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先反腐倡廉：
2006年10月8日~1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六届六中全会，会议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议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解决贫富差距、失业及社会保障问题。
这些当然是重大的现实课题。为要构建和谐社会，中央领导人说必须“建立一个诚实的政府”，各级官员必须要“加强自律，抵制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诱惑”。报刊上的宣传也一再强调“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为目标。听到这些，人民当然是高兴和拥护的。但要实现这些目标也决非易事，非得政府和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实现的。
除此而外，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现实存在的状况，要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目标，笔者以为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反腐倡廉。
前已述及，贪污受贿犯罪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对此，民间和官方都是有共同认知的。从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从媒体的报导，从学者们的字里行间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议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广大的普通百姓中，无论走到哪里，他们所所议论的话题除了“看病难、看病贵，假货充斥市场屡禁不止，偷、盗、抢及黑社会性质犯罪猖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等等之外，大多议论的还是官员们的贪污腐败问题。
老百姓的议论无疑是一种民意的表达，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是可敬可爱的弱势群体。“位卑不敢忘忧国”，老百姓们议论这些话题，说明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关心国家和自己的前途，实在是一种良好的表现。老百姓多么希望政府能治理好国家，多么希望政府能带领他们建设好自己的家园，过上好的生活。能达到小康的生活那固然好，一时达不到，能过上像郑板桥所描述的中国传统社会平民向往的生活理想：“但使囊有余钱，缸有余粮，瓮有余酿”，他们就会心满意足了。
一个和谐的社会，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是有其共同要求的。谁不希望社会安定、生活小康呢？谁又希望社会动乱、生活过苦日子呢？但，任何一个社会在其发展的进程中，所谓“和谐”它总是相对的，而“不和谐”则是经常存在的。正是有了这些“不和谐”，人们才会提出“和谐”的要求。因为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廉洁和腐败，先进和落后，“真、善、忍”和“假、丑、恶”它总是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的，人们只能面对现实，对腐败和落后及丑恶的东西进行揭露、批判和斗争，这个社会才能在“和谐”与“不和谐”的斗争中不断前进。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反腐倡廉。就今天中国官场贪污腐败的现实而言，笔者以为一定要首先根治下列几方面的弊端：
1、官民比例失调导致的腐败：
一位中央组织部离休的资深官员说：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这话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有几十个县级干部（不含已离退休的），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
历代官民比例，根据一些历史学者们的统计资料：西汉时代为1：7945，唐代高宗时代为1：3927，元代成宗时代为1：2613，清代康熙时代为1：911，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1：600，目前全国平均为1：28。
从这些数字人们可以看出，越往古代社会官的数量越少，而越到近代社会官的数量越多，这些当然是时代变化发展所造成的。但就今天中国的官民比例为1：28，这就太离谱了。官员们的数量庞大，财政供养的人口就会越多。如此数量的行政干部，除去他们的薪金和相关补贴不计而外，有人估算，一年官东费用近4000亿元，加上2000多亿元的“官吃”费，官员们的庇股和嘴巴就消耗财政6000多亿元。
官员过多，不但导致官民错位，官员们不再是“公仆”，而是成了人民头上的官老爷，成了“以官治民”，而且容易滋生腐败。
就以笔者所在的单位（处级）来说，本是一个地质勘查单位。中央关于地勘队伍属地化管理的改革实行后，原有的离退人员按国家规定享受事业单位标准的离退休待遇不变，而在职人员则应逐步实现企业化的经营管理，以逐步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现在单位共有离退休人员300多人，下岗人员100多人，在职人员20人。20名在职人员中，有两名处级领导干部，5名科长级干部。每年财政给单位的事业费拨款为1100多万元，加上单位出租场地、房屋收入约50万元。这近1200万元的资金，除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和下岗人员的生活费每年支出约800万元外，尚有400万元可供20名在职人员花费，并配备有两部小车专供干部们用。现在没有任何的生产和科研任务，就是管理离退休人员和下岗人员，他们从不思实现企业化的经营改革，坐吃事业饭，每年领导还要出国“考察”，在职人员则在国内“考察”（实际上是公款旅游）。一个小小的单位如此，全国有多少类似这样只花钱不干事的单位，能不产生腐败吗？
2、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美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告诉人们：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从大量的腐败案例和媒体对腐败事件的暴光，人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有权就有金钱、美女”，“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几乎成了时下官场中颠扑不破的“真理”，成了一些官员们的信条，它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
多年来有无数的腐败分子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央也一再加强反腐败的力度，并在宣传教育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都经常见诸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媒体中。但，一些官员们仍是我行我素，“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照样是禁而不止，花样翻新，腐败官员是“前腐后断”，更为猖狂，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当然是由于缺乏舆论的监督和对权力没有制约机制所造成的恶果。有人也许会说，我们的媒体不是经常可见有对腐败官员被惩处的报导吗，怎么能说缺乏舆论的监督呢？要知道这些报导都是经过宣传部门批准后才暴光的。该报导什么，禁止报导什么，全是宣传主管部门决定的，这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一大弊端。
更重一点是对权力没有相应的制约机制。试想，从中央到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第一、二把手这样的领导干部，谁来监督他们呢？由于许多事情是秘密进行的，政务不透明、不公开，老百姓不知情，不可能监督；同级干部之间和身边工作人员，有的虽然知情，但他们之间有的是同流合污，不会监督，有的则是出于种种利益的考虑不敢监督；而有权力监督的上级部门，离得太远，一时难於监督，这就给一、二把手大搞腐败开了方便之门。
就以已经毙掉的大贪官成克杰为例，他的受贿腐败之事，一般老百姓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监督；他的同级官员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成克杰的事不可能一点不知道，如成克杰和李平搞上了，成克杰的老婆曾为此事闹到党委去，成身边的工作人员更是知情的，他们则不是视而不见，就是同流合污，再说，成克杰手伸得很长，为一些集团搞货款、出包工程，搞地皮，批紧缺物资的条子，从中双方都得到好处，这些难道都没有人知道吗，怎不见有谁来揭发呢？上级部门一时不知道，这是有可能的，但同级的监督实在是失去了应有的作用，才使成的受贿金额越来越大，最终走上断头台。
再以现在的县委书记为例，这是一个腐败高发的群体。县委书记是中国领导干部系列中一个特殊的群体，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什么区别。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确实是“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就为县委书记岗位提供了腐败的空间，无怪乎大量 的腐败分子来自于这些县委书记。
如媒体报导的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主政仅8个月，利用职权大肆卖官28次，非法收受贿赂88.8万元，案发后被扣押冻结财产则有781万元之多，美元89591元。其妻曾对人说“当县委书记与县长就是不一样”，可见这县委书记权力之大。这样的案例在全国是太普遍了。
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监督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更是打了一个更为形象的比喻；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他而言，如同是“牛栏里关猫，进出自由”；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在临刑前说：“我当上第一把手后，就几乎无所约束了，什么事都由我来拍板，其实这倒害了我。希望党组织在这方面总结出一条经验”。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些贪官们到了行将死亡之时，也许真的是良心发现了，说出的话倒是真实的。
3、包二奶、养情妇是官场腐败的典型表现：
时下之贪官可以说十个有九个是和包二奶、养情妇，有的甚至嫖娼有关的，这是中国官场腐败的一大特色。贪官们已经把包二奶、养情妇看作是身份的象征，是显示地位的表现。
人有七情六欲，男人好色，这本也属正常之事。任何一个社会，男女间的私情（包括婚外情）是个人之隐私，即使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也是社会道德问题，法律是不会治罪的。如果是一个普通百姓、私企老板，他们要嫖娼、养情妇（一般老百姓当然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他们用个人的钱，即使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而法律是不会追究的。但官员们包二奶、养情妇甚至嫖娼，这就不同了。因为他们是用纳税人的钱去乱搞，然后又大肆贪污、受贿，就是官场腐败了。另一方面，这些官员们大多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怎么去乱搞女人呢，这与共产党的宗旨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吗？既要嫖娼、养情妇；你就不要做共产党员，不要当干部，去当私人老板好了，用你自己的钱去乱搞，顶多是公安抓住了交点罚款，舆论遣责一下，法律是管不着你的，你又何必又想当党员、当干部，又要去乱搞女人；“既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呢，天下有这等好事么？
美国的老百姓和私人老板去乱搞女人，舆论可能不会去监督、暴光，但美国的官员如果去乱搞女人，像前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一经媒体暴光，这个总统就会很狼狈，甚至下台。这要在中国，官员们如果仅就男女关系之事十有八九是不会下台的，顶多是换一个地方当官而已。一点男女关系，过去说是：“小节无害”，现在说是“个人隐事”，总之是不致于下台的，这大概也是中国的特色吧。
大凡腐败的官员，都牵涉有男女关系的问题。过去的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李嘉廷、王怀忠等等一批贪官如此，现在揭露出的各级贪官也大多如此，而且还“一代胜过一代”。
首先是在数量方面，贪官们已不满足于二奶、三奶了，如南京市车管所所长查金贵包养了13名情妇，经常向人弦耀，《红楼梦》里有金陵十二钗，自己有金陵十三钗了；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与107个女人有染，加上自己的老婆，正好是108名；而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包养了140多名情妇，有母女同时被包养的，打破了乱搞女人的最高纪录。
类似如此的腐败官员是数不胜数的，许多花样翻新、名目繁多的腐败案件是令人厌恶的。如有的贪官乱搞女人不但要求数量多，在质量方面也颇为讲究。重庆市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就是一个专选女大学毕业的靓女、处女；四川乐山市原副市长李云书则专门包养年仅16岁的少女作情妇；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运用MBA知识来管理情妇，令情妇们相安无事；另外还与他的姐夫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共用情妇，开创了“郎舅共享情妇”的官场先例。
由经济犯罪而引发色情腐败，反过来因养情妇、玩女人又加大了经济上的贪污受贿，这又是“中国特色”的官场腐败吧。
4、诚信危机与制假贩假：
这是另一种对社会和全体国民更为普遍和严重的腐败。
在毛泽东统治的时代，强制人们信仰他的思想，信仰共产主义，要求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全是愚弄人民的误国害民政策，破坏了环境，搞乱了中国的经济，使无数的中国人陷入灾难之中。这个教训是太深刻了，也使人民看清了毛的思想和他的所谓“阶级斗争”及“共产主义”的荒唐。现今的中国人信仰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当然还有，但恐怕为数不会多了。
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好走极端。过去在毛时代，在毛的鼓动和愚弄下，人们狂热地信仰共产主义，为了“共产主义的天堂”早日到来，人们乱砍树烧炭、拆房屋、砸锅也要大炼钢铁，搞大跃进；现在这种热情早就抛到爪哇国去了。时下的一些人们是既无什么“主义”之类的信仰，更缺乏道德和诚信，唯一的信仰是“钱”，“有钱能使鬼推磨”，为了“钱”可以置一切都不顾，成了各类人等的信条和追求的目标。
经济是基础，办什么事都离不开“钱”，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子”这些话当然是不错的，也是人们的常识所能理解的。但，如果“钱”成了一个社会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可以不顾道德、不顾法律、可以不择手段去搞“钱”，这个社会定是一个腐败的社会了。
君不见在今日之中国，为了“钱”，官员们可以贪污、受贿，可以损公肥私；一些人可以出卖良知，于道德和法律而不顾，可以偷、盗、抢以至杀人放火、贩毒，甚至组织黑社会性质团伙作案；为牟取私利一些人大肆制假、贩假，危害人民。这样的案例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都在危害这个社会和全体国民，造成社会的不和谐。
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5月18日《金融大盗国洪起浮出水面》一文的报导：国洪起的犯罪领域涉及金融、房地产、建材、化工等行业。其聚敛钱财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国债回购业务，勾结证券公司内部公职人员，虚增国债数额。一方面将虚增的国债卖掉提走现金，另一方面以虚增的国债向银行抵押贷款。
目前，已确认的国洪起以虚增国债形式从证券公司盗走的资金就达20多亿元，以虚增国债向银行抵押借出的贷款达10多亿元。
同时，该报另一篇《被腐败掏空的信用》报导：江西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姜和平集体腐败案，因此案引发的腐败案件27起，其中17人是这家企业的管理骨干，县处级干部多达15人。为了个人的私利，这些人大肆行贿、受贿、贪污，把国有资产掏空了。
另一个震惊国人的大案，是网络媒体报导的全国最大女贪官，甘肃省电力局财务处长顾慧娟，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共两千多万元，私自将3亿6千多万元国有资金出借给一些公司，导致1.4亿元无法收回，造成国有资金严重损失，是一起震惊国务院的大案。
2006年9月20日媒体报导：黑社会集团案牵出省部级贪官，山西省委副书记候伍杰犯受贿罪被判刑11年。
另据媒体报导：2005年7月25日零时许，一女青年在桂林市穿山区福隆园被歹徒抢劫，在桂林打工的安徽青年鲍光蛇见状后即勇敢的上前追赶歹徒，不幸被劫犯用刀捅伤。后被同事送至医院抢救，因无钱医院迟迟不予抢救，致使鲍光蛇死亡。医院救死扶伤的道德良知何在？
2005年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杀人犯王斌余死刑一案，是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王斌余是甘肃省一个小山村的农民，17岁开始外出打工，艰难的生活在困苦之中，备受欺侮。因数次向老板讨要工钱未果，并受老板打压，最后“逼上梁山”，因愤怒而连杀四人，重伤一人，这是一起多么令人心寒而又悲惨的事件。王斌余虽然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但人们更多地是为此事而惋惜。造成如此的悲剧事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要承担什么责任，这个社会又要承担什么责任呢？
从这些案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今的社会，一些人的道德和诚信危机到了何种程度，已经变成了社会的公害。
至于制假、贩假的案例就太多了，从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制假、贩假是越来越多，从假药、假烟、假酒、假种子、假化肥，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食品、保健品……以致学术上的假论文、假职称，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一切，无不存在制假、贩假的。有关的职能部门是管而不严，有的甚至与制假者同流合污。这个社会的道德良知到哪里去了，这样事关国计民生的事为什么总也管不好呢？
5、侵害弱势群体利益而引发的上访抗议事件：
据媒体披露，近几年来每年全国都有数万起群众上访抗议事件发生，2005年增至7万多起，2006年1～9月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0%，但社会的骚乱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是本分老实的，他们从不会的什么过高的要求，只求一日三餐温饱，夜求一宿安宁，只求社会的公平、公正没有人欺侮他们。然而现实社会中，由于官商勾结、官黑勾结，各种圈地运动，各种工程建设用土地，给农民的补偿极不合理，强制拆迁使老百姓忍无可忍而走上维权之路，此类事件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许多地方都是可以看到的。
再如一些国有企业的改革，单位的领导和地方官员勾结，掏空国有资产，导致大批工人下岗失业，生活无着落，上访和抗议事件就不可避免了。
还有一些单位的领导无理扣发职工的工资和相关的补贴，也时常会引起职工的上访和抗议。
各种巧立明目的乱收费，乱摊派也是十分严重的。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收费，使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员的子女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更买不起房。上学、看病、买房成了弱势群体新的“三座大山”，这个社会怎么能和谐呢？
6、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在中国，除了人迹不到的地方外，几乎没有不被污染的地方。尤以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最为严重，这些地方的许多老百姓连生活用水都谈不上，更不用说工业和农业的用水了。一些人因环境污染而生病或者死去。就连水资源丰富的南方地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水资源也遭到了严重的污染，如不加速治理，长江、珠江很快也会变成黄河、淮河的。可以说，在全中国，除了一些山区而外，几乎找不出一条干净的河流了。
造成环境的污染和被毁，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而外，主要还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如从1958年以来森林的滥砍伐，各种开矿和工程建设对植被和土地的破坏，各种工厂（特别是化工厂）的废水、废气对环境的污染，给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严重的影响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这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严重问题。
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好上列五方面存在的问题。否则和谐社会的构建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四、体制改革是反腐败的关键：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建立在反腐倡廉的基础上；而要反腐倡廉，根本问题在于体制的改革。
从陈良宇等众多腐败官员的落马，人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贪污贿赂等腐败官员之所以禁而不止、反而不绝，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在体制上还存在问题，有空子给腐败官员们钻，也可以说是社会的体制造成了他们的腐败。
犯罪学上说：罪犯们犯罪，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责在罪犯，罪在社会”。这些贪官们一开始可未必都贪，有的甚至还是“好干部”。除少数人原本就具有贪婪的本性外，多数人其本质还是好的。在中国古代对人性就有“性善”、“性恶”二论之分，笔者以为还是以“人之初，性本善”为主，其后的变好、变坏那都是后天的，而且是社会环境与制度影响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说，贪官实际上也是腐败制度和不良社会的牺牲品。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全球腐败官员的“出生率”是与其社会文明程度及法制环境的完善程度是呈负相关的。即社会越文明，贪官越少；相反，社会越腐败，贪官就会越多。腐败的社会必然出贪官，而贪官之过多反过来又会促使这个社会更为腐败；一个荒唐的社会可以把一个圣人变为荒唐，这是历史和现实中人们早就得出了的结论和教训。
20多年来，我们曾经发起过一次又一次反贪反腐，惩处过无数的贪官，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从体制上入手，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了，改革之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已发生变化了，因为石头看不见摸不着了，出现大面积的“水下作业了”，仍然凭过往的一套去“捞石头”，显然是难以捞着的了。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头”既已沉底，岂能不阻塞中国社会前进的航道，甚至让改革之巨轮触礁沉沦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根据自己的调研得出结论说：中国官员腐败的风险系数仅为4%，这意味着100个贪官中涉案被捕的仅4人，其余96人仍然过着安逸幸福的生活。周教授的数字结论未必十分准确，但由于官官相互和成了系统、上了轨道的腐败，许多贪官未能被抓出来却是无可争辨的事实。这一实际情况的客观存在，就意味着兑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的庄严承诺还任重道远。
因此，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要反腐倡廉，非得从体制入手进行改革，才能达到理想目标的。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济上改革开放之时，中国改革派的领导人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都主张在政治体制上要进行改革。邓小平曾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劾、轮换制度”。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仅就这些方面来说，也未见有什么大的改变，某些方面虽有些小的改动，也是收效甚微的。
其实，所谓体制上的改革，只要执政者愿意实行，也决非“难于上青天”的事。如能真正的实现政治民主化，开放党禁、报禁，让不同的意见可畅所欲言；能真正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制度，就会让官员们置于权力、舆论和人民的监督之中，贪官自然就不敢轻易作案了。如果继续像现在这样，一把手决定一切，一把手犯案了，同级的纪检、监察部门无可奈何，要靠上级部门派人来才能处理，这种现象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当今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包括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实行的都是民主的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仍有贪官和腐败的丑闻，但比我们要少多了。虽然民主的制度仍有不足的地方，但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体制却是无疑的。就以台湾当前的“反贪倒扁”运动来说，那完全是民主政治的体现，千千万万的人走上街头，静坐、抗议、游行，社会秩序依然稳定，不见有什么“动乱”或“暴乱”，实在是中国人实现西方民主的典范。谁说中国人的素质低、谁说西方的民主不适用于中国，台湾人民的举动不是作了最好地回答么？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贪污和受贿的腐败官员绝对会少之又少，一个廉洁高效的和谐社会定会出现在神州大地。
古人云：“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只有政治体制上的彻底改革，才能反腐倡廉，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人民才能安享太平盛世。“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它包括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谐。《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都是当今中国人的基本夙愿，任何独裁专制的体制都是有悖于社会和谐的，是世人所不需要的。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