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革命后的政权演变
武昌起义十二天后，各省纷纷独立。
1911年10月22日，长沙新军起义，宣告湖南独立，推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同日，西安新军起义。
23日，陕西独立，举张凤翙为都督；同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拥标统马毓宝为都督；31日，南昌新军起义，成立新政府，举协统吴介璋为都督；
29日，太原新军起义，宣布山西独立，成立军政府，举协统阎锡山为都督；
11月3日，上海工人新军起义，4日，清海军“南琛”等舰反正，6日，上海成立军政府，陈其美为都督；
4日，贵州新军起义，举杨荩成为都督；同日，云南大理宣布独立，成立迤西自治总机关，举赵藩为总理；
5日，苏州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原巡抚程德全自称都督；杭州新军起义，举汤寿潜为都督；
6日，袁世凯派人刺杀山西巡抚、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革命党人的华北新军起义计划遭破坏；
7日，广西独立，举巡抚沈秉堃为都督，陆荣廷为副都督，11日，改陆为都督；
8日，安徽谘议局决定宣布独立，举原巡抚朱家宝为都督；
9日，广东独立，成立军政府，举胡汉民为都督；
13日，山东宣布“独立”，举巡抚孙宝琦为都督；27日，在袁世凯施压下，取消独立；
16日，吉林成立保安会，以巡抚陈昭常为会长；
17日，黑龙江成立保安会，以巡抚周树模为会长，奉天党人组织联合急进会，张榕为会长；
22日，重庆光复，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
27日，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举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12月8日，赵尔丰唆使兵变，蒲逃走，次日，尹昌衡率军入城平乱，任都督；
12月1日，外蒙古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在俄国政府策动下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驱逐清办事大臣三多；16日，在库伦行“登汗位”仪式；
12月6日，甘肃新军起义，囚总督长庚，以黄钺为都督；
7日，伊犁新军起义，举广福为都督，杨缵绪为司令总长。
至此，全国除内蒙、西藏外的二十二个省中只有直隶、河南没有改换清朝门庭，而东三省正在动乱中变幻，新疆也处于两个政权的对立交战状态。
这些独立的省份都不再承认清政府统治的合法存在。然而，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却是极为复杂。粗略主线基本为：革命党人打头阵，成为掀起各省独立的第一动力，但政权很快落入各省原谘议局的立宪派和绅士手中。由于这帮人没有实力作后盾，因而其政权只能是暂时的过渡，最后新政权基本为拥有军队的旧势力所控制。就具体而论，大致可分几个类型：
（一）鸠夺鹊巢型。如湖南、贵州，尤以湖南最为典型。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发动新军起义，宣告湖南独立，并成立新政府，但省谘议局议长谭延闓老谋深算，随即在都督府旁成立了以他为院长的参议院。这个参议院实际就是原来的谘议局，是由立宪派人士和乡绅组成的旧政权体制内的组织。政治经验还很稚嫩的革命党人，不但没有去摧毁和改造这个组织，反而承认之，并接受了该院的规章：“参议院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将新政权自动受限于这个旧机构，从而使自己成为笼中之鸟。他们只看到了立宪派愿意参加推翻清朝统治，同革命党有合作基础的一面，没有认识到立宪派所代表的旧势力比革命党更有根基、其社会基础和广泛社会联系以及政治经验都优于革命者，他们最多是民主共和的统战对象，决不能作新政权的领导者，一旦这些人掌权，就会成为旧势力的代言人。
果不其然，焦陈二人革命十天后就被谭勾结新军第五十标的一个营长梅馨，在11月1日发动兵变杀害。谭一方面厚葬二人，另一方面又诬焦为匪首而非革命党，甚至说，留学生的焦达峰早死了，现在的焦是光绪31年参加萍乡、醴陵暴动的会党头子姜守旦冒充的。
谭任都督后，随即取消了他用来限制前都督的参议院，并用武力镇压不服的会党力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
焦陈二人的结局典型地反应出革命党人当时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现象：一方面革命党人囿于自身的政治能力和经验，面临突如其来的胜利，无法掌握这样的大局面，不得不同旧势力合作。而旧势力的台前人物毕竟是政治经验丰富的老手。另一方面，这些革命党人对新政权的幼浅理性，认同三权分裂制衡是民主共和的特征，主动放弃对旧组织的改造，因为这一（谘议局）组织代表的是旧势力的利益，根本不是民主制度的产物。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革命党人没有自己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们依靠新军起义，胜利后也扩编了军队，但并没有真正掌握军队，与革命党人联系较深的准武装力量只有会党组织，而会党组织显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力量，更不可能完成民主共和的重任。
（二）趁势取代型。在革命形势下，立宪派直接掌握政权，但不久，代表旧势力的实力派利用局势，取代立宪派成为当权者。此以四川为典型。
1911年11月5日，成都新军第十七镇一排长夏之时（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仍和同盟会有联系）在成都龙泉驿鼓动几个排的士兵宣布革命，夏被推为总指挥。他率军经简阳、乐至、安岳、潼南，在革命党人里应外合下，光复重庆并成立军政府。同盟会会员、原任中学堂监学的张培爵为都督，夏为副都督。在此革命形势下，四川总督赵尔丰同立宪派绅士们谈判（赵于10月30日将扣押起来的立宪派绅士释放），在利于自己的条件下把政权转让给他们。11月27日，赵发文告：“特与将军、都统、提督军门、司、道以下各官、绅、商界诸人协商一致，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设法自治。”同日，成立了“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军政府由蒲任都督，副都督是赵的亲信、新军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实际上是立宪派绅士和封建势力的联合政府。
12月8日，蒲检阅巡防军，赵唆使士兵哗变，散到全城各处抢劫，全城出现无政府状态，蒲政权垮台，朱指挥不动新军，逃跑；赵想复辟，办不到；结果一个参加过同盟会、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六期毕业生、川军先辈、时任陆军小学校长的尹昌衡在旧势力的拥戴下成为了新都督，以原谘议局副议长罗纶为副都督。尹上任，一方面杀掉赵尔丰，另一方面发布文告“坚决镇压破坏分子”，以镇压与收编相结合，将同志军平息下去。继后，川、渝两地通过谈判，重庆军政府取消，张培爵到成都任副都督，夏之时出洋，代表封建地主买办的军人尹昌衡暂时控制了全省局面，但不久，尹又为另一军人胡景伊所排挤。
四川的情形最足以表明资产阶级立宪派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开始是因为同封建统治势力有利害冲突而想利用群众的力量，但他们又惧怕被他们唤起的群众运动。他们被封建统治势力利用来作为结束革命的工具。他们所主持的政权只能是短暂的、过渡性的，过渡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最反动、最合乎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需要的军阀政府。
（三）军人夺取型。革命后的政权直接落入军人手中。如陕西、山西。
陕西与长沙同日由新军第三十九协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在西安起义，一个参谋官张凤翙成为大统领（后改称都督）。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曾加入同盟会，但随即脱离，并未参与革命活动。他利用陕西势力很大的哥老会稳住阵足后，又伺机杀死几个不听话的哥老会头目，逐渐把哥老会力量改编成七个旅又一个独立团，成为控制陕西的实力派。
山西是由受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新军发动起义而宣告独立的。驻太原城内的新军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取观望态度，不让士兵参加起义。起义胜利后，军界人士和绅士们在谘议局召开会议，讨论成立新政府，由立宪派人士、省谘议局议长梁善济提议，阎锡山被推为都督。阎与张凤翙同为日本士官生，也曾挂名同盟会。十月下旬，清军入娘子关，夺回太原，阎率众逃往晋北，但山西仍有群众性的自发起义行动，有些同盟会会员仍坚持斗争，依靠这种革命形势，阎终于使袁世凯承认他为山西都督。
1912年4月，他重回太原。从此成为北洋时期直至蒋介石时期长期统治山西的土皇帝。
（四）摇身一变型。原来的当权者，即清朝的地方的军政长官，在当地地主绅士的拥戴下，摇身一变，变成了新政权的首脑。如江苏、广西两省。
江苏的巡抚程德全面对汹涌的革命形势，于11月5日在巡抚衙门前挂上一块“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招牌，巡抚变都督，革命算完成。随即程发出告示：“照得私藏军火，军法应于斩决；苏省独立告成，防范尤宜严密”，他“革命”了，当然不让别人革命了。
广西巡抚沈秉堃见革命风潮下会党力量开始武装活动，当即与谘议局绅士商议，于11月6日夜竖起几面黄旗，上书“大汉广西全省国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广西前途万岁”，次日，改巡抚衙门为军政府、改谘议局为议院、改沈巡抚为沈都督，算着独立。但三天后，沈被广西提督陆荣廷夺去都督位，广西落入地方实力派手中。
（未完，待续）
成都读书会书友 焦 鸿
2007年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