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失语症的快感——中国先锋文学及其命运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的文学与艺术并未从其中断之处接续，而是以某种边缘性的姿势直接承接了后现代主义。在狂热后的人们不再运用理性及反思，这两者都需要相当的集中的精神力量，而只是对于各种各样的刺激作出反应。就象反叛性的摇滚只剩下了发泄的“朋克”，在各种各样应接不暇的思潮涌现中，文学与艺术也摇摆在两个极端，或者是先锋性的表现“无意义”的实验，或者是消费性的流行，无论任何一种，都不再具有美学意义或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对抗性。在模仿或承接所谓的“世界文学潮流”中，在中国文学界也涌现出了一批后现代主义的作家，有时对这个先锋派的群体称呼为“新生代”，有时称呼为“晚生代”，其中突出的有苏童、余华和格非，还有乡土化的莫言。即便是在他们貌似写实主义的创作中，更多的也是实验性的话语游戏，而不是对于作为实存的实在性的表达，无论这个实在性是内在的心灵还是外部的客观世界。
如果说，所谓的“先锋”就是要以某种反叛性的激进姿态对待传统性也就是成规性的文本，那么对于后现代主义而言，形式的意义就远远大于内容。抛开旧有的典型人物塑造，情节进展，叙事节奏等等传统主义的成规，先锋式创作就成为了一种流红，或者说是纯技术性的词语操作，在这种词语游戏冒险中，复杂性的句式及叙事最终创造出了一种零散冗长又空洞的效果，与其说是带给读者以阅读的快感，不如说是给读者故意设置阅读障碍。创作者在自顾自地体味着所谓“创造的快感”时也付出了丧失感染力的沉重代价。很显然这样一种自说自话的失语性写作并不能满足读者，无论是从情感体验还是语言的审美方面。
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娱乐与通讯都更多样化也更即时化。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纯文学在自恋式的失语症中持续地丧失读者，随后就是一个文学的转型：过去那样以文本实验及词语历险为时尚的先锋派作家集体转入影视娱乐业。文学及写作便与影视更紧密地结合，就是纯文学本身也表现着速成的流行文化的色彩。这种一种平面化的消费社会的新流行，无论是表达历史还是人心都凌乱不堪而苍白无力。文学失去意义后，剩下的只是文化领域里的阐释与批评，在文化领域中很多思想家也由美学或文化的角度分析过这一现象，古典德国哲学中的悖谬式的辩证，耐人寻味地出来在许多作者的表述中例如德国的哈贝马斯和克鲁格，还有法国人马尔库塞的作品。在他讨论文学与艺术的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例如在《论文化的积极性》中，可以说马尔库塞是在尝试用法语重述德国的传统古典美学，正如在他之前的萨特，在他那本《存在与虚无》中，曾经尝试用法语重述德国的传统哲学，不管是胡塞尔式的还是黑格尔式的一样。依笔者的浅见，德国理念在法国文学与艺术思想中所起的内核性的作用，（这个内核又以法国式的理性特征而非德国式的悖论性表现），这是一个很值得分析与思考的课题。
五，文学在游戏后的迷失与复得——互联网时代身体写作者的实存哲学
从过度政治化的一个极端直接过度到另一个极端，这便是“游戏人生”。对现代性的终结以反讽或黑色幽默表达出来，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受到读者欢迎的风格的一个例证是王朔式的京味调侃，以一种低层市民或所谓痞子式的方式表现着一种在政治、经济及文化转型过程中的聚合着种种矛盾的关系。“顽主”的形象或“游戏人生”这个术语不仅是以形容当代流行的文学与艺术的特征，而且在文化学者的文本阐释中也具有了特定的含义。“游戏”或者叫“无目的的自我娱乐”被看作是某种能够超越于单纯的商业化写作与艺术创造，突出于金钱主宰的经验世界之上的又一个可能有无限可能性地玩弄概念与词语的乌托邦，如果这个乌托邦不是以传统性的美与善为标志的话。它是运用自身的否定性，即通过自身的存在来反讽性地谴责这个现存的不适当的世界。它以模棱两可地既不肯定自己也不否定自己的方式，而以整体性的姿态对于世界及其存在具有了一种巨大的批评与否定，如果说这一姿态在社会和历史的结构性问题中还不能体现它对于现存世界的伦理及政治性的干预力，那它在对于个体性存在方式上已经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用简洁的话来说就是：在他们看来，“身体”的写作渐渐有了胜出“心灵”写作的意义所在。
从个体性存在的情感出发，女性的写作占有更自然的优势，女人的身体到波伏娃所谓的《第二性》，即便是哲学性的存在问题，肉体的表达比语言也更有优势。从卫慧《上海宝贝》中读者从性与情感的描写处，还能体会到作者对于存在及存在之意义的某种思考；那么到木子美的性爱日记《遗情书》，肉体就从词语性形而上的摹写更多地回归到形而下的实体本身。到从上述角度分析，近来流行的“身体写作”，从并不仅仅是一种个性的张扬或长期性禁锢性压抑之后的解放与放纵。身体之于心灵，恰恰是传统形而上学思考中肉体与精神，存在与本质的辩证关系。由肉欲到属灵，既是一种辩证法的历史性的扬弃，也是一种由暗昧到自觉的自律性的实现，不过在今天这种自律性在被不断地消解而已。这是暗昧使得存在先于本质抑或本质先于存在，变成了一个死结。要解开这个结，就要求我们诉诸另一种对于文本的阐释，从未曾充分叙述的词汇出发，把词汇及肉体本身当作一种结构性概念的“符号”。在此，自体或代表身体之根本的性，是以喻体或形象的符号呈现出其所指的心理意象，作者所的传达的不仅仅是某种感官印象或外在的形象，而是意义或观念，只不过这种意义或观念是以无意义，无所表达的颓废而表现出来的。
六，肉体的疏离还是精神的异化？——从哲学和语言学来看个体存在的历史性
人之存在，首先是作为现时现地的局限性的个人的存在，以这个肉体性的我而活在有限的为他所不自知的世界中。在他运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前，他的肉体已经在本能地感受一切。当头脑在思索永恒，肉体却在受伤磨损或细胞更新中不断新陈代谢，可以说作为个体性存在的人是通过肉体而获得他的历史性。身体写作是提供了在整个文化领域内被符号化的抽象的理念人，再度与一个能指的真实物体相连，这个物体便是他的肉体。同样考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潮，便能从存在主义或实存哲学中找到这种写作的哲学渊源。
能指或所指的关系，便是表象与意义的辩证。按存在主义的观点，当获得有关一件事物的观念或思想时，就在某种意义上以概念的方式等同于这个所指称的对象，这一指称，也从自在的存在性本身变成了自为的存在，从而使之丧失其纯洁性。对于肉体的理解也是如此，一个人在内在自觉中维持着一个完整人格的感觉时，当他开始以客观或描述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肉体时，就造成了一种疏离，一种自身与自我的疏离。当人与自己的肉体分开，也就与自己的精神分开，处于这种疏离或异化下的人，会对他人，对世界产生同样的疏离感或格格不入感。当他一再强调自己的感觉性存在，强调自己的肉体性存在时，他却会愈加突兀地体会到自己的精神性存在，并以抽象化的方式而回避了肉体性的真实存在。对于以上这个观点，读者诸君只要找来近来流行的一些身体写作的作品，便能发觉在其中这种对于具体化的感性的缺乏，枯燥与概念化的直观感性的缺乏，与思想和意义的缺乏一道，在这类身体写作中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样的无病呻吟的作品没有太大价值，会被大量同类同质的作品所冲击，短时间内很快消亡。
从强调感性反而走到了符号化的抽象的反而。让笔者想到了索绪尔。正是在索绪尔的符号学革命中，把所指与能指的关系，即表象与意义的辩证法看作是同一件事的正反两面。从这个角度，便可以把写作看作是某种直接的符号化漫游或叫符号化的冒险记。在博尔赫斯无穷尽的诗与小说中，他所创造的概念的历险与真实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变得难辨莫伪，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文学化语言的结构奇特的迷宫。如果说身体写作是从客观化的现实世界向某种更私密更自我的感性世界的退缩，在这一退缩中，指涉由客观世界与历史退到生理性的个人及动物化的肉欲。在博尔赫斯式的文本中，语言与其所指完全游离，退缩到一种词语的空间，形成了一种单纯指向自身的自我指涉性，而这种单单指向自身的指涉最终是主体与客体的一道瓦解。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