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武昌起义
由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特别是同盟会举全力发动的第十次起义的挫折，使大多数革命党人对武装推翻清政府的信心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就在大家心灰意冷、几近绝望之时，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城内新军哗变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武昌起义由是由文学社与共进社共同发动的。
关于文学社的历史，前面已经有过详细交待。这个组织不隶属于同盟会，但与同盟会有联系。这个组织与当时存在的其他革命组织最大的不同是：组织严密，不务虚名，潜在、慎重、扎实地做湖北新军的发展工作。诚如当时有人所说：“湖北党人，自成风气，类皆埋头苦干，不以外貌相夸耀者也。”正是因为他们做了长期扎实的工作，武昌起义能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全凭士兵自发起来，并一举成功，实非偶然。
共进会由部分同盟会会员组成，是同盟会的一个下属组织。其成员多为日本留学生。他们在1908年到武汉设立秘密机关，主要是联络会党，企图立即发动起义。由于会党力量不受约束，起义计划不能实现。其在鄂活动停顿下来。到1910年下半年，该会在继续联络会党外，也开始做新军策反工作，他们在文学社的地盘中发展自己的成员，双方因此还有些摩擦。
由于文学社在新军中有雄厚实力，共进会要发动起义，还得同文学社合作。
经几个月协商，1911年8月，两组织决定合并。9月24日，举行联合会议，有双方各标、营的代表共六十余人参加，讨论和决定起义计划，并确定军事和政治的负责人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有说是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在武汉的主要负责人孙武（湖北武备学堂出身，当过军官，参加过唐才常的起义，曾到过日本）为参谋长。推刘公（也是共进会在汉主要负责人）为总理，并预定起义成功后任湖北省都督。刘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生，家庭富有，共进会在武汉活动全靠其提供的五千两银子。
起义日期原定10月6日，后延至10月11日。然而风声已泄，官方加强了戒备。同盟会总部认为须汉、沪、宁三地同时发动才有把握。黄兴也有十一省同时发动之说。这些说法传到武汉，更使得一些领导人犹豫不决。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内制造炸药起火、爆炸，引来俄国巡捕搜查。孙等人逃走，相邻的刘公住地被连带搜查。刘公逃脱，其妻、弟等人被捕。俄方立即将搜出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物连同被捕人员送交清朝官方。当夜蒋翊武所在机关遭军警袭击。蒋和部分人员逃走，但有多人被捕。包括军事筹备员的刘复基、彭楚藩和送炸弹的杨洪胜。被捕的人中有坚贞不屈者，也有立即叛变者。官方从搜出的文件和变节者口中知道了革命组织的全部情况。
湖广总督瑞澂宣布戒严，调巡防营、守卫队、教导队分途搜捕，并要各标、营按名册清查新军中的革命分子。
当时镇守湖北的张彪第八镇和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共有一万八千余人，已有一部分由端方率队入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而分驻武昌城外的兵力有十四个营，约七千人，其中三分之一参加了文学社等组织。这十四个营中，有的营多半是满洲兵，革命力量很小。
当晚，驻在中和门内的第八镇工程兵第八营营房首先发生士兵哗变。为首者熊秉坤。他们打死几个军官，夺取营房中的弹药，抢占储有枪炮弹药的楚望台。起义士兵有三百余人，其中多数未参加革命组织。占领楚望台后，他们议论纷纷，秩序很乱。熊秉坤虽在革命组织中内定为营党代表，但掌控不了局面。有士兵将躲藏起来的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找出来。士兵们，特别是临时参加的士兵们要吴当总指挥。吴曾是日知会干事，但以后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熊秉坤顺应了多数士兵要一个军官来指挥的情绪。这样，吴兆麟成为起义军的指挥。
毕竟当过军官，吴指挥上已有章法。他命令一部分兵力警戒附近与革命为敌的部队，同时派人去同其他有革命力量的部队联系。这时城外的工程兵和辎重营中也有部分士兵发动起来。三个炮兵营几乎全体士兵和城里的第二十九标、三十标各一百余士兵，还有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近百人，知道起义消息后也起而响应。他们都集中到楚望台。炮兵营的兵士还拖来三门大炮进城，加入起义队伍，更使军心大振，士气坚定。
当天午夜，集中起来的起义军向湖广总督署发起进攻。在楚望台炮声响起之后，武昌新军各标、营中更多的士兵参入到了起义队伍。许多营级军官见部队不稳，各自躲避。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开始还企图镇压，并亲手杀死一个进行联络的革命士兵。后见无法控制局面时，便躲到一个参谋家里去了。然而并不是所有部队都参加了起义。有的被所属军官控制，有的观望，到天明时，参加起义的部队人数约三千人。
由于起义军缺乏坚强的统一指挥（吴兆麟实际只能指挥工程兵第八营），进攻督署时开始遇挫。他们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开炮击中督署。瑞澂等官员携带家小细软，打破督署后墙，出城逃到长江的一艘兵舰上。起义军经三次反攻，终于在天明前攻占了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渡江逃往汉口。藩台的衙门也差不多同时被士兵占领。
经过一夜，到了10月11日早晨，武昌已经在起义士兵的掌握中。
不过，这些取得了胜利的士兵们没有坚强的领导者。同盟会的领袖或在海外（孙中山在美国，他于十日前接到黄兴电报要求汇款接济，因筹款困难，孙正打算复电黄兴，请其制止新军即时起事。到了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在旅途火车上读报时，方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所以他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或在上海（宋教仁），或在香港（黄兴）。发动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带头人都不在现场。总指挥蒋翊武10月9日脱险后离开武昌，参谋长孙武负伤后在汉口一家日本医院里，预定的都督、总理刘公也躲到汉口。蒋是起义第五天后回到的武昌，刘公和孙武甚至更晚一点才出头露面。
没有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的宣传、组织和没有前赴后继的斗争，没有文学社的扎实工作，不会有1911年10月10日的起义。然而，一夜之间的胜利是革命士兵自发取得。他们取得了胜利，却为自己的经验所限而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凡是有过从戎经历的人都知道，如果让一个士兵去指挥一个班，算是优秀士兵；如果让其突然去指挥一个排就会非常勉强。因为指挥是一门艺术，需要一个历练过程。要驾驭一个大都市或者一个省，最低限度应是一个有过长期带兵经验的杰出团长。因为按军队编制，团一级是一个独立作战单位。职责所系，作为团长需要独立处理许多事务，其思维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就同一般下级军官不一样。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武昌起义后，由士兵自发组织起来（其指挥者的最高职务不过是连级）从而夺得一个省会城市，要想控制局面谈何容易！
即使懂点军事、领导过几次起义的黄兴到场，也难以统束起义队伍。军队的上下级关系需要磨合，黄从未在军中担任过任何职务，也没有带领过正规部队与敌作战的经历。在湖北新军中又没有自己的骨干人物，面对突然蜂起的纷乱局面，非这支部队的的原统帅难以驾驭。再说，旧式军队（新军虽然有部分人接受了革命思想）要改造成真正属于革命党的新式军队，还有一个较长的锤炼过程。这如同后来的中共军队一样，虽然最初有叶挺的独立团部分人马作班底，但在开始的头几年仍不是军阀的对手。如果没有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的锤炼，中共的军队无论如何是夺取不了天下的。因此，起义后的兵士不得不强迫自己的上级——本来是反对革命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的统领黎元洪做湖北军政府的都督。也正因为同盟会没有在湖北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架构，所以只好将旧体制内的谘议局作为解决新政府问题的机关，并选原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民政部长。原来商定的军事和政治负责人蒋翊武、孙武、刘公都未在起义过程中露面，即使他们中任何一个被提名，也不可能得到一致赞成。
这里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选举都督的同一天，还成立了谋略处。谋略处共十五人，为首的是蔡济民，是一个新军排长，文学社成员，起义时，他是二十九标中的革命士兵的带头人。其余的，除几个排长外，都是士兵。他们是文学社或共进会成员，多是起义第一夜中的骨干分子。在最初成立的军政府的四个部，都是有名无实。如被推为都督的黎元洪，实际是被士兵们软禁在谘议局里，他既怕附和革命被朝廷杀头，又怕不顺从革命而掉脑袋。他在谘议局里不言不语，既不敢拒绝担任都督，但也不出任何主意，对于用他的名义发表的文告不表达任何意见。汤化龙在起义者给他民政部长头衔时，他也没有推辞，但也不就任，他和他的朋友们还处于观望之中。因而，谋略处实际上是军政府的核心。在军政府成立之初，这个政权能否成长巩固，不说旧官僚、旧军官、立宪绅士，就是革命党中原有的领袖也没有把握。谋略处的十几个人都是没有政治经验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不自觉地掌握着革命政权。在新政府最困难的阶段，在他们的决策下打退了反对革命的军官的突袭，对分散在武昌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实行镇压，炮击长江上的清军兵船，巩固了武昌局势。同时，谋略处还决定扩充军队，成立四个协，城乡民众参军踊跃，五天即已足额。四个协统是吴兆麟、杜锡钧（原三十标的一个起义胜利后投诚的营长）、林翼支（原四十二标的士兵，文学社会社员）、张廷辅（原三十标排长，文学社会社员）。接着又成立了第五协，协统由熊秉坤担任。
新政府一开始确有新气象。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军官和军政府办事人员一律每月“仅支车马费二十元”，“士兵每月支十元，头目十二元”。军纪很好。兵士们意识到自己应当同旧军队有所不同。社会上有了讲平等的空气，不许叫“老爷”“大人”，不许坐轿。汉阳兵工厂正常开工，积极生产枪械，供应民军，商会为军政府代筹经费。
在武昌起义后一周，清政府派出讨伐军到达汉口附近，谋略处部署民军阻击，并得到农民和铁路工人支持。新军虽然缺乏训练，但打得很勇猛。10月19日，将敌逐退到离汉口四十里的滠口以北。初战告捷，大大鼓舞了武汉军民。
原处观望的旧军官，见到新政府站稳，纷纷出来投效革命。由于军官缺乏，他们都被录用，有些旧官僚政客也跑出来投效黎元洪，为黎出谋划策。革命党人中的头面人物也出来了。蒋翊武回到武汉，他担心不是黎元洪当都督，而是黎是否肯承担职务。从上海来的居正，是同盟会会员，又是共进会领袖人物，还来了同盟会会员谭人凤，都是知名人士。他们一到武汉，就同汤化龙一流人结合。刘公、孙武也相继到武昌。所有这些人都认为黎当都督是适当的，并无一例外地把黎是否真正愿意当都督看成是成败的关键。
至此，黎元洪逐渐积极起来。10月16日，黎登坛祭告黄帝，誓师阅兵。居正与汤化龙一起编制《湖北军政府内部组织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在17日产生了各部部长，湖北军政府正式成立。根据这个条例，将军政府称为都督府，都督是军政府的首脑，被赋予很大权力。都督府设四个部：司令部（总长由都督兼任）、军务部（部长孙武，副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共进会会员）、参谋部（原第三十标标统杨开甲为部长，吴兆麟为副部长）和政务部（部长汤化龙）。政务部下设外交、内务、财政、司法、交通、文书、编制七个局，都由原谘议局的议员们主持。由此可见，这个新政府的政务部完全归立宪派的地方绅士控制，参谋部交给了旧军官，只有军务部在革命党人手里。
谋略处于17日起不再存在。其成员一般地不再在武昌军政府中起什么作用。他们中有些仍在军界活动的，在民国初年先后直接或间接地被袁世凯、黎元洪杀害。
10月26日，军政府又作一次改组。司令部改称军令部，原来的政务部所属的七个局，除文书局外，皆改称部，再加上原有的军务、参谋二部，共为九部。由政务部分化出来的六个部仍由立宪派绅士掌握，军令部部长由黎的亲信杜锡钧担任，参谋部也仍由旧军官担任。这样，革命党人只掌握军务部一个部。军政府的都督的“僚属”中有秘书、顾问和稽查员三种人：秘书和顾问“由都督自行任用”，而“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请都督任命。”在这个稽查员制度的基础上不久又成立了一个总监察处，由刘公担任总监察。其不由都督任命而有权干涉都督，意在限制都督权力。但实际上，总监察处不过是徒有虚名，丝毫不能扭转政权和军权逐步完全落入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势力之手的趋势。
武昌起义之所以爆发并取得成功，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事件，就是被孙中山称为“辛亥革命先声”的四川保路运动。
收回路权的运动，是以民族资产阶级的商界为活跃力量。他们要求收回清政府已经出让给列强的路权，创立商办公司，准备用自己的资本来修筑铁路。1903年，广东、湖南、湖北三省绅商成立组织，主张废除清政府同美国的合兴公司订立的合同，把铁路收回商办。随后，已经由清政府卖给列强的京汉、津镇、道清、沪杭甬、川汉等铁路预定通过的各省，也纷纷发生收回路权的运动。这之中尤其以四川的保路运动最具影响。
四川在中共建政前，虽无一寸铁路，却在1903年即已成立了铁路公司。这个公司由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发起，开始是官办。1907年改为商办。公司的计划是修建东起宜昌，经万县（今万州）、重庆而西达成都的铁路。并先后募集资金一千六百余万元。掌控公司的是少数与官方有联系的绅士。
1911年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政策，“干路均归国有”，“支路仍归商办”，从前年批准的干路各案一律撤消，规定全国包括四川在内的干路商办铁路公司必须清理结束，这就与把持铁路公司的绅士发生了严重的利害冲突。这些绅士们不甘心失去公司这个财源，害怕清理账目暴露出公司财政中的弊端。清政府的所谓国有其实是将铁路主权出卖给列强，这就使他们有了号召群众起来反对的理由。
5月21日，有关的绅、商、学界头面人物在成都的铁路公司举行股东会议，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谘议局的议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为该会正副会长。他们利用铁路局的经费，出版报刊、散发印刷品，向全省各地派出演讲员，还派人到外省和进京进行联络请愿。
他们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即要求废除清政府同四国银行团订立的合同，使铁路不致落入外国人之手。他们特别申明：“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借款，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这样，他们的就赋予这场运动以强烈的反对卖国、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主义色彩。
他们善用策略，“坚守破约保路之主旨”，不必涉及其他问题，把“卖国贼盛宣怀”（时任邮传大臣）作为集中攻击的靶子，以示不反对整个清王朝。他们将已死的光绪上谕中“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写成对联，张贴于各家各户，并在街心设光绪牌位，一早一晚焚香礼拜。同时，还在文件中规定：“本会所最重者，一在防暴动，二在有秩序”。
七月初一，成都全城罢市、罢课，省城外地也都纷纷成立保路会，以颜楷为会长，张澜为副会长的川汉铁路股东会七月初九发出通告：“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上兑，未解者不必解。”他们提出的最高口号是“川人自保”。
七月十五日清晨，四川总督赵尔丰突然将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等九人拘捕，致使矛盾激化。当日中午，几千群众拥到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被拘者，赵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三十余人。从此，四川各地的保路运动越出了温和的绅士领导者们所制定的轨道。
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很多是在川势力很大的“袍哥”会党分子。赵尔丰制造成都惨案后，成都附近各县的同志会就以会党分子为主力武装起来，号称同志军，个别同盟会会员也加入其中。赵尔丰用武力镇压各地进军成都的同志军。虽阻止了同志军攻入成都，但无法平息全省各处的骚动。同盟会会员龙鸣剑领导一支同志军与赵的部队战斗于仁寿、成都之间，龙病故，余部由另一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带回荣县。从日本回国不久的吴玉章是同盟会派来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的，他同王天杰等人一起夺取荣县政权，宣布独立。此事发生于武昌起义前半个月。
正是由于保路运动的如火如荼使得清政府穷于应付；也正是四川的保路运动的激化升级，使得清廷于9月9日急忙调遣驻镇湖北的端方火速率兵前往镇压，才使得武昌清军兵力相对空虚，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时机；也使得起义暴发后，由于反革命力量的相对薄弱而成功。
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将清王朝置于枯草干柴之上。四川保路运动又再次降低了这些柴草的燃点，武昌起义就成了点燃柴草的火把。腐朽不堪的满清大厦就要化为灰烬了！
（未完，待续）
成都读书会书友 焦 鸿
2006．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