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实跟人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两年前还在中国大地上狼奔豕突，于千难万险中帮助底层弱势群体维权的维权英雄，如高智晟、陈光诚等人，如今不是身陷囹圄，就是从牢狱中出来后又进了另一种“牢狱”。
但与这些维权律师有关的一切，所昭示的政治文化却意味深长。
中国从来就不乏为民请命的英雄，而中国的民众不管是由于素质，还是由于怯懦，总之也非常需要英雄出面为他们的利益呼号，带领他们反抗。而这些英雄故事却只有一种结局堪称完满：如果以英雄的就义做为结尾，这个故事就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后来者（包括同时代人）就会为英雄洒上一掬热泪，献上无数赞辞。在对死去英雄的盛赞中，赞美者也感到自身精神的升华。这种情况下，活着的人即使有人对死者有不满，即使知道英雄也曾有卑微的常人琐事，但出于对“民意”的害怕与担心，也不会再来对英雄说三道四。于是一个完美的英雄故事诞生――西方社会在公民社会诞生之前，也曾有过自己的英雄，比如圣女贞德、侠盗罗宾汉、佐罗等等。即使是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时，也还需要马丁·路德·金。
中共当局就很了解英雄故事对民众的巨大感召力。中共建政后，一直非常注重革命英雄主义传统教育，《革命烈士诗抄》既发行了无数单行本，其中部分诗选更是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让中小学生反复背诵。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都会背几首革命烈士诗抄，比如“为人开启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口却敞开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等等。红卫兵一代中的佼佼者之所以永不甘心过常人生活，从插队、返城再到洋插队（少部分甚至再返国），可着劲儿捣腾，实在与他们从小受到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有直接关系，因为这种革命英雄主义将常人生活视之为平庸。如果不研究党史，人们不会知道中共第二任总书记向忠发向敌人屈膝投降，更不会知道中共为了保存实力，曾让安子文等40多位中共高干在被捕后集体悔过，以及无数被捕者都曾写过自首书的真实英雄故事。
不过，革命英雄的创造者――中共自从建政开始，就下定决心要垄断英雄形像，除了为自己的政治需要制造英雄，如雷锋、欧阳海等之外，决不再让自己的反对者有机会成为英雄。而破坏英雄形像的最简便方法就是让反对者尊严扫地。于是我们再也看不到以往英雄们那种面对死刑的尊严高贵，如吉鸿昌就义前要求坐在椅子上死去，瞿秋白要求盘腿面对开枪者，还有中共革命英雄故事的老套子如就义前高呼革命口号之类。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个被五花大绑成粽子状，背插斩标，被“革命战士”按下头颅哆嗦成一团的畏琐不堪的“反革命分子”或其它名目的各种专政对象。而少数意志极为坚强者，如张志新、李九莲等人还要被割断喉管、缝住嘴角，用竹签穿过下颚――这样尊严扫地的人，哪里还有人们心目中的半分英雄气概？
而任何反对运动，要想成气候，必得先有自己的英雄，再有由英雄首倡（或者认可并同意用英雄之名义发布的）主张与策略，才能将一盘散沙之反对者凝聚成一团可以用之驱之的力量。中共当年就是通过革命神话制造自己的革命核心，自然深知如何从根子上消灭英雄――这就是中国当代尽管从来不缺少为民请命者，却只有死去的人才能成为英雄的缘由。因为活下来的人少有人能经得住那残酷的地狱历炼。即使有意志顽强者坐了多年牢狱，当局在释放他们之时，还少不得要用“某某在狱中表现良好，有立功行为”之类说辞为他们抹上一笔可疑之色。
一位曾在反右后沦入“同志”之手、有过数年牢狱之灾的老干部与自己的子女曾有一段这样的对话：“我这一辈子，进过北洋军阀的号子，坐过国民党的牢，蹲过日本人的监狱，也在共产党的牢里呆过。你们猜，谁的牢最难坐？”子女们有猜是国民党的，有猜是北洋军阀的，还有猜是日本人的。结果老头告诉他们：“你们都错了。自己人的牢最难坐。在其他人的牢房里，可以读报看书，最糟糕的情况下还可以用绝食斗争抗议，只有共产党的牢，犯人没有任何权利，想绝食都没门”。
写这么些话，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希望人们在了解英雄故事如何终结的情况下，多几分仁善与宽容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