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男人和我的父亲同姓同辈。按照乡俗，我尊称她婶娘。
在我的记忆当中，婶娘好像一辈子都没能从故乡那片焦苦的土地上抬起过头。像许多乡亲一样，尽管婶娘一家人拼死亡命地劳动，虐待自己一般地省吃俭用，她家的日子却不好过，是村里出名的穷人。
婶娘的丈夫1970年修红旗水库时，同其他两个民工被山坡滚下的巨石压死了。多年来，婶娘和唯一的儿子发哥相依为命。发哥在西安当过兵。刚转业回乡那年，立过三等功的发哥那身没有帽徽、领章的绿军装还勾起了十里八村的姑娘们的仰慕。提亲的跟着进门了。也许是大都市的熏陶，还有陕北信天游助长了他浪漫的幻想。三年的军旅生涯已经使发哥瞧不起本乡本土那些吃包谷红苕长大的女子了。他要出门闯荡。
几年后，烧过砖，挖过煤，真药假药耗儿药都卖过的发哥又空手回乡了。他仍然穿着那身军装。只不过，军装由绿变黄变白，还有几个岁月印记般的补丁。这时，发哥已经30出头了。在农村，这般年纪的大小伙子很难找到对象。何况是一贫如洗的发哥呢？已经60多岁的婶娘对此毫无办法。
每次回乡，看到婶娘走一步路都要鼓很大劲的样子，我担心下次能否看到她。哪知，穷人命大。元旦节回故乡时，刚走到村口，我又看见婶娘了。那时，她弯着腰、低着头在一个粪堆上捡纸片。听说，头上梳落的头发，婶娘都要积攒起来卖。“婶娘，你还在忙？”也许是年老听力减弱，也许是专心捡纸片，我连喊几声，婶娘才抬起花白的头。一双乡下老女人迷茫而沧桑的眼睛，空洞地看着我。“你还在忙？”，我又问她。“没有死嘛，死了就不做喽……”。婶娘笑着说，我的喉咙却被什么东西哽住一样，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农村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婶娘在全村的妇女当中挣的工分最多。不知道为什么，婶娘还是要倒找生产队的钱。动嘴不动手，有事没事都在大队会议室抽烟、摆龙门阵，吐痰吐口水的支书、队长、记分员们的日子却过得滋润、红火。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多年束缚在农民脖子上的绳索稍微松动了一下。婶娘想为自己大干一场。哪知，岁月不饶人。一天，婶娘往地里挑粪，却摔在半路上。一身粪水的婶娘坐在田埂上放声痛哭。后来，婶娘挑不起担，也抡不动锄头了。积劳成疾。无钱医治。病痛不断缠绕着她。慢慢地，她的身子被生活和疾病折磨成一个沉痛的问号。种地的时候，她只能站在田埂上，一边捂着不时发疼的胸口，一边焦虑地对发哥指指点点。
在故乡，土地不值钱哪。很多回乡的知识青年，乃至一字不识的姑娘小伙纷纷背井离乡，到县城省城，甚至更远的地方打工去了。30多岁还光棍一个的发哥又想出门闯荡.那块不出金不出银的包产地他可以不管，一身病痛，生活难以自理的婶娘又咋办呢？
一天，一心想出门闯荡的发哥刚回到茅草土屋的家便又哭又喊。原来，婶娘上吊了。乡亲们七手八脚地把婶娘放在床上。不久，婶娘苏醒过来，淡淡地说：“哎，一辈子了。我发觉人没有活头。不如鸡不如狗，干脆死了算了……”婶娘的话引来一片抽泣声。乡亲们想到了自己的命运。
离开故乡的那天早晨，我向婶娘告别。婶娘又出门拣垃圾去了。30多岁还没成家的发哥神经质般地把在部队获得的奖状，一张张从墙上扯下来，又一张张撕得粉碎。面对发哥，想起婶娘，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