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袁世凯攫取革命成果
伴随各省的纷纷独立，国内局势迅速分化为三大力量的角逐：第一种力量是革命阵营，包括革命党人、立宪派绅士以及见风使舵而改换门庭的所有独立政权。它们虽然动机不一，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不再承认清朝政权的合法存在。然而，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目标不一致，很难聚合为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第二种力量即是行将就木的清政府。这个统治中原二百六十余年的政权此时已经油尽灯枯，其“硬件”和“软件”都不足以继续维持下去，唯一尚存一线生机的指靠是北洋六镇的兵力。而北洋六镇的幕后实权人物正是两年前被清廷逼迫下野的袁世凯。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就是这场角逐的第三种力量。尽管袁是大清的旧臣，但是面对重新组合的政治格局和人心丧尽的清王朝，作为手握强兵的一代枭雄的袁不可能将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到大势已去的旧政权身上；作为唯一能够对付革命力量的袁世凯，他的取舍直接关系到政局的走向。
首先从革命阵营谈起。
随着着全国局势的飞速变化，已经宣告独立的省份迫切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中央政府。
1911年11月11日程德全、汤寿潜致电陈其美，提议由各省谘议局、都督府各派代表赴沪组织临时议事机关，13日，陈将此事转电各省。15日，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在沪举行会议，公认武昌为中央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职务，举伍廷芳、温宗尧为民国外交代表。29日，各省代表于汉口英租界开会，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临时议长，重申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央政府。12月4日，武昌各省代表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驻沪各省代表议决，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5日，各省代表会议决“议和纲要”四条，上海千余人在张园开北伐联合成立大会，举程德全为会长。由于黎元洪对黄兴为大元帅表示抗议，加之黎派反对将黄置于黎之上，而黄也力辞，12月17日，各省代表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不过，所谓大元帅和副元帅只是个名义。各省的代表实际是在等待唐绍仪和伍廷芳在上海会议的结果，把大总统职位空出来留给袁世凯。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抵沪，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27日，孙在沪与同盟会负责人黄兴、宋教仁等讨论临时政府方案。12月29日，奉、直、豫、鲁、晋、陕、苏、皖、赣、浙、闽、粤、桂、湘、鄂、川、滇17省代表选举总统，每省一票。孙中山得16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于南京宣誓就临时大总统职，各省代表授大总统印，易正朔，用阳历纪元，称当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定五色旗为国旗，宣告中华民国成立。3日，各省代表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同意孙中山所提出的国务员九人：
陆军总长 黄 兴 海军总长 黄钟英
外交总长 王宠惠 司法总长 伍廷芳
教育总长 蔡元培 内务总长 程德全
交通总长 汤寿潜 实业总长 张 謇
财政总长 陈锦涛
于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15日，孙任宋教仁为司法局长。28日，临时参议院也在南京宣告成立，林森、王正廷分别任正副议长。2月20日，参议院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革命形势发展飞速，清政府的反应也很及时。1911年10月12日，清廷下令抽出北洋六镇中的两镇，即第四镇和第五镇为主，编为两个军，由陆军大臣荫昌统率（荫昌自兼任第一军统领），由冯国璋任第二军统领，经河南南下，“赴鄂剿办”。不过，只隔两天，即14日，又下一道上谕：“湖广总督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以“足疾”未愈为由拒绝出任湖广总督。袁要让清廷更多地接受革命烈火的煎熬，以至不得不向他交出更多的权力。京畿附近的北洋六镇是清廷最可以指靠的兵力，但是在这六镇的官兵中，袁世凯的潜势力很大，袁不出山，就意味着清廷将无以为靠。
面对越烧越旺的革命烈火，面对袁世凯的迟迟不就任和步步紧逼的势头，清廷深感回天乏术，便开始作第二手准备。在积极调兵遣将的同时，采取了退而求其次的策略。10月30日，六岁的宣统皇帝下罪己诏，责备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府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佥壬，则动拂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滋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政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同日又宣布：“所有戊戌以来，因政获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构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皆赦其既往。”三天后，即11月3日，清廷又发布了《宪法信条十九条》。按照这个“十九条”，国号称为“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规定成立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长官。”还规定，国会成立之前，其职权由资政院代行。这些死到临头的举措，无非是为了缓和与分化革命阵营的压力，是以退为进的手段。不过，这些举措对一个人最有好处，即是袁世凯。
袁世凯对清廷采用的是“拥兵自重，拥敌自重”的策略；对革命阵营采取“先硬后软，先战后和”的手段。面对纷乱的局势，他洞若观火，深知天赐良机的时刻到了。10月14日，他对上谕“湖广总督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以“足疾”未愈推辞。而暗中却对即将出征、前来请示的部下冯国璋面授机宜，要他走一走，停一停，看一看。他要待价而沽。他要让清廷知道，当今之势，唯他可以力挽狂澜，救大清于水火。他要迫使朝廷授予他更大的权力。果不其然，10月20日清廷派出袁老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到彰德敦促袁出山，袁随即提出早已成竹于心的六个条件：（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汉起事的人员；（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全权；（六）保证饷糈的充分供给。这六个条件基本内容是要清政府向他交出军事和政治上的全部权力。清廷不得不逐步接受袁的条件下。遂将时任江北提督的段祺瑞调到湖北，将冯国璋改任第一军统领，段为第二军统领。10月27日，清廷下令召回荫昌而任袁为钦差大臣，由他统率水陆各军。袁并未立即奔赴前线，他指示冯国璋猛攻汉口，并于11月1日占领汉口，民军退到汉阳。袁世凯此举在向清政府证明只有依靠他才能收拾局面，同时，也是向革命阵营显示自己的力量。就在这一天，清廷宣布将以庆亲王为首的内阁免职，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命他“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迅即筹划改良政治一切事宜。”并说湖北前方的军队仍归袁节制。至此，袁世凯的六个条件实际上完全实行。10月31日，他从彰德到信阳督师，然后又到汉口，他并不急于回京，而且对总理大臣的任命表示“谦辞”。此时，他也不趁势急于进攻，而是隔岸陈兵，按兵相持。他要从革命阵营中找到自己的人，借以分化革命力量，既可避免兵力消耗，又能逼使革命阵营就范，同时还可借力打力，软硬兼施，逼迫清帝退位，以期达到兵不血刃而坐想其成的目的，从而由他来摆布革命，由他来经天纬地。手法实在高明。11月9日，资政院举行了选举袁为总理大臣的手续，袁不再推辞。他于11月13日由汉口抵北京，三天后组成了一个内阁，阁员中包括有他的死党王士珍、赵秉钧、唐绍仪及立宪首领张謇（任农商部大臣，时在江苏），梁启超（为法部次官，时在日本）等。这个内阁组成，标志着北洋军阀以及地主官僚买办和立宪派联合政府的初步形成。内阁一成立，袁即逼令摄政王载沣退归藩邸，不预政事。又削去载沣总统禁卫军的职务，命冯国璋为总统官，将禁卫军调离北京，另调他自己编练的拱卫军护守北京。
与此同时，他向朝廷奏请停止用兵，同时派人同黎元洪联系，建议“和平了结”，并要求革命方面承认君主立宪。黎不同意君主立宪，希望袁赞助共和，要袁相信这样做比继续支持清政府对他更有利。黎在信中说：“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另一信中还推崇袁是“我汉族中最有声望、最有能力的人。”而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也致书袁世凯，竭力颂扬其才，并且说，只要他参加起义，推翻清朝，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于是， 12月18日，南方代表伍廷芳，北方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开始首次议和会议。正是因为革命阵营内部、特别如黄兴这样的人都持悦袁态度，故孙中山也自知革命力量不是袁的对手，因此在其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即向袁去电，告以南方组织临时政府乃权宜之计，“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终可大白于将来。”1912年1月 20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正式提出清帝退位优待条件，22日，孙提出辞临时总统五项条件，并经各省代表通过。这五条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清帝退位和要袁承认共和。2月4日孙对《字林西报》记者言：俟袁宣布赞成成共和，即辞临时总统职，并建议临时参议院举袁继任。6日，南京临时政府将清帝退位条件修正案电达袁世凯。10日，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这一切不过是为促使袁世凯加快逼迫清帝退位的步伐。
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并授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清廷视袁世凯为唯一指靠的救星，袁借革命形势使清廷逐步将权力移交到自己手中。由此结束了清王朝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而且结束了二千多年来的皇权专制制度，这是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的巨大胜利。这个胜利固然是因为革命浪潮的冲击，但是，革命阵营并没有表现出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把它推翻，操纵整个局势的是袁世凯，是在革命方面作出重大妥协让步的条件下，迫使清朝自动宣布退位的。这一妥协主要是南京参议院根据袁世凯提出的方案决定的“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其内容主要为：清帝仍旧保留皇帝尊号，并仍住宫廷内，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而且每年供给四百万元费用；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民国对皇帝原有私产特别加以保护。此外，还规定王公世爵照旧保留，他们的私产一律得到保护。直到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才把这个小朝廷赶出紫禁城。这个小朝廷后来又继续存在于天津日本租界内。到1932年，日本将溥仪搬到长春，建立所谓满洲国。
在清帝下诏退位的次日， 即13日，袁通电声明赞成共和，14日，孙中山至参议院辞职，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孙对袁此时并未放心，他将辞职和解职分两步进行，同时采取了两项措施，借以限制袁世凯：一是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孙时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二是定都南京，要袁到革命势力强大的南方就任总统。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通过建都南京决议。16日，伍廷芳等电请辞议和全权代表，17日，孙电准。18日参议院专使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由上海前往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何许人也，岂能受人摆布，他指使曹锟第三镇兵变，作为不能南下就职的理由。3月2日，蔡元培等人电述袁不能南下原因。6日，南京参议院允袁在北京就职。10日，袁在北京宣誓就临时大总统职，颁布《大赦令》及《豁免钱粮令》。13日，袁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15日，袁令各省督抚改称都督。18日，袁通电各省组织省议会选举办法。3月29日，唐绍仪内阁组成。其内阁阁员如下：
外交总长 陆征祥 内务总长 赵秉钧
内政总长 熊希龄 陆军总长 段祺瑞
海军总长 刘冠雄 司法总长 王宠惠
教育总长 蔡元培 农林总长 宋教仁
工商总长 陈其美（王正廷代）
交通总长唐绍仪（兼），四月，由施肇基任。
唐在“南北议和”时经袁同意加入同盟会。王、蔡、宋、陈四人均为同盟会会员，故被称为“同盟会内阁”，但内阁最重要的各部则为袁的死党掌控，陆是一心一意拥袁的政客，熊属共和党，故内阁中心权力仍不出袁的掌握之外。
袁原欲任黄兴为参谋总长并统辖两江军队，黄不受，次日，袁任黄为南京留守，总辖南方军队。4月1日，孙至参议院解临时总统职，并公布《参议院法》18章105条，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日，南京临时政府参政院自即日起迁往北京。21日，中华民国国务院成立。5月10日参议院通过五色旗为国旗，十九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为海军旗，商旗适用国旗。14日，南京留守政府撤消，黄兴解职。
袁世凯成为统治者后，如果自此继续沿着革命党人开创的民主共和之路前进，或者次一等，走他当年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那么他无疑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彪炳千秋的伟大政治家。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这位名至实归的大总统却迅速地走向反动。
由于蒋介石政权和继后的毛泽东政权都称自己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他们对孙的褒扬有加，对袁否定无遗，因而对孙袁二人的评价难免有失公允。近年来，史学家们用客观的史实，还原孙袁的本来面目，这是史学的进步。然而，有部分人又产生了另一种结论：孙中山是二十世纪的乱臣贼子，袁世凯才是真正的民主人物。认为袁之所以搞总统终身制和复辟帝制，是因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以一己之私、一党之私，不论是非曲直，处处刁难袁，事事掣肘袁的结果。事实果真如此吗？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重大人事任命和法令颁布，必须由总统签名并有内阁总理副署才能有效，但是袁世凯上任之初，即6月15日，未经内阁副署便委任王芝祥为南京宣抚使，使得总理唐绍仪愤然辞职。原属同盟会的几个总长也旋即退出内阁。所谓“同盟会中心内阁”即宣告坍台。17日，袁令外交总长陆征祥替代国务院总理职。29日，陆上任。7月18日，陆向参议院提出内阁阁员名单，请示参议院批准。陆随即发表政见，却是一通开药单作生日的昏话，全院哗然。次日，阁员名单全遭否决。23日，袁又另提六个总长名单，交参议院讨论。25日，军阀姜桂题、马金叙、段芝贵等宴请议员，袁派特务陈绍唐在席间公然威胁说：“明日再不将六国务员通过，当宣布议员的死刑。”参议员们不得不忍气屈服，于26日通过新订名单。而陆征祥则因被议员弹劾，不得不称病逃避。袁遂于8月20日下令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可见，袁一上台就不按规则行事。
然而革命党人并未就此清醒，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政治家，仍对袁存有很大幻想。他们认为责任内阁之所以还未发生作用，是因为没有一个较强大的政党支持，如果能够组成一个强大的政党在国会中占据多数议席，再由政党出来组阁，就能发挥国会和内阁的作用。于是，1912年7月14日，同盟会阁员宋教仁、王宠惠、蔡元培、王正廷，共和党阁员熊希龄辞职。8月13日，宋教仁等发表建立国民党通告及组党宣言。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由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党、共和实进会联合组成，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由于孙中山全权主办全国铁路，宋成为代理理事长。
宋为了达到目的，竭力迁就政客利益，将同盟会章程中原有的革命内容删除，把大批军阀、官僚、豪绅、政客拉进党内，使国民党变成一个鱼龙混杂、五光十色的官僚政客集团。；因此，这个党已经不是革命的民众拥护的政党。1913年2月4日，参众议两院复选，在众议院596个议席中，国民党占269席；在参议院870个议席中，国民党占392席。国民党占据了参众两院议席的绝大多数。竞选获胜，宋大为兴奋。他宣称大总统“非袁莫属”，竭力表示支持袁。尽管国民党基本上不妨碍军阀和列强的利益，也甘愿意拥戴袁世凯，但袁决不甘心让国民党组阁来干涉其独裁统治。3月20日，袁派人暗杀宋教仁于上海，22日，宋因伤重亡，年仅31岁。
关于宋的被杀，有人认为正是因为宋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的实际主持人之后，处处与袁世凯作对，袁不得已而杀之。真是这样吗？民主社会联合党派组建大党，这是正常事件，不说宋是否与袁作对，仅从2月4日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到3月20日宋被刺，前后只有一个半月，宋能“作”多大的“对”？就算宋在袁眼里属异己，但宋的行为是合法的，而袁的行为不仅不合法，且这种手段在任何社会都是卑鄙无耻的。这哪里是民主人物的作派？
随即，袁于4月6日调驻彰德的嫡系部队入京，为选举正式大总统作准备。4月10日，在与德国瑞记洋行订立海军借款320万镑合同后，又于26日同英、法、德、日、俄银行团（原为六国银行团，美国因遭排挤而退出）签订一项二千五百万镑“善后借款”，年息五厘，，四十七年还清（1914至1960年），以盐务收入的全部作抵押，请洋员襄办盐务。通过“善后借款合同”，中国的盐政同海关一样，落入了列强操纵之下。如此巨额外债，袁竟然不经会同意。有了财政后盾，袁于6月9至30日，先后下令罢免国民党的三个都督：江西的李烈钧，广东的胡汉民，安徽的柏文蔚，并且出动军队南下。此时，国民党才被迫应战。在上海的孙黄号召南方各省力量起来反对袁世凯。这就是国民党人所说的“二次革命”。13日，江西议会举欧阳武为都督，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15日，黄兴迫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16日，南京开军事会议，举岑春煊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陈其美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17日至25日，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相继宣布独立。
7月21日，袁宣布讨伐令，褫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一切荣典、军职，撤消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25日，湖口失陷，李烈钧败退；29日，黄兴自南京出走，程德全宣布取消独立；8月4日，陈炯明、岑春煊弃职潜往香港，广东取消独立。7至13日，安徽、福建、湖南相继取消独立。8月下旬，陈其美因战不利溃散失败。9月1日，张勋攻陷南京，历时两个多月的“二次革命”很快宣告失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原来想用来束缚袁世凯的《临时约法》，现在却成了他用以镇压革命的合法依据。孙、黄等人都成为被通缉的“暴徒”，不得不离开他们开创的中华民国，同晚清时期一样再一次流亡海外。
剪除了异己，赶走了政敌，袁完全可以毫无阻拦地放开手脚施行“宪政”了吧。然而，袁世凯却越走越远。
10月4日，宪法会议通过大总统选举法。6日，袁派军警数千人包围国会，强迫议员选袁为总统。英、法、德、意、日、荷兰、比利时、瑞典、西班牙等十三国相继承认袁政府。7日，国会选黎元洪为副总统。10月10日，袁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就正式总统职，黎在湖北都督府就正式副总统职。11月4日，袁解散国民党，并将国民党议员之证书、徽章收缴。12日，袁取消各省议会国民党藉议员。1914年1月10日，袁宣布解散国会，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一律资遣回藉。2月3日，袁下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会。7日，袁通令各省祀孔，以春秋两季行祀孔礼。4月29日，约法会议通过《中华民国约法》（袁记民三约法）。5月1日，袁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废除国务院，设政事堂，袁任徐世昌为国务卿。26日，袁任黎元洪为参政院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6月29日，袁申令参政院代行立法职权。7月28日，袁公布“文官秩令”，分卿、大夫、士，以上、中、下列为九等。12月23日，袁到天坛祭天。24日，天津造币厂开铸袁世凯头像银元。28日，约法会议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得连选连任。1915年1月18日，日使日置益向袁提出“二十一条”；3月18，日军三百名侵入奉天省城，以承认“二十一条”作为撤兵条件；4月26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修正案；5月7日，日发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9日凌晨一时，外交总长陆征祥亲往日本使馆呈交复文，承认日本最后通牒要求。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5月9日为国耻日；25日，陆征祥与日使日置益在北京签订《中日二十一条换文》。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等在北京发起筹安组织宣言。23日，筹安会成立，推杨、孙为正副会长。10月28日，英、日、俄使至外交部向陆征祥劝告展缓变更国体。11月5日，英、俄、法、意、日五国发出共和劝告。12日，意国公使照会外交部，“请缓行帝制”。20日，袁操纵之各省区投票竣事，代表票数1993张，全部“赞成”君主立宪。12月11日，代行立法院推戴袁为皇帝。15日，袁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16日，袁申令清室优待条件不变。20日，袁申令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31日，袁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终于将自己推到了权力的顶峰，也从此彻底牢牢地将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攫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将前清政权取而代之，其原因有四：一是军事实力雄厚；二是地方实力派的拥戴；三是革命党人未能认清其面目；四是列强的支持。清朝末期，整个军队系统腐败不堪，唯一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就是以袁世凯小站练兵为基础的北洋六镇。尽管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但是革命阵营内部各派都各怀私意，很难拧成一股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因而无法同袁世凯抗衡，除了向袁妥协别无选择；而袁世凯虽然能够凭其实力打败革命阵营，但他会从此面临长期动荡不安的政局。故通过议和方式一箭双雕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也是其上佳首选。袁世凯当年同康梁等立宪人物交往颇深，庚子赔款后，是他向慈禧提出“变更政体”并被采纳，故能够赢得立宪派绅士的倾心；袁在任地方大员时精明干练，能力卓越，在各省督抚中很有影响，就连身为皇亲国戚的奕劻也非常看重他，袁的东山再起正是他说项的结果。革命党人除了实力不济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认清袁的真实面目。收拾残局非袁莫属几乎成了革命阵营的普遍共识，即使如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家，在同袁会谈后也认为中国需要袁这样既有新思想又有旧手腕的人统治。在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够被列强看好并得到一致支持，是其成功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列强对孙袁的态度进行比照，就可一目了然。
在武昌起义后，孙从美国到英国，他阻止四国银行团贷款给清政府，并且想同银行团商谈革命政府借款问题。英方表示，不再贷款给清政府，至于革命政府，那要等正式成立后才能开议借款问题。1912年1月11日，民国成立伊始，孙要求列强承认临时政府被拒绝；同日，梁士诒会见英国公使，探问袁组临时政府事，英使表示：“袁世凯拥有列强信任”。17日，孙再次请各国承认临时政府被拒绝；19日，第三次邀请承认被拒。袁任总统后，立即得到洋人的大力资助。2月21日，财政总长陈锦涛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150万镑借款合同；28日，袁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达成借款二百万两协定。袁任正式大总统后，世界主要列强随即宣布承认其政权，并与之签订了更多的贷款协定。因为列强为了保持在华利益不受损害，迫切需要中国社会结束纷乱局面，迅速恢复秩序的稳定，自然要选择自己认为最有实力和能力的中国人迅速实现和平局面。遍览中华众生，清廷这个旧资源显然不能再借用，唯有袁世凯的实力无人能与之抗衡。因此，英国领事早在1911年11月29日即向交战双方提出议和条件时，其内容就是：停战，清帝退位，举袁为大总统。所以，过去有人说袁世凯是列强在中国选择的利益代言人一点也不冤枉他。
（未完，待续）
成都读书会书友 焦 鸿
2007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