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明年召开在即，政治体制改革悬疑高挂，若换汤不换药、小改不大改，坚冰依然难以突破。现代中国要走出困境，究竟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最适应于中国国情和今天的现实？
存怀殷殷爱国情和拳拳报国心的当代公共知识分子为探寻治国良方而上下求索。
一
1911年春天，18岁的懵懂少年毛泽东在湖南一所学校的墙上书写了一幅标语：孙中山任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任首相，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抗战结束前夜的1945年4月24日，当时的民主斗士、后来的大独裁者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了他的亲笔起草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强列要求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成立联合政府。
黄一琨先生在《1946，谁丢失了和平》宏文中，较为详尽地阐述了当时的国内形势与和战背景。实质上，一开始国民政府就是国民党的政权而已。尤其进入蒋氏的“训政”阶段，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的专制统治，即所谓“党国”，“蒋家王朝”政体。这正给其反对党——共产党留下了不可辩驳的口实和把柄。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出现了“保持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提法，这权宜之计或缓兵之策，使得工商界人士和国民党内部失意分子暂时消除了对共产党的恐怖心理，也较为有效持争取着中间力量——即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第三势力”。
随着马歇尔的到来，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短暂的僵局开始打破。杜鲁门及马歇尔设想，未来中国将建立一个两党政府体制，即以共产党为少数派成为政府中具有合法地位的反对派共同执政。在美国人看来，这是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突破口。而在与国民党执政的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苏联，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斯大林早已有以长江为界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构思。
美国政府明确告诉蒋介石政权，杜鲁门总统愿为中国的战后复兴给予一切援助，但这要取决于民主化的美国的舆论。而美国舆论如何才能一致赞同援华，则又取决于国民党如何对“一党训政”的专制制度进行改革。一直迷恋于一党专政一人独裁以保障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利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对美国人的态度尴尬万分。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另一边。
1945年日本投降，使国民政府大感意外。日本人惧怕的是美国人在长崎、广岛爆炸那两颗原子弹，而不是中国人以常规武器浴血奋战殊死抵抗。此前1944年的“一号作战”中国国军遭到惨重的失败。中国军队死伤将近50万人，中国领土被凶残的日本侵略军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蒋介石在这场溃败中隐约察觉到国民政府在政治上的虚弱。突然到来意外的胜利，并未使1946年的国民政府能够恢复对全国的控制力。国共两党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接收失地争抢地盘竞赛。在陕北和太行山“屯兵”的毛泽东责骂“蒋该死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共产党另一位领导人刘少奇直言不讳国共双方争夺胜利果实是“先到为君，后到为臣”。
在对日战争期间悄然不断壮大羽翼已渐丰满的共产党军队有效地控制了华北地区。此时在远东的南亚战场殊死抗战的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还远在云南和缅甸。更为糟糕的是，苏联红军根据雅尔塔条约出兵占领了工业发达的中国东北全境，把日本军队留下的大量武器装备和基地移交给了向这一地区“大踏步前进”的共产党军队，使后来的东北成为内战的第一个决战战场。
此时，共产党首府延安先后接待了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总统特使赫尔利以及美军观察团。延安与华盛顿进入蜜月期。1944年7月4日美国国庆节，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执笔的社论，称赞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家。社论遣责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制度，而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先生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
在新一任总统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启程前往中国之前，杜鲁门总统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中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在中国走向民主过程中建立的一党训政之暂时施策，必须加以修改。在关系中国未来前途的十字路口，毛泽东和杜鲁门临时找到一个共同取向。
二
1946年1月11日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国际国内公众关注的焦点。这是中国谋求政治多元化、和平民主建国的关键时刻。全国38名代表参会，其中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王若飞、秦邦宪和邓颖超）、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2人、民社党2人、救国会2人、职教社1人、乡建派1人、其他民主党派代表9人。既是抗战的民族英雄又是专制的大独裁者的蒋介石私下对驻美大使顾维钧称：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其他党派都不算数。
由各民主党派共谋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有两位主要代表人物，一是为党派团结民主建国而寻访延安，与毛泽东有过关乎“一党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精采对话的民主斗士黄炎培，另一是被国人称之为“激越的补天者”，被马歇尔誉为“中国的甘地”的乡建派领袖梁漱溟。在专制的语境下，黄、梁二位八方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为谋求政治民主和平建国的主张一直是一枕“黄粱美梦”而已。这是民主政治的先躯抱恨终生的最大遗憾。
在这次政协会上，梁漱溟明确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重要主张。
除了国民党人外，与会的其他代表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国民党政权的《五五宪法》是一部“人民无权、总统万能”的草案。就连已疏远民盟而投向国民党的青年党也提出：中国如果采取总统制，容易走到民主的反面；中国应实行内阁制，国会采用上下两院制。
其实“国父”孙中山就一直厌恶英美议会政治，希望以直接民主手段来干预国民政治生活，直接运用粗放式的“国民大会”来改造代议制。国民大会由两千人组成，其结果是：如果作为集会议事机关，人数太多无法作为有力量的民意机构代表公众监督政府；如果作为直接民权代表，人数又太少，并且间接行使直接民意权，直接民意权即失去本意。
《五五宪法》规定，各省可以制定省宪。这种区域自治法条，令以武装割据建立地方政权、并暗立将以军事力量一统天下誓愿的共产党大为窃喜，意味着可以省宪形式保障共产党军事占领区的合法政治地位。蒋骂“共匪”，共产党“解放区”却依宪法而存在，所以毛骂“蒋匪”。其实谁都是匪又谁都不是匪。蒋、毛及国共两党当时潜意识下都是迷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独裁者和奉行“一党专制”的利益集团。两位生死对垒互称对方为匪的乱世枭雄和封建末代帝王，在1946年初政治会议召开之前数月的1948年8月28日~10月10日，长达43天的重庆谈判中，签订《双十协定（国共两党会谈纪要）》。暗藏杀机的双方为拖延时间备战，堂而皇之地向世人宣布“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其实双方都因为一党的权利之争而不能在如何即由谁接收从日军手中收复实地这一关键的现实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更何况将来“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于一党政治利益的驱使，双方都搞假和谈真内战。休战，必然是大的内战到来前夜稍纵即逝的和平假象。
早在抗战初期，“百团大战”引发的共产党内部高层争议，正是党派利益、小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博弈。朱德将军、彭德怀将军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发起对中原日寇的“百团大战”，战果辉煌，大大鼓舞了当时全国民众处于低谷的抗日士气。而中共中央却认为不该搞这次战役，“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付出了代价，还暴露了实力。孰是孰非，国人一看就明白。抗日军队，无论国军共军，对日本侵略者战端一开，都首先应是国家、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军队，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盟军的一支。为国家与民族而战，岂能只顾党派私利？
在这次政协会上，现政府即国民党“一党训政”的专制政府改组，是停战之外的另一重大的议题。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假民主议案：“国民政府委员会是政治的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委员应在其中占绝对多数，并且政府委员的任命应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这种继续推行“一党训政”的党棍主张甫一出口，立刻遭到与会非国民党的各党派代表强烈反对。共产党提出：“改组后的政府，应当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反驳道：“国民党一党治国是效法苏联。”共产党代表陆定一回击说：“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布尔什维克包办的……在中国一党专政是行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
激烈论争之时，马歇尔已曾向蒋介石提交一份《临时政府组织法》，核心内容是：由国务委员会组成临时政府；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非经国务委员会之同意，国民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行政区纯地方事务之法令。该临时法案等于取消了国民政府的存在。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耿耿于怀：这个美国人在推行民主的道路上，比共产党人还更过火，完全不了解中国现实。
梁漱溟作为大梦先觉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深谙东西方哲学和中华文化要义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最后一位圣贤宿儒或称现当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毕生都在为民主而泣血努力。梁漱溟作为针锋相对的国共两党之外第三种势力——和平民主力量的首席代表人物，在政协会上拒不参加宪草小组而参加了军事小组。他一贯认为：国共两党之所以真正说得上话，就在于国共两党分别拥有自己的军队；同样，内战之所以难泯，亦因国共两党拥兵自重，互不相让。他十分敏锐的洞察到，解决时局危机的关键不在于凭空立宪而在解决军队归宿问题。即使建立了民主宪法，军队受制于党派势力，谁来为国家护法；同样，军队为党派利益之争所有，内忧外患之际，谁来全力为国民戍边守土保家卫疆。政协军事小组成员6人是：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共产党代表周恩来、陆定一，民盟代表梁漱溟、张东荪，青年党代表曾琦、陈启天。国民党代表为遏制和瓦解共产党军事力量而强调“军令政令统一”；青年党提出《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的方案；民盟及乡建派梁漱溟的提案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青年党的“军队国家化”动议，是在不否认的国民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前提下谈的军队归宿。而梁漱溟则主张和要求：全国所有军队应立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归宿于多党共同执政的国家即真正意义的代表各党派及全国各阶层公众民意的联合政府，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同时管理军队的国家及政府，亦应是多元化政治形态下的“无党派化”的。
梁方案在头一天周恩来缺席时竟获通过。次日莅会的周恩来称：“昨天通过的统统不算，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国民党所谓‘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如意算盘，实则是‘你先交给我军队，我才再给你民主’，趁机吃掉人民的军队。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决不能将人民的武装‘化’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中。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没有人民的民主。”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勉强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规定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但过于笼统，难以操作。
比之蒋介石，其手下党徒们更加凶残而缺乏理性，不仅当即在战时首都重庆较场口摧毁了各界人士庆祝政协召开的大会，打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学家郭沫若和民主人士、著名学者马寅初，而且在政协会议结束半年不到的7月11日、15日，先后杀害了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平民教育运动副主席李公朴和民盟中央执委兼云南省支部常委、宣传部主任、西南联大教授、著名诗人闻一多。大义凛然的梁漱溟，在李、闻惨案记者招待会上沉痛激昂的宣告：“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暗杀行动使两党关系更加剑拔弩张。
马歇尔严厉指摘：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他的调解工作，并把70%的政府财政预算用于军费是置经济建设和国计民生于不顾。
蒋介石指出：野心勃勃的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打算真正同国民党合作，唯一目的就是借重苏联，搞垮国民政府。所以唯一的策略是消灭共产党军队。
勃然大怒的马歇尔决定劝告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实行全面武器禁运。但为时已晚，国民党军队已得到美国提供的足以武装39个陆军师和8又1/3个空军大队的军事装备。蒋介石干脆不理马歇尔，躲进美庐观瀑看花。以致马歇尔为解决争端而九上庐山。
国共两党军事行动很快展开并且不断升级。正若著名作家沈从文所言：这是民族自杀的悲剧。东北民族联军与国军战火点燃。8月19日，政府军轰炸延安。10月10日双十节，国民党军队占领共产党掌握的第二大城市张家口。丹心补天的梁漱溟痛楚悲号：民主死矣！
有研究者言：在中国，一旦一个军事派别取得了政治权力，政治上的反对党若不求助于武器、战争与暴力，别无他途。这是一个残酷的论断。在上个世纪百年间却是残酷的事实和不可否认的现状。
三
漫长的60年过去了。日历已翻开新千年新世纪的今天。冷战和“两霸”时期已然结束。崇拜暴力革命和奉行独裁专制的国共两党双方的第一代高层人物已经相继作古。国际政治进入多极化，世界经济走向全球一体化。人们将在战争硝烟渐远渐逝、和平民主建设方兴未艾的新时期复苏理性，追寻与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萌生着世界村意识和人道主义的普世情怀。
和平与民主并不是等来的，而是争来的。只有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和公正的裁判。民主需要付出甚至血的代价。17年前那场反腐败、争民主惊心动魄的六四事件，事态的恶化，就因为执政党内的顽固派非法动用了本该属于保家卫国保民戍边的武装力量。在战争年代，军队党派化也许真正不可避免，连厚道的朱德将军在延安接受梁漱溟再度访问时也说：梁先生的理想可能要三十年后才能实现。然而在和平建设时期，“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却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否则，人民的权力和利益就会落入掌握权力的小集团手中，人民和国家就要失去本属于自己而且理当捍卫自己的军队，而使军队沦为专制者的暴力工具，民主就将再度胎死腹中或葬身血泊。
任何党派和军队在武装夺取政权之后，都应有一个信守承诺、还权于民的过程，通过选举，从而使执政合法化。在民主空气稀薄、法治土壤贫瘠的中国，痛反封建、力倡民主，是长期复杂而艰巨伟大的战略要务。还权于民，就得通过普选和公决来推举人民意志的执行者组成表达人民意愿、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只有由民主意识觉醒的老百姓选举出来的执政者，才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也许，战争与动乱年代，民主与宪政只能是一句空谈；但和平建设时期，在执政党高层新一代的继任者身上，民本政治和民生意识必将萌芽。势单力薄的反对党不能一味误读和指摘新生代政要人物的“以民为本”、“倡导宪政”是幌子，公众应当有责任和权利教导、影响、鼓励和推动执政者将其难能可贵的民权思想发扬光大。
有什么样的民众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当年青的共产党党内海归派人士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时，陕北那个命贱的羊倌却把一首乡土情歌篡改歌词唱成“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当内战结束，新的执政党君王思想本来就极重的党魁想功成身退时，有好事者却为将来一已之利而进一步制造个人迷信，生怕党魁一退天将陷塌，致使昏君索性稳坐皇位，酿成一个又一个阴谋阳谋，制造了一个接一个动乱灾难，弄得民不聊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之边缘。中共领导人刘少奇的公子刘源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人有问到他对令尊冤死的看法，他言：先父作为执政党的二号人物，堂堂国家主席，竟连自己的基本人权都不能保证，何况人微言轻的普通百姓就更难逃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之厄运。国家主席人权惨遭践踏，他自身也应承担很大责任，因为他没有从一开始就与他的同事们将专制主义泯灭于萌动状态，有效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致最后难以自保。诚哉斯言。
在清代所谓“乾隆盛世”的六十余年间，世界上发生了三个重大事件：一是英国工业革命，二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三是美国独立战争。西方世界已砸碎封建锁链，开始走出专制阴影，探求民主与科学的道路。美国颁布了《独立宪章》和《人权法案》。而大清帝国却在“盛世” 昏君乾隆皇帝的独裁误导下倒退入更加闭关锁国的深渊，埋下了后世被各国列强铁蹄蹂躏、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重大隐患和亡国危机。
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却是许多天真迂执的文人们主张和推行“全盘西化”的运动，对中国的实际研究不够不深不透。有人说现代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其内理，即“一毛一蒋半中山”。蒋、毛都卑鄙地利用了国人公开的奴性和隐藏的匪性，实则是恶意放大了国民的封建主义劣根性和人性弱点。倡言“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的孙中山虽与道德沦丧的蒋、毛全然有别，不想照搬西方政体模式，却将封建家族专权与个人专制改造成了一党垄断的利益集团专制体制，致使蒋介石轻而易举就背叛了他的三民主义，致使自称孙中山的小学生的毛泽东本人学会了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时至今日，国民党在台岛已然经历过了由执政党成为在野党的严峻考验又试图东山再起；大陆共产党一改过去对台湾的炮轰恐吓，而利用“一个中国”的歧义热邀台岛国民党高层赴大陆握手言欢，共谋良策遏制台独，因为两党新一代领导人已幸而未曾有过“战争贩子”的经历，而始渐存怀与时俱进的和平民主追求。我们必须重视这一时代变化。
在中国，那一个党派不标榜它代表民众利益？实则都跳不出首先代表自己小集团利益的局限；我们切不能相信任何人、任何在野党或临时政治联盟上台前的事前许诺。君不见，多少激进的反贪者，甫一上任就堕落为贪官污吏；多少口口声言民主者，刚一上台就原形毕露大施专制与独裁。民主政治不是靠道德判断或践行誓愿来约束与获得的，只有靠新理念、新体制、新机制和宪法来保障和实现。
当民主成为绝大多数公众的自觉要求时（绝不排除通过民主志士长期努力的结果），当从动乱与战争过渡到相对稳定的和平建设时期，中国须要凭藉某种契机，完整的推出一套有别于英美议会政治，亦有别于韩国、新加坡等一党执政下的尽可能空前的民主政治，独具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主张与政改方案——那就是：倡建联合政府，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军队国家化。从而调整与整合各政党派别之间的矛盾和利益，保障公众权益不受一党之侵淫。
建立联合政府，既非一党独断，亦非多党互竞或两党轮流坐庄，而是多党合作，可以不放弃原来或现任执政党的人才阵容和改革力量，共同执政。多党之间关系，不是大党执政小党参政的关系，而是政治地位相互平等，共同拥有执政党合法地位，联合表达以国家和民众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政治意愿，共同行使政治权利的关系。政治多元化是表现形态，政治民主化、执政合法化、决策科学化是根本所在。只有多党共同执政，才能力避中国自封建时代以来形成的个人独揽大权和小集团利益垄断的恶风邪气，力避轮流坐庄的明争暗斗。
我们用不着反对任何一个政党，也无须动摇或改变其执政地位，因为任何党派都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政治主张和践行施政理想的权利。为何不可以各个执政、参政党派以及将来新生的政治力量都来为建设与改革而平等合作共商国是？
虽然这在原来很难。毛泽东1945年所鼓吹的《论联合政府》强列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倡建联合政府；在以战争手段夺取政权开国立足未稳时，也假心假意搞了个“联合政府”架势以欺骗其他民主党派和广大公众。一旦江山坐稳，他即翻脸不认。盖因个人权欲膨胀和党派一己之利作祟。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逆之者亡，顺之者昌。而今无论国共两党，几乎不可能再出现仅受过中等教育（师范中专毕业）、从流寇变成帝王的毛先生和十里洋场起家、从流氓变成绅士的蒋先生那样，动不动就以“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大不了老子又上山去打游击”的土匪习气，或以“娘希匹”的痞子口吻，凌架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的怪现象。虽然，中国封建遗毒积淀太深太重，时至今日时时还会感觉到“一个封建主义的幽灵依然在中华大地上徘徊游荡”。历史的车轮总会曲折起伏地滚滚向前。
中共为数不多的公正廉洁、锐意改革的开明政治家胡耀邦先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即有了宪政民主的设想：包括执政党在内的任何党派、团体和组织，都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可惜时运不济而前功尽失。他的继承者在2002年岁末中共十六大刚刚就任之际又重申了这一闪光的观点和主张。这为政治多元化初奠了思想基础。
正若中共元老、在大陆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直同保守派、顽固派作过坚持不懈的斗争的改革派陆定一先生，在六十年前的政协会议所言，中国一党专政最终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实行多党政治。
新时代的政治多元化，应有更新更高的价值取向与民主诉求。
由现任执政党、在台国民党、大陆八大民主党派以及海内外各种新生民主党派力量（尤须包括流亡海外的民运精英社团在内），共同组成尽可能代表多边意志和全国及海外华人社会各阶层意志的联系政府。制订《联合宪章（共同纲领）》。每一个执政参政党派都能有代表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并可兼任国家军事委员会的职务。不一定要实行总统制，照样可以在国民代表大会（人大）、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或参众两院下面组成总理内阁，内阁中各执政参政党派均应有代表参与理政。这些执政者应是“苟利国民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公仆型人才。与其说“立党为公”、“亲民爱民”，毋宁称“立国为公”、“还政于民”；与其 “知荣洗耻”、“以民为本”、“民为父母”，堂堂正正地高薪养廉为民服务。公仆不是说教与标榜出来的，而是体制与信念催生的。
只有真正意义的政治多元化的联合政府，才能实行对现任执政党中越来越严重的贪腐现象和越来越多的贪官污吏的有效监督和依法惩治，才能实现军队国家化以求长期和平稳定与安宁，才能有效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四大自由，才能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决策民主化，才能在中国改革的深水区和十字路口真正找到出路突破瓶颈走出困境，才能唯才是举人尽其才，才能实行施政公开化、透明化和开放新闻监督、解除传媒党禁，才能在专制的精神废墟上重建和复兴中华主流文化价值体系，才能重新唤起中华民族的自信力和民族凝聚力，才能使各党派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
如果说“一国两制”较为成功地促成了港、澳回归，那末多党共同执政的联合政府，可能才能更加妥善地更行之有效地解决台湾与大陆海峡两岸统一问题。
一言以蔽之，封建遗害灾难深重的中国，只有多党共同执政，建立联合政府，一以贯之地推进政治改革，实行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才符合中国国情与民意，才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和宪政民主治国兴邦的全新道路。
2006．8．4~5
参考文献：
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袁阳《浪漫的补天者——梁漱溟心路历程寻迹》，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黄一琨《1946：谁丢失了和平》，经济观察报2006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