的婦人之仁所誤。如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蔣的德籍顧問就建議蔣打殲滅戰，戰爭的目的在完全瓦解消滅敵人，而蔣相信傳統「以德服人」，在以德服人的前提下，蔣在「進德」方面下功夫[9]，並且頗有成效。中原大戰以後，蔣有力量徹底消滅對手，但是蔣用權謀，用招降納叛的方式達到表面統一的目的。蔣以德服人的策略，其實很早就應該發現此路不通，因為蔣的手下敗將許多都有一再叛變的記錄[10]，而且這些軍頭對民主法治、對三民主義，甚至其愛國心與早期的國民黨員都有相當的差距[11]，把一批良莠不齊的軍頭勉強湊在一起擔負建國重任，每當「重利之下」或「大難當頭」之際，焉有不離心離德者？西安事變是蔣一生之中「婦人之仁」誤事最嚴重的一次，回顧當時的情況，共軍張學良部隊、楊虎城部隊，彼此之間爾虞我詐，並不團結。國軍已經四面合圍，叛軍與共軍已成甕中之鱉。如果蔣夠狠，則回京以後推翻所有承諾，下總攻擊令，徹底殲滅叛軍，完成國家實質統一，軍隊徹底國家化，則歷史將會另外一個局面[12]。蓋按法律原則在脅迫而無自由意志的情況之下簽訂的契約都可以無效，何況叛軍以武力挾持統帥，且蔣也沒有書面承諾。所謂宋子文、宋美齡、澳洲人端納之保證皆可不予理會，蔣的選擇應該是寧可失信於數人，也不該失信於天下，不該動搖自己「安內攘外」的信念。如此日本人可能凜於蔣之威勢而延緩中日之戰，即使開戰，而無共軍之扯後腿，抗日期間不必分散兵力應付共軍，則抗日戰爭不會打得那麼慘，而勝利後國府也不會敗得那麼快，蔣的個人英雄主義沒有除惡務盡，其婦人之仁造成中國現代史上出現的共產逆流，完全擾亂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13]，讓億萬無辜善良的中國人付出那麼慘痛的代價，蔣之大過也。[14]
優點：
蔣是個愛國者：蔣是個愛國者，一生的努力都在追求中國的富強與獨立，此點是蔣一生奮鬥不懈的原動力，連一向對蔣沒有好感的史迪威、費正清對蔣此點都從不懷疑。
蔣是個律己甚嚴，生活節儉[15]的儒教徒。蔣自幼受儒家思想影響，及長又信仰王陽明哲學。從蔣日記中可以發現蔣記載了大量自責、自律、自勉的內容[16]，所以在「忍」字功夫上蔣實有過人之處，如早期對日本軍閥(如濟南慘案)的忍讓，替南京政府爭取到十年建設，奠定國家現代化的基礎，用以對抗日軍達八年之久而不氣餒。又如對史迪威之再三忍讓，都顯示出蔣在忍字上的功夫。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成立以後，蔣延攬不少學者專家推動國家建設，蔣也以儒家行為的高標準來贏得部下的愛戴，領導統御方法雖嫌落伍，但卻有效。蔣靠個人威望吸引大批高級知識分子參加南京政府，從事十年建設，奠定了中國現代化的基礎。
膽與識都有過人之處。蔣青年時期曾涉足江湖，此段經歷對蔣日後之擔當重任應有正面影響，尤其是在下層社會的處世經驗，對蔣之危機處理應有幫助，在戰爭期間蔣曾不止一次親冒矢石，都顯示出膽量過人之處。民國十二年他奉國父之命令訪問俄國，時間不長即洞悉俄國必成中國之大患，因而向孫中山提出警告。日後蔣之反俄、抗日、反共、堅持民主、自由經濟等國政大方向，事後觀之均頗有遠見。
在當代政治人物裡是格局較大而且比較全面的政治人物：蔣非聖賢，當然有過，但以當代人物而言，蔣的格局較大、較全面乃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北伐成功以後南京政府成立到抗戰爆發的十年期間，史稱「黃金十年」。一般學者述及蔣之功業不外北伐、抗日、反共等，但是許多人忽略了蔣在南京政府成立，民國十六年到民國二十六年之十年間南京政府的成就。如廢銀改元、統一幣制、廢除各地方政府之釐金及各種苛捐雜稅、統一稅制、增加政府收入、發展農業工業等使國家導入法制社會、建立中央政府高層架構[17]、推行地方自治、推行新生活運動以改善不良習俗及變化中國民族性。另一最重要而被忽略的成就是推行國語，中國是一個早熟的文化大國，由於文字、文化的凝聚力，中國成為一個人類歷史上罕有的一個古老而始終強大的國家，迭受外侮而始終不亡國。然而中國幅員遼闊，語言複雜，清末民初在一批學者[18]及國民政府鍥而不捨的努力下，直到播遷台灣依然堅持推行國語政策。今天全世界的華人多能用國語溝通，國民黨應居首功也，僅此一端，國民黨政府在中國文化上的貢獻即不朽矣！
從清末洋務運動到自強運動，到五四運動，中國知識分子為中國之富強獨立，引進各種主義學說，
茲節錄一些中外學者及與蔣接觸過的西方人對蔣的評價來作為參考：
「律已甚嚴」、「生活節儉」[19]
「鋼鐵般決心」、「不屈不撓的精神」[20]
「朝代建立者的一切特性和一切力量」[21]
「蔣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他是軍人，也是政治家，是儒者、又是動亂中國的見證人，是革命家又是中國傳統的守護者」[22]
「無疑地，日本於一九三七年夏間進侵華北之舉，是由於目擊在蔣氏日益進步的設計下，國民政府力量和團結性都大為增加而提前，在以後的八年中間，在整個民族顛沛流離，和那種不能令人置信的大破壞中，在不斷戰敗和向內地撤退中，蔣氏乃是民眾意志之令人興奮的代表者」[23]
「歷史對他自會寬仁些，他的各種偉大優點，使他成為一個忠誠愛國的、不與人同流合汙的和足智多謀的領袖，他百折不撓地決意保持其他國家的獨立，不受任何外國控制，一心要為他憲政的民主政治奠定基礎」[24]
對蔣向不友善的費正清在他《中國新史論中國》中說道：「現在回顧當時的蔣介石，大家都肯定他的紮實外交成就。在一九三○年代，他藉談判退讓拖延了日本的侵略，同時又誠邀德國政府來協助建設軍事與工業；一九三七年間，他爭取蘇聯軍援以抵抗日本；一九四○年代，他讓新疆脫離蘇聯勢力，同時取得美國依『租借法』的補給，而且，如柯偉林（William Kirdy）提醒我們的，他迫使莫斯科以對待一個『強國』的態度支持中國。蔣介石在歷史上的評價，還要隨著台灣的中華民國一同上昇。」
根據避免泛道德主義的標準，根據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原則，根據改朝換代後不用政治力量汙衊對手的中國歷史學傳統。再參考大量的國府檔案，我們可以確認蔣在近代史上功大於過，蔣的失敗不只是蔣個人的失敗，蔣的失敗可視為中國近代史上現代化的重大挫折，共產主義的暴興，是中國現代化的一股逆流，這股逆流犧牲了大批國共雙方的菁英份子，這股逆流餓死了數千萬善良百姓，這股逆流讓中國社會倒退了幾十年。最後共產黨放棄了共產主義，以致於虛耗了幾十年後一切從頭開始。【二‧二八事變的省思之五】
[1] 管仲的老板是公子糾，與公孫小白爭權，公子糾被殺，管仲沒有殉難反而襄助公孫小白—齊桓公雄霸天下。孔子弟子以此責難管仲時，孔子說：「管仲糾(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將披髮左矣!」。
[2] 袁偉時在香港明報月刊2001年7月號批孫中山「專制主義」、「踐踏法律」「挑動內戰攻佔別省土地」、「念念不忘用武力統一中國」等罪狀。
[3] 費正清著《中國新史論中國》,薛絢譯,正中書局出版。書中對對共黨主義,對毛皆重新評價,修正過去的看法。
[4] 《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時報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5]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蔣發動清黨,共黨史稱四、一二政變,指蔣違背孫中山遺命是一種「背叛革命」的行為。
[6]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後國府全面應戰,但是一直沒有對日宣戰,一直到四年後珍珠港事變後,國府才正式對日宣戰。
[7] 《蔣介石與希特勒》第478頁,東大圖書公司出版,馬振犢、戚如高著。
[8] 李士群領導之汪偽政府特工組織,殺害不少重慶地下工作者，李後為日本人毒死。
[9] 蔣日記中常有反省、自責之詞,早年日記常有譴責自已「好色」、「易怒」之文字。
[10] 馮玉祥、李宗仁、陳濟棠、陳銘樞都有一再背叛的記錄。而且以這些人蓋棺論定的表現，無論能力、格局、品德、愛國心都不足以共同從事建國大業。
[11] 費正清《中國新史論中國》說:「有些軍閥甚至帶著整支軍隊入黨。國民黨在南京得勢以後,因為納入腐化而隨波逐流的舊官僚,收容了愈來愈多的投機分子,把原來的革命理想主義沖淡了。」見第330頁。
[12] 《劉汝明回憶錄》-國府軍隊國家化到民國38年才完成。
[13] 費正清著《中國新史論中國》,余英時序：「費正清也承認,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漸導使中國現代化,而中共興起也不是『不可能被壓制的』了。」
[14] 中國當時是一個停頓在中世紀的半封建社會,蔣的歷史任務,是要以武力統一中國,以蔣北伐成功後之南京政府軍之戰鬥力,蔣是可能完全瓦解反動勢力的。
[15] 幾乎所有跟蔣接觸過的中外人士都不否認蔣品德上的優點。
[16] 蔣日記自一九一五年即未間斷,至一九七二年健康惡化為止長達五十三年之久,此等自律、有恆之功夫連許多學者都佩服不已。
[17] 此乃黃仁宇教授對蔣一再推崇的成就之一。
[18] 推行國語運動以前即開始,主導者乃老一輩國民黨或親國民黨學者,如吳稚暉、蔡培元、王小航、趙元任、傅斯年等人。
[19] 巴科夫著《中國強人蔣介石》。
[20] 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
[21] 克拉布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
[22] 費正清著《東亞:現代的轉變》。
[23] 《司徒雷登回憶錄》。
[24] 《司徒雷登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