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风起云涌的维权抗暴民主运动，由于准备不够充分，民主队伍没有达成思想和行动的共识，致使运动以数名领袖人物失去人身自由而进入低潮。然而，在这深冬和初春交替的季节，迟到的自由文化运动和具有极大反讽韵味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号角奏响了。她不仅能荡涤固化人们心灵数十年之久的极权主义妖魔文化，而且为2007年的公开退党民主运动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上的舆论准备。这是2006年维权抗暴民主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契机，给国人带来的勇气，给中国带来的希望！为了公开退党民主运动在2007年与反人类的共产极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的优势直至大获全胜，尽快实现图存救亡的先人的民主共和的夙愿，就很有必要对2006年的抗暴维权民主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整理总结。
从从事共产极权主义主流话语生产的新自由主义者的西山会议来看，从西方政治家开始参与中国民主事业的积极主动来看，肇始于2006年的维权抗暴民主运动是不应该让位于2007年的民主运动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本应实现中国民主宪政使命的2006年几乎化为乌有呢？答案只有一条，那便是民主队伍里的少数影响大局的人物的思想混乱，也就是他们思想中没有清洗掉的妖魔文化的一时泛滥的恶果。
人们都知道，为了防止维权民运消息扩散，中宣部管控的国内媒体是不敢参与舆论打压的。而在海外网络煤体上，中宣部和公安部的网特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那么恰恰是在担负维权民主运动宣传鼓动工作的海外网站上，民主队伍内部的思想混乱造成了民运队伍的自乱。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内乱，不仅瓦解了民主自身的力量，而且给极权主义打压提供了舆论支撑，甚而是心里有底的信心支持。无论你的心态如何，不管你充当了什么角色，这白纸黑字的历史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最积极的态度是我们应该汲取这一用血换来的教训。作为民主自由运动的志愿者，我们只能用一句自由主义倾向的古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愿看到，这比法律意义的犯罪恶劣千百倍的人为之过，在2007年的公开退党民主运动中重现！
2006年维权民主运动失败在民主战士或自由战士的非理性越位，也就是有人总想做民主革命的战略家和指挥者，动不动就要对民主行动派发出指手画脚的非难，致使民主运动形成中坚的行动派无所适从，甚而出现严重的分歧和内讧，给反人类的极权主义以打压民主革命派的借口。民主革命实为行为革命，在极权主义强而民主革命者弱的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民主自由的行为革命只能是互为依托的人自为战。在这各自发起的对抗和冲击中，一旦发现有突破可能和形成整体对抗的契机，民主革命派就要在发声和行动两方面予以配合响应。即使行动派存有什么战略或战术上的缺憾，那也不应公开提出遣责和批判，尤其在民主行动派带来全球华人整体抗争的大好形势下，这种指责更是千不该万不可的自毁长城。
中国民主革命在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之前，是不允许任何个人把自己的个人想法当作整个民主运动的策略强加于人。民主革命，即变极权独裁为宪政共和的制度变革，是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哲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阐释的问题，任何个人和专业团体都不具备这一作出民主策略的条件。这里除了学术考量，且有程序合法性的根本限定。
作为维权律师群体提出的个体维权和维权非政治化，怎么说也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严重违反本专业的核心理论。就是学者提出的维权运动与民主运动的区分，也是大有疑惑的悬念。维权与民主实为同一个概念，只不过个体维权本是要求落实现行的极权主义中的善法问题，是所有体制内的律师都应该做到的。这种维权何用民主的话语来诠释，何用民主革命的手段来解决呢?那么问题出来了，人们利用维权来实践民主革命运动的目的，你个体维权这种极为低级的社会生活，为什么非要强迫民主志士跟你保持一致呢？至于维权非政治化更是荒唐得破天荒，共产党也不否认它治下的国民是公民，你们怎么就否定中国人的政治主权者的身份，怎么就非要否定当代中国人的政治属性呢？
与所谓维权律师所不同，丁子霖教授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政治维权危险之说，说维权领袖不存在风险，老百姓参与就风险无限了。不用说丁教授的判断与事实正好相反，与胡党魁的杜绝哈维尔产生的指令配合默契，而且所谓的政治风险恰恰是这些无事生非者自己的创意。请问如果中国民主人士和教授学者，与西山会议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者一样，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就开启了，何来的八月十五日的高智晟的个人悲剧呢？
至于说中国的老百姓的风险参与，更是杞人忧天的多此一举。打土豪分田地的国家强盗主义雄厚的社会基础，镇反反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分之九十五，哪有道义和勇气来趟六四和维权的混水呢？危险，危险，简直就是天方夜谈和死人体检！在高智晟维权和被抓的整个过程中，广东的番淤和汕尾的被高智晟帮助的成千上万农民都哪去了呢？中国的问题是既反落后的传统又反现代的文明的反人类的极权主义统治，它的基础就是人没有进入现代的独立的人的境界。冒充善人的假仁假义，难道不是置中国人的在劫不复吗？
在这些极权主义想作而作不到的伪文化舆论帮助下，极权主义终于找到了抓捕维权领袖的借口，不仅抓捕了高智晟律师，还抓捕了敢于声援高律师的严正学、陈树庆和张建红等维权运动的外围领袖。在这一残酷的血色恐怖时刻，那些出卖民主运动以确保自己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话语文字垄断权的伪君子们，不失时机地抛出了草民暴动和不识时务的恶语中伤，给民主革命派的营救工作泄了元气，给极权主义打压提供了伪道德支持。届时，他们终于露出了反自由反民主的极权主义捍卫身份的改良派的庐山真面目。（自由传媒在维权运动的初期也犯了一个大忌，那便是第一时间通报民主运动参与百姓受到政治打压的情况。这不仅促使极权主义者加大打击决心和力度，而且加大了人们参与的恐惧感，使人望而怯步。民主革命的风险，恰恰就是来自于参与者数量的过小，从而形不成道德感召的威慑力。）
这一系列妖魔化的竞折腰，正是自由文化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倡导者们，从抗暴维权民主运动的沉痛教训中得出的思想解放先行的历史和现实的必然。2006年给了2007年以足够的历史学术和现实经验，只要我们不忘这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主祭奠，充分作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堵住极权主义改良派利用海外网络煤体发出扰乱民主革命运动的噪音，2007年公开退党的自由民主运动就一定会成功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