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本诗刊《星星》，与北京《诗刊》同年同月创刊，那是1957年1月1日，风暴来临的前夜，我还未及降生于世。《星星》生南国，春来发几枝？与《诗刊》各守半壁江山，交相辉映。《星星》创刊时由石天河、白航主持。《诗刊》创刊时由臧克家主持。《星星》诗祸，“两白（白航、白峡）两河（石天河、流沙河）”首当其冲，殃及全国诗坛群星。这是我孩提时在乡村公立学校（破庙）里听得耳熟能详的故事。家父和“右派”段后基——我的两位蒙师把《星星》旧事悄悄当作茶余饭后的老生常谈。我童年暗夜般的心中总有一片“星星”在天际闪烁。段后基笔名蓓蕾，《星星》创刊发表处女作时，尚在孝泉师范学校读书，后来留校，不久即遭流放。他是“星星系”中，我所认识的第一颗流星。
拔乱反正的新时期，我也就读师范专业。《星星》复刊。我任教罗江中学，开始零星地在《星星》诗刊发表诗作和评论。八十年代诗坛旗竿四起，“主义”林立，异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我有宗无派，像个独行侠，更像群星璀璨的银河边缘远远的一颗孤星，一点也不起眼。——“星星人”却多与我有缘。
白航先生是我“本家”，本名刘新民。他作为文艺兵随大军南下四川，曾经参加解放我家乡罗江的战斗。他最要好的战友谢明就牺牲在罗江西山坡。为此他多次撰文纪念。他任主编时亲自编发过我的诗论。神交多年，可惜我们至今未曾谋面。
另一位“本家”白峡，本名刘叶隆，山东巨野人，生于1919年，是《星星》诗刊年纪最长者。反右时他被发落到甘孜，后平反回成都。白峡与我交往多年，几乎无话不谈。他最爱吃梁平柚子，几乎是家中唯一的水果。他耄耋之年依然声若洪钟，可惜去年仙逝了。
流沙河，八十年代为我颁发过《青年世界》“美睐杯”诗歌奖，仅此一面，再无过从，彼此忘却了相貌。
石天河，生于1924年，现当代中国文化界独树一帜的文学理论家。是我前妻在江津师专就学时的老师。1988年8月30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专访《卫星湖畔石天河》介绍其近况，许多难友、学生和读者方知他还活着。他作为一位老地下党员、老诗人、老编辑家，扶植了包括流沙河在内的数代文学青年。他被整为“极右”、“现反”，是《星星》同仁中遭遇最惨的一位。而今年逾八十，依然隐居重庆永川卫星湖畔。其《广场诗学》和四卷本《石天河文集》乃当代文坛“文学——人学”的扛鼎之作。他是我的忘年良师诤友。
王志杰，也是我的忘年之交，“自贡三才子”之一。他读高中时因《星星》诗祸而落难劳改，后落实政策到省群艺馆，再调入《星星》，当时他负责西北片，偶尔编发我的诗。他最爱在家里请我吃凉拌“摘耳根”下酒。可惜我赴沿海期间他贫病而去，仅留下两本诗集《荒原的风》、《深秋的石榴花》，仍旧吹拂、绽放在我寂寞的心地。
鄢家发，老诗人木斧爱喊他“鄢胖子”。我在罗江教书时推广过他的诗集《寂地》。我沿海十年归蓉，每年作协新年茶话会都会点头一笑。
难忘文艺理论家游力夫人曾参明，散文家嘉嘉的母亲，当时在《星星》搞通联，勤恳而和善。八十年代她每给我寄《星星》样刊，信封上总写上“罗江县”。罗江县1959年与德阳合并而撤销，1997年才复县。可见罗江给她印象很很深。去年《星星》在罗江县搞了诗歌节。
那时还见过搞通联的小古，眉清目秀一言不发的小伙子，听说至今还在《星星》。
当年在《星星》见过匆匆两三面的叶延滨、魏志远、张加佰等，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有吉狄马加，在孙静轩告别仪式上匆谋一面。
唐大同，也好多年未见了。十八年前他偕静轩老师来我罗江中学斗室做客，我竟然激动得忘了沏茶。
沿海十年，我只买过两册书，其中一本就是《星星》诗刊，是在浙江温州苍南县“农民城”龙港街头购得的。
转眼多年，我回川不久的一天中午，梁平先生来电叫我和四川日报一位编辑一起去酒楼午餐，有西安的客人来，我方知当年曾在某次金秋笔会上有一面之缘的梁兄已由重庆《红岩》调来《星星》新任主编。同桌初识新任副主编李自国。他们在如许低谷中掀起一点微澜，实属难能。
这么多年，我与《星星》诗刊及其同仁们若即若离，在心底，却总是梦萦魂牵！《星星》的许多编辑并未为我发过稿，却成了非常诚挚的朋友。真正的友情，也许应当淡泊功利，也许并不是要经常见面，而是你还没有想起他（她）时他（她）已想到了你，尤其每逢佳节时。《星星》五十年诞辰，就是诗人们当弹冠相庆的节日。《星星》像一个人，50年生命旅程被耽误了青春年少的20年。蒙尘的20年沧桑岁月，整个中国诗坛在默唱！《星星》像凤凰鸟——太阳神鸟，是不死的精灵，可以涅槃再生。《星星》是一颗恒星，汇聚了多少行星和卫星。《星星》像一条银河，无论岁月飞逝，依然群星闪烁。
新时期《星星》几代诗人同堂。而今有的悄悄离去，去了遥远的天堂。群星依然挂满天穹。成都大街上，却已难买到《星星》诗刊。一个人可以没有诗，一个国度或地方却不能没有诗。诗歌是民族的精神高度。我们在人间，欲与《星星》相约，再相伴50年，一睹中华文化复兴那一刻的星汉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