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中华民族一样积淀了如此深厚的文化。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才有了除传统文化的精华外，还堆积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深厚而纠结着的文化垃圾。这个文化垃圾就是权力文化。
通过前面的系统探讨，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权力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继承的一笔巨大的政治文化遗产。这笔遗产的巨大不止是制度层面的，也是思想层面的，精神心理层面的。它广泛的沉淀于我们以前的历史中，也沉淀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因此也全面地沉淀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
中国的权力文化系统，是一个潜藏的，隐蔽着的文化系统。但却是始终决定着中国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的文化系统。它是世界上唯一现存的最早熟，却最完整的古文明的精髓部分，因其顽固及外表的变化多端而具有其独特的结构。当今之世，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的普世文明理念，已在全世界成为潮流。而中国的权力文化却以它全面背离这一理念系统，而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枷锁和思想囚笼！
法家以暴力镇压为主要手段，以巩固极权为目的政治哲学，始终是中国专制制度的法统部分。而儒教以欺骗为主旨，以教化民众，神化皇权为目的政治伦理学，则始终是中国专制制度的道统部分。这两个互为表里的系统，始终是中国社会体制的支撑力量，主导力量。历经二千余年的社会生活积淀，这个实质上以暴力和谎言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DNA而附着在民族文化的肌体上。权力文化是一种使人民没有自尊的文化，是一种使独裁者迷失自我的文化，是一种使官吏阶层人格扭曲的文化。
中国权力文化的存在基础是专制制度，而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又极大程度地依赖权力文化的土壤，这是个互为依存的关系。二千余年权力文化的教化、浸淫，使中国无论是主流社会还是边缘社会各不同阶层的人群，都围绕权力而形成了一种权力崇拜的观念形态和潜意识。就是这样一个从制度到精神，到潜意识的系统，构成了它的超稳定型结构。
就是这个极权文化系统，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以其独特的完备性、保守性、顽固性。排斥着世界先进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阻碍着中国的进步。决定着一个早熟而文明程度高的伟大民族的苦难命运。
中国这个隐蔽、潜藏着的权力文化系统，是中国极权政治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通过前面的一系列探讨，我们已经可以给它画出一个三维动态的结构模型。它的第一层次的存在是社会生活层面的。第二层次的存在即最权威、最核心的存在，是制度层面的。第三层次的存在则是思想、精神、心理层面的。
第一层面的存在，会通过文化的碰撞、交融，以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当第一层面发生了巨大改变以后，会促进第二层面的整体改变。随着第一、第二层面的巨大变化，第三层面的存在也会逐步发生改变。这就是从历史文化学角度作出的可以预期的推演。
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完备，也最隐蔽的极权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对全民族影响入骨的极权政治魔教。面对这样的现实，使我们必须对整个传统文化系统进行全面的审视，全面的批判、清理与剥离。这既不是“文革”式的鼓噪，也不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而是一种敢于直面历史和现实的态度。是全新的理性认知，是全新的整体把握与定位，其实也就是一个文化重建的过程 。在这里之所以用“重建”而不是用“重构”。是因“重构”一词容易被误导为民族文化的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新建设和重新构筑的过程。这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来完成。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一段令人震惊的话，他说“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我震惊于他的不是他残酷的直白，而是他作为一个一百多年前的外国人，却能如此入木三分地解读中国的历史。结合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量事实。尤其结合“文革”中出现的全国性的个人崇拜造神狂热。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仍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不得不承认在精神上中国仍只不过是“一个雄伟的废墟”！因此而痛感，中华民族太需要一场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文化启蒙运动！更确切地说，是一场全民族的自由人权思想启蒙运动，民主法制制度的启蒙运动！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已经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任务，被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挑战权力文化历史存在和现实存在的系统工程。不应该只是少数公共知识份子的自发的个人行为，更不应该是由少数几个精神教父来主导的思想潮流。而应该成为全民族的一场自觉的社会运动。
这一场以自由人权思想和民主法制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启蒙运动，实际上早已以潜隐和自发的状态在产生和发展。内外因素的影响，使这种潜流在壮大。其中包括因腐败恶性发展而导致的人民的思索和反抗。它将不以少数坚守极权腐败立场的政治寡头的意志为转移。洗脑和镇压都将是螳臂挡车的努力。腐败的恶性表演和人民的思索反抗将形成一种历史的合力。这种历史的合力必然激荡成一场声势浩大、全民族自觉的社会运动。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必须从批判权力文化入手，必须从消除人们心中顽固存在的权力崇拜和威权政治迷信入手。这是我们民族面临的紧迫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站到了又一道历史的门坎之前。我们即将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世界也不是过去的世界，民主已经成全世界的主导潮流和巨大的精神力量。人民也远不是愚不可及。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会改变！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首先勇敢的站出来，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面临历史的门坎和机遇，思想上准备好了还是没有准备好，是大不一样的。这种准备首先是全民族思想上、观念形态上的准备。这是一场全民族的政治文明启蒙运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细微的批判视角都是有意义的。这个启蒙的基础工作做好了，我们就能把握好这次历史机遇。就能避免陷入又一次鼓噪与混乱的深渊。就能避免有人在混乱中攫取绝对权力！
在这场全民族的政治文明启蒙运动中，我们手中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就是全人类普适性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理念。这个理念是一个巨大的系统，而且它是文明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自然演进的结果，而不是某些人头脑里发明设计的成果。这些在自然演进中，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取得的成果，包括制度和理念系统。这个系统发展至今，已经倾注了许多民族、许多国家、许多代人，其中包括许多杰出的思想家的努力。至今，全人类仍在为进一步完善这个系统而努力着。因此，这个理念系统不属于任何门派和主义。也不是那个民族或国家的专属。它是人类社会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文化成果。它只能是属于全人类。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也应该理直气壮地享用它！
而且作为世界文明东方板块主体的中华民族，在清算和抛掉沉重的因袭包袱之后，在世界的多元文化之中，应该成为全球多元文化重要之一元，并为完善普世文明理念作出自己的贡献。任何打着保护民族文化的幌子排斥，抵御、拒绝这个普世性文明理念系统的行为，都是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反动！解决中华民族的精神危机问题，我们能够寄予希望的，也只能是这个理念系统！
在以前的人类历史上，曾经多次有人试图发明设计一个涵盖过去，未来、现在的，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且以这样先验的思想制度体系，来制造一种社会生活。从而达到取代原来社会生活的目的。很多品牌的社会主义，就是这种企图的尝试。无数历史事实却证明，这些努力都不过是试图充当救世主的痴心妄想。不管这种痴心妄想曾 经被施实到怎样影响巨大的程度，归根结底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它自己也始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有些国家仍在背负着这类社会政治制度实验留下的历史包袱。
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曾经有过一场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运动。但是这场启蒙运动的影响却几乎被权力文化的影响消除于无形。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始终未能在中国确立。我们应该承认，至今绝大多数中国人，无论是对于自由和人权，还是对于民主和法制，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有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被有意误导和偷换的印象。例如“民主集中制”。例如：《反对自由主义》中提到的自由主义。例如被严格界定恩赐为“生存权”“发展权”的所谓人权。例如体现为统治者意志的所谓“法”！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的启蒙工作必须从常识性的启蒙开始，首先从澄清被有意识误导和偷换的概念开始！
美国总统，美国建国时期的杰出的领导人，也是《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的杰斐逊，曾经特别强调：
“自由政府乃是建立在慎防或忌妒而非信任基础上的。正是根据慎防或忌妒，而非根据信任，才规定了限权宪法以约束那些我们当授予其以权力的人。……因此，我们的宪法确定了我们的信任可能所及的限度，就权力而言，希望不要让我们听见所谓对人的信任的言论。而是用宪法的种种限制去约束被授权的人，防止他们给我们带来伤害”。
这段话，体现了对人类共同弱点的认知。体现了对“权力容易使人败坏，而绝对权力则绝对使人败坏”的清醒认识。明确了对政府权力的慎防或忌妒的理念。是宪政民主和权力制衡制度的基础，这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贡献！
而中华民族的权力文化系统，却从头到尾浸透着对国家权力的崇拜和对威权政治的迷信！这种崇拜和迷信，是从长期顽固的皇帝崇拜，皇权崇拜开始的。虽然形式上，名义上的皇帝和皇权已经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但是实质上的皇帝皇权崇拜始终并未终结。神权专制政治的影响如此地入骨，至今仍能到处看到它变种的身影。这从官员群体中的语言和做派，从媒体和文艺作品中，从民间语言的广告招牌用词中，都大量的体现出来。关键是从始终存在的绝对权力结构上体现出来。
在此只举出两个典型的例子，就可看到神权专制政治的心理影响之深入人心，以及统治者运用其手法的得心应手。
其一是文革中的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这实质上就是进行全国性心理诱导既催眠的一场造神狂热的前奏。它对形成持续的个人崇拜狂潮是必不可少的。这场现代造神运动只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才能得以实施。其首要作用即史无前例地加强了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个人独裁地位。
又例如，当前几年影视作品中出现的皇帝宫廷戏的集中轰炸现象，无外乎是要给全社会有意无意灌输暗示皇权永续，皇权神圣的观念。这种运用于潜意识的诱导催眠手法，明眼人不难参透其中玄机。
这一切都昭示着中华民族深入骨子里的奴性！尤其有害的是这种对权力的迷信崇拜氛围，给了权力的恶性膨胀与为所欲为一个巨大的姑息、纵容、容忍空间。从而严重的阻滞着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进步！正是这种对极端权力的迷信和崇拜，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被掌握极端权力者伤害的巨大深渊之中！正是这种迷信和崇拜，使我们的社会总是处于被绝对权力摆布，却无以自拔的无奈境地之中。其中包括那些掌握着，或曾经掌握过绝对权力的人们！
人类社会，由权本社会走向人本社会的进步史。简而言之，就是个人的正当权利被社会从理念到制度，不断得到承认和保障的历史。也就是人权观念被不断深化和全面认可的历史。
建立在对人权广泛确认基础上的民主法制制度。是以尊重个人为基础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以及贡献奖励机制。这个制度系统的核心部分是真正全面的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衡。
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恰恰几乎全面地缺乏这些理念的基础资源。却几乎全面的存在与这些理念相抵触，相排斥的观念误区。
传统的中国社会，面对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的普世性文明理念影响，存在一个巨大的思想语言壁垒。这是比制度壁垒更其顽固的壁垒系统。
历代的统治者，通过歪曲篡改历史及事实，讲述了许多神话及故事，这些有意制造的神话及故事，形成了这个巨大的话语系统中的主要脉络；与许多被偷换概念的词语一道，形成了许多文化符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误导着人们的精神与思想。这个话语体系里有大量含混、泛化、模糊的名词，有害于我们民族建 立起一个明确而清晰的价值体系。今后，厘清这一类型的词语，戳穿那些神话故事的虚伪，将是中华民族语言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正是这个思想语言壁垒，这个话语系统和专制体制打造的严格控制的话语环境，至使中国的历代专制统治者实现了对中华民族思想精神上的整体劫持！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极权政治人物，也正是利用这个思想语言壁垒，维持着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各种花样翻新的极权制度。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文化浓厚的社会。而权力文化是一种蚁巢型、蜂巢型文化，从来是一个强调集体的社会。在强调集体主义的幌子下，社会公众的正当权利，亦既广泛意义上的人权，被全面的漠视，甚至遭到践踏。统治阶层的权力却得到了极大的张扬。鲁迅先生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就是对此而言。点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将广大人民置于奴隶地位的实质。从理论上，观念上，制度上全面承认和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应该成为中国社会文化重建的主要出发点。
中国人的大一统，一元化思维，中国社会的绝对权力结构导致形成了一种文化性的导向一律机制。这种机制的形成，首先是从法家核心思想“法、术、势”中的“势”思维开始的。这种缺乏是非评判的，一切认同于“势”的思维习惯，将一切导向一律。使多元文化思维在中国始终几无立足之地。这种导向一律的文化，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顽固的“从众”心理。懒于独立思考，懒于是非评判，宁愿屈从于大“势”所趋。少数人占优势，则屈从于少数人暴政；多数人占优势，则附和于多数人暴政。这种习性，给了假、丑、恶的肆虐以巨大的姑息、纵容、鼓励空间。例如“文革”时期出现的大规模迫害和虐杀。目前的腐败专权肆意张扬，以及严重危害着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应试教育制度，仍是千军万马拥挤在独木桥上。这一切无不与导向一律的机制有关，与从众的心理环境、制度环境有关。
在导向一律机制和从众心理的基础上，产生极权化思维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从而使社会理性氛围始终难以形成，这也是中国人经常产生社会心理痼疾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一元化思维，绝不只是表现为国家组织形式的大一统。而且包括全民族观念形态的大一统。甚至是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的大一统。当然也就包括很多时候服式、发型、足型等等的大一统。这种观念形态和思维模式，在当代则主要表现为一种高度大一统的泛政治化体制和泛政治化思维。
中国人不重新审视这种一元化的大一统观念，就不能全面地批判泛政治化思维，就不可能树立起建设多元化社会的理念。社会的发展也不可能进入全面良性互动的状态。而且必然会陷入整体的专制思维泥坑中，其中包括体制内外的人们。而泛政治化的社会体制和全社会的泛政治化思维，正是导致当前中国专制极权和权力恶性膨胀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素。
现代民主政治，分权是首要原则。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以体制内外的分权为起点。事实上，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也在急迫地呼唤着分权。当前的社会分权要求与体制内顽固坚守极权者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顽固地想把一切权力牢牢地控制在极少数人手中，从而维护他们巨大的既得利益。这就是当前一部分人坚守泛政治化体制和思维的实质。这也就是他们推行的政策维护高度极权的实质。而现代的多元化社会实质上也就是实现了全社会的广泛分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对国家公权力的全面制衡系统。
现代民主政治，不但体现为普选制，体现为立法、司法、行政权的分立，体现为社会舆论体系的全面监督，而且体现为大量社会公权力向各非政府组织的分散。这一切又以自由市场经济和清晰的产权制度为基础。也就是确保私有财产不被合法、非法的侵犯为基础。政治改革的所谓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离开了广泛的分权，就是一句空话。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是如此。
政治改革，应该以体制内的党内民主和体制外的向各非政府组织放权为起点。与大一统的观念决绝，与泛政治化思维和泛政治化体制决绝，应该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中国要摆脱极权政治，首先要摆脱泛政治化思维。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全面的批判、清理这种体制和思维。要不惜从各自细微的视角做起，首先逐步将政治和政府权力的概念界定清楚。让各种非政府组织真正承担起它们的社会责任。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应勇敢地承担起实现党内民主的责任。地方领导人要勇于争取真正的地方自治权力。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地方自治概念，有的要么是高度的中央集权 ，要么就是地方割据状态。真正的制度创新，组织创新，首先可以从争取到各层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对称做起。应从打破高度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做起，大胆的要求分权，天不会塌下来！
台湾的社会变化和制度探索，是中华民族从专制走向民主的一个极好的榜样。是中华民族文化重建的重要部分。它首先证明社会变革是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的。它也证明了，只要对普世性文明理念的追求逐渐成为一场强大的社会运动，社会公众与政治领袖共同推动的社会变革就可以以良性互动的形式进行。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民主的进程，就会通过不同的政治领导人以接力棒的方式继续。哪怕是不同政党，不同派别的政治领导人！这样的社会运动，社会进程。不会被政治领袖所左右，政治领袖只能在其所处的阶段，在社会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种作用既不是威权政治式的，也不是民粹主义的。台湾的政治领袖，只有从这方面来认识，才不会成为偏安一隅的狭隘民粹主义的尾巴。要知道，高扬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理念的旗帜，是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一种历史的大气。其历史地位远胜于充当台独运动的所谓“国父”。在历史大环境下，“台独”是没有前途的。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应该企盼，推动台海双方的良性互动。这既不是一方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一方跪倒在另一方面前。更不是专制制度下高度极权的大一统。也不是通过所谓独立来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当前世界的全球化过程，欧洲的一体化进程，都证明这种思维并不可取。台海关系的发展进程，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建的重要部分，成为敏感的晴雨表。
一个大国，一个很早就进入了文明时代、历史悠久的民族。如果其主流社会的主体人群，始终顽固地坚守并“代表”着传统文化中最腐朽、最保守的主体部分。则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有希望的。这样的国家的社会生活，也决不可能有希望进入和谐的境界！
中华民族不解决极权统治问题，就没有希望走出社会发展的迷局；就不能走出历史的瓶颈期；也就不可能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当前大陆社会的道德伦理和精神现状，全面地证明了中华民族的主体仍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由于近现代史上百年被欺凌侵略的耻辱，这些耻辱的记忆犹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国力获得极大增强的前提下，极权政治势力难保不会利用外部矛盾转移内部危机。或者蛊惑、煽动起一场类似二战时德国、日本式的复仇主义狂潮。或者借统独的口实将国家拖入战争状态。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将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威协。这决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某些政治人物的威胁言论至今不绝于耳，而且极权政治势力的政治逻辑、历史逻辑就是如此！“中国威胁论”不应该只是国外政治家关注的话题，也应该被中国各阶层理性的人们所思考。如果被极权政治势力拖入一场战争，不管是什么口实的战争，都将是世界的灾难，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只有国内谋求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的强大社会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制止这种事态的发生。
善良的中国人民，你们不能再甘于做极权的奴隶！当看到极端权力的恶性暴发，你们不能沉默！不应忍受！否则你们必将面临严厉的报应！那些独夫民贼、极权奴才们的淫威和狂妄，都是被你们的忍受和沉默惯坏的！他们的败坏有你们的责任！所有即将降临的灾难，都是造物主对你们容忍纵容罪恶的惩罚！
权力文化，作为大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使中国大陆当仁不让地充当了权力文化的主要载体，从而也成为了权力文化最顽固的堡垒。亚洲四小龙，其中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三小龙是大中华文化圈中处于边缘状态的地区和国家。正是这种相对独立于大中华文化圈核心板结板块之外的地位，使这三个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地区，有条件、有机会更快地摆脱权力文化的束缚，较全面地接受普世性文明理念，建立起民主、法制的制度体系，从而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进步。
大陆中国的依托着极权的腐败势力，代表着传统文化中最腐朽、落后、专制的部分。在面临共产主义统治的思想资源全面枯竭的形势下，权力文化是他们赖以生存和恶性表演的文化资源。这已从现实生活涌现的腐败事实和腐朽文化大量沉渣泛起得到了映证。
共产主义统治的思想资源，随着苏东共产政权的崩溃，已经几近枯竭。大陆政权面对这种困境进一步向传统皇权统治的思想资源求救。这就是儒教思想回潮与皇权气味变浓的背景。也是官场文化、宗法思想、流氓文化大回潮的时代背景。
如果从地缘文化、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去分析，作为大中华文化圈外围地区的日本、韩国、越南，也未尚不是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而产生了各各不同的历史结果。它们同样程度不同地存在摆脱中华权力文化影响的问题。
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是中华民族在同一个传统文化体系内最好的变化参照系。国民党在实行民主体制以后，虽然有过一段在野时期，却不但没有灭亡，而且获得了新生，被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它重新执政几乎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中国执政党必须从这条思路上去探索政治改革，才不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个党派、一种政治势力，如果把自身的利益与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它的寿命必然是不能长久的。这种对立的程度愈是尖锐、激烈，则它的毁灭则愈是近在眼前。这是不能逃脱的历史规律！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制度重建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与国际接轨、制度接轨的是最主要的接轨。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不能成为制度变革不能进行的理由。制度创新，制度设计应该成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专家们共同关注研究讨论的热点。而不应该成为腐败势力把持的禁区。所体现的应该是广大公众的意志和要求。
中国的知识份子阶层，应该全面关注制度设计，制度创新问题。在古代，就有人喊出“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在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如果在专制腐败势力的威逼利诱下，继续保持一种在人文科学领域、在普世性文明理念和民主制度体系方面的整体性无知。就是保持了一种关键是非判断的无知！就是保持一种价值取向的混乱！实际上也就是保持了一种自私基础上的自愿的无知！就是有意保持一种自欺欺人的卑怯和麻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知识分子阶层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中坚力量。整体性的逃避，躲闪是一种耻辱。自由的表达已经不需要用我们的血肉筑新的长城了。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之浅薄，是为国家之浅薄，是民族的耻辱和悲哀！
费边主义是社会发展缓步前进的代名词，其精神是在社会进步方面，争取一种渐进有序，渗透发展的态势。其实也就是社会公众以独立精神的参入，就是一种全社会良性互动的状态。是对社会发展取一种改良而非激进的立场。但是，这种态势的前提，是必须以全社会各阶层的良性互动为基础，首先必须要以主流社会的权力上层真心实意实行改革为基础。现实的大陆中国社会已经因为革命和泛政治化，而被破坏了大量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改革的基础资源。例如私有财产制度，例如地方和族群的分权状态，例如各种宗教力量，社会各个阶层的相对独立等等。唯其如此，改革的上层资源就更显其宝贵。它遇到的最大阻力和挑战，将来自于代表腐败顽固势力的政治寡头。但觉悟了的人民将是他们最大的后盾。
时代在呼唤着改革的上层资源，历史在呼唤着改革的上层资源，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也在呼唤着改革的上层资源。敢于挺身而出充当这种改革的上层资源，就顺应了历史潮流，成为了社会进步的代表。从而奠定了其牢不可破的历史地位。否则，就只有成为历史的绊脚石。就只有被腐败顽固势力裹胁着充当腐败势力的总代表。就只会顽固的坚守传统思维，不惜以加速社会危机的积累为代价，而决不给社会以费边精神的发展空间。就必然会迷信用暴力镇压来加强控制。这样的做法，导致社会断裂崩溃的责任，百分之百在专制的统治者。革命就变成了无可奈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必然会发生的事件。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当今世界，发生那样的事件，并没有如某些人渲染恐吓的那么可怕。太大的动乱不会发生，局势将很快被理性力量所控制，民主的胜利是必然的。韩国，印尼，前苏东的许多国家已经提供了先例。套用一句以前革命者的话，“人民失去的只是枷锁，获得的却是民主自由的天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领袖，应该放弃迷醉绝对权力。应该彻底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朕即是国家”的思维与心理决绝。应该放弃内心深处仍企图充当救世主的念头。要知道，动心起念即是罪孽！
社会改革的进程，是一个有良知，有改革愿望的改革上层资源和广大民众共同推动的过程，事实上就是这两种力量互动的过程。社会公众迫切的希望改革的愿望和要求，必须通过各种不同的信息和渠道强烈的表达出来。在资讯相当发达的现代，尤其是这样。而改革的上层资源在接受信息后，会以此为动力，为精神力量，进一步推动改革进程。广大社会公众既社会各阶层，各不同利益的人群，则都能不同程度地达到思想上、理念上的觉悟 。并为了群体自身利益，以及社会共同利益，而发出自身的诉求以及共同的诉求。这就是谋求对国家社会进步以独立精神的参入。以这种形式参加的社会运动，其取得的进步，才会是实质性的不会被逆转的进步。社会各不同的阶层、不同人群形成的压力集团，只有通过理性的、良性互动的交流、沟通、讨论、妥协。从而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的共同利益诉求。在现阶段，改革的上层资源的互动推动，更为可贵而重要，其历史地位也更突出。这样的社会革命，将催生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比以暴力革命手段取得的一时的成果，要稳固得多，靠得住得多。中国人一定要从暴力革命的思维中挣脱出来。因为暴力革命的思维是从极权政治的一元化思维发源的。其获得的必然是极权。而国家民族付出惨痛代价，也将最终变为白白付出的代价。
人民的意志和政治热情，天经地义地应该成为巨大的现实力量，成为改变历史的动力。这种力量的体现，就存在于社会公众的表达之中。中华民族的同胞们，你们应该意识到，只要你们敢于坚持不懈地用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坚定不移地做出不同程度的表达。表达你们对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强烈愿望。用毫不含糊的明确的是非判断，表达你们的反对，表达你们的不认同，表达你们各自的正当利益诉求。你们的这些愿望和表达，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权力阶层就越来越不敢利用恐吓和欺骗来压迫你们。暴君色厉内荏的淫威，就会变成颤抖！请不要放弃这种强烈的表达，请不要停止这种表达，胜利必然存在于这不懈的表达之中！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除了对制度文化的审视批判，也包括对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的新角度审视。尤其是一些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遗产，其中可能潜藏着难以为人察觉的文化密码。这些文化DNA却是许多祖传老病得以遗传发作的基因。通过对文化遗产的新角度审视批判，就有可能破译这些密码。从而找出根治这些祖传老病的方法。下面举例进行探讨：
中华民族对龙图腾的崇拜，挖掘其文化根源，其实就是对极权政治的崇拜。青铜文化时期的青铜重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其图案和纹饰，充斥着一种狞厉之美。但深入地挖掘其内涵，其实却是充斥着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充斥着对权力带来的残忍和恐怖的恐惧心理。但那还只是一种较原始，较泛化的崇拜恐惧。后来大一统的被神化的皇权成为一种政权模式被固定下来以后，对龙的崇拜，就作为对皇帝和皇权的崇拜图腾而被固定下来。凤则作为龙崇拜的一种配置而纳入这一系统。从此，龙图腾成为皇帝皇权的象征。神龙见首不见尾，经常处于云雾之中，偶尔露出峥嵘，也是面目狰狞，鳞爪锋利，没有丝毫可亲可爱之美。其目的也就是要使你只可崇拜恐惧而不可亲近。它既是青铜文化中狞厉图案纹饰的发展，也更突出了皇权的主题，成为暴力和恐怖的象征。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才智，被用于权力崇拜所动心思之深！然而现实中却并没有龙这种动物，其实归根结底，它不过是我们内心深处对因权力而产生的暴力和恐怖的一个虚无的意象罢了！中国人普遍地崇拜诸如火神、雷神、瘟神、五通神等恶神，也是与这种心理一脉相承的。
中国历代皇陵，从秦始皇开始，大多数保存完好，这种有厚葬习惯，却历经无数鼎革战乱而保存完好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的历史现象。这其中包含了中国下层百姓对被神化的皇权的恐惧。也包含着专制继承者对皇权永远延续的希望。其实它就是封建皇权顽固存在的物象与象征。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逐步对历代皇陵进行科学有序的保护性发掘，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它将不但成为我们对历史遗产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一项世界性的重要旅游资源的开发。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彻底摧毁封建极权政治，而实施是一项突破心理障碍的重要举措。其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是不容小视的。
万里长城，至今作为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象征。《义勇军进行曲》唱出：“用我们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几乎要成为我们民族永远的意象！难道我们真的必须不断用我们的血肉筑长城吗？那么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在哪里？其实，作为一种意象，孟姜女哭长城离历史的真实要近得多！事实上长城并不能真正保护我们，却实实在在给过我们太多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它其实就是我们“把别人关在门外，把自己关在里面”的象征！是关起门来称王的象征！在近现代史上，这个象征意义更是躲都躲不 掉。就是这种自我封闭的心态，使我们失去了与世界同步前进的机会，同时也失去了从远东到中亚的大片领土资源！我们只有摆脱顽固落后的专制，才能摆脱长城给我们的封闭与沉重。才能享受到在明朗的历史天空下，那一份坚忍不拔的民族自豪感。否则，就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奴隶的得意！
轿子，作为中国的一种曾被广泛使用的载人交通工具，值得我们好好审视。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载人交通工具，它的存在不是一种进步，却是一种完全的倒退。孔子所在的春秋战国时代，马车舟船已造得相当好。御（驾车）作为士大夫阶级男人必学的六艺之一，说明马车已经是一种普及的交通工具。秦陵出土的铜马车，造得如此精美，更是马车发展的确切物证。但是越到后来，官吏阶层的出行，越是用上了轿子。从简单的二人抬小轿到十几人、几十人抬的豪华大轿（例如太平天国的天王和东王，就是坐着几十人抬的豪华大轿，由二千多人的仪仗队簇拥着出行的）。
由人抬着行进的轿子，其象征意义就在于它被作为人压迫人，人役使人，人折服于人的程式化形式，被长期固定下来。这在心理积淀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它的深层次的心理意义是：“赢者通吃”的皇权专制制度是如此完备稳固，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可以丧失诸如骑马、驾车之类需要消耗大量体能的能力。可以心安理得地永远享受这种被人抬着的安逸。为此可以放弃速度，放弃效率。统治阶层寄生退化的程度加强。可以说轿子是中国历史倒退的象征，是颟顸腐败的官僚政治的象征，是顽固坚守落后的象征。是中国权力文化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今天，轿子作为交通工具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造成的心理影响并未完全消除。至今官场中人把追捧、逢迎、哄抬上级的行为，称之为“抬轿子”。把小汽车称为轿车，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而竞相追逐。民间则广泛地流传着诸如“当了官不怕没轿子坐”之类的表述，都是这种文化存在的明证。
另外，笔者还想就现代的一个影响广泛的文化现象，进行简单的探讨，那就是新武侠小说以及由它而产生的大量衍生的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的文艺作品，本是无可非议的，它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理由。但是，由于它产生于专制文化并未得到全面批判的时期。我们如果从它产生的文化心理上进行深层次地探讨，则不可避免地会发现权力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能避开探讨它面对顽固的专制文化而发自内心深处的不自觉地逃避心态。当然，这种由逃避而产生的娱乐形式，正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即使在专制文化的阴影下喘不过气来，也要娱乐。这种在虚拟的世界里自由地驰骋，尽情地发挥，发泄着在现实世界里不能获得的心灵企盼的自由，张扬个性、快意恩仇，但是却基本遵循着旧的道德准则，少有突破。在现今大陆，发展到为秦始皇张目的影视作品《英雄》，则干脆变成了维护专制老祖宗英雄形象的文化图腾。这些影视作品，大多充斥着血腥的杀戮，生命的毁灭，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它当然是传统知识分子“儒、侠、隐”情结中，侠情结的张扬，但是也折射出专制文化的残暴性质。这种中华民族在新旧交替前期的心理游戏，其娱乐作用当然是勿庸置疑的，但其教育作用却值得探讨。尤其是当它被专制势力利用，有意进行一些偷换和误导时，其现代理性的缺失就更加明显。当然，在此笔者并非要否定它的文化价值，因为它毕竟是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的产物，而且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和文艺天赋。而且它诞生之初也明显地表现出对专制文学艺术的不认同。现在它也已发展成为全民族的重要娱乐文化形式，也渐渐被接受为世界人民的文化娱乐产品，其贡献和成就是勿庸赘言的。
类似以上举例探讨的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一一清理，重新审视。只有通过大量破译这些权力文化的遗传密码，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清除权力文化对我们民族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些遗产产生的精神压力，它们所曾经代表的极端权力的残酷和狰狞，痛苦与沉重。至今仍在我们心头。这是我们永远应该记住的历史，我们所应采取的态度不是全盘的否定和仇视，只不过是从思想上、精神上、取一个全新的视角。它们的负面影响，决不应历经数千年而仍然牢固地附着在我们的精神上。更不应该成为现存的腐败专制势力利用的精神道具，并通过影视传媒津津乐道，不断在我们面前晃悠。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切痛苦当然应该化为和平，但那必须是在专制统治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到那时中华民族的子孙回过头来 ，一切都会变得光辉灿烂。我们民族的所有优秀文化遗产，才会真正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不是一个缺乏文化的国家，也不是一个缺乏思想观念的国家。恰恰是因为有太多的文化，太多的思想观念。而这些文化、思想、观念又与普世性现代文明理念有太多的冲突和排斥。我们才必须花大力气来清除这些旧文化，旧观念的影响。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包括一个伦理道德的全面重建过程。这其中包括政治伦理，权力伦理、经济伦理，财富伦理、社会伦理、教育伦理、法制伦理等等。
笔者作为现时中国草根阶层中之一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且所处之环境和地位，受到获得的资讯等条件的局限，自知在学术上不俱备足够的高度。之所以敢斗胆拿起这个大题目试图从多角度，多层次去重新批判解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实在是因为积数十年苦苦思索之功，感到了这个隐蔽潜藏的文化系统已浮现于自己的脑海。既然偌大一个国家，至今未有人敢于系统触及到这个巨大的文化存在。而残酷的历史和现实，却又处处在彰显着这个文化系统的恶劣影响。全面系统地揭示出这个文化系统的存在，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有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去解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才敢于当仁不让地拿起了笔。权当抛出一块引玉的砖头，希望由此引出大量围绕这个题目产生的思想文化产品。中华民族才有希望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完成这个巨大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的系统工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中华民族中的有识之士都来求索。我们坚信：
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完全抛弃对权力的迷信与依附心理，恢复真正的自信与自尊。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深陷黑白颠倒、是非不分，怨毒迷漫，心智纽曲的泥潭。
什么时候，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早熟的民族，找回了在历史进程中丢失的烂漫天真、年轻心态、发展活力。精神上不再苍老，不再在世故中挣扎。
什么时候，中国的国家权力受到了全面的制衡，不再经常大规模地越位错位。什么时候，中国权力阶层的人群。不再假话、大话、空话、套话连篇。不再目光闪避犹疑，心怀鬼胎。残暴、虚伪、暧昧、卑劣、权谋，不再成为权力阶层的主导性劣根文化。
什么时候，中国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痛苦、忧愁、幸福、欢乐，都同样会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广大底层民众将不再被忽视为没有情感感受的“黔首”。而且各项社会政策都会尽可能向他们倾斜，照顾到他们的弱势地位。
什么时候，不管是谁掌权，掌权者圣明都成为一句谁也不信的鬼话。国家权力被全社会妒忌，慎防，制衡成服务于公众，受制于公众的权力。
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被经常性的非理性社会氛围所控制，摆脱了那一份浮躁。中国人不再去追求什么“太平盛世”“歌舞升平”。不再去追求什么“大跃进”“大飞跃”。而是因应自然，自由和谐地生活着。
什么时候，一边倒的泛政治化思维和行为成为全社会戒慎警惕的恶魔。主流媒体也不再是只发出代表主流社会利益的所谓主流声音的媒体。
什么时候，中国人敢于全面地直面历史和现实，而不是用一种自欺欺人的难得糊涂来面对。什么时候，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从跪拜于专制权力之前的心态中挣脱出来。敢于追求一种自由的表达，敢于鞭挞一切假丑恶，敢于理直气壮地歌颂一切真善美，呼唤着社会正义和良知。
什么时候，中国的青少年摆脱了专制教育的阴影，有了自由成长的环境。受到良好的教育，心智不再受到压制和摧残，人格和精神健康而快乐。
什么时候，在中国，一切非政府组织，一切与政府无关的领域，不再被政府统管控制，而只接受法律和社会公众的制约。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不再是政治阴影投射下的产物，政治成为服务于我们自由和谐生活的事务。
什么时候，中国全社会都发自内心地欢呼人本社会的来临，社会上洋溢着人文关怀的精神。
到了那样的时候，我们民族的文化重建工作就基本完成了。我们民族就真正融入了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过程，才真正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届时，我们民族的文化将更有特色，更加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