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导，2006年9月25日，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了中央通报市委书记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免除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此消息一传开，顷刻间震撼了上海滩，震惊了神州大地。真是人心大快，人们一片喝彩之声。
陈良宇是因上海的社保资金一案而落马，涉案的官员尚有上海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秦裕，社保局长祝均一，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孙路一，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执行董事韩国璋，上海富商张荣坤、周正毅等一批人及他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和亲属。三年前富商周正毅被判刑时即有小道消息传闻陈良宇可能有问题，此一说法现在终于得到认证了。
中央一位领导干部说：“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腐败分子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心理上后悔莫及”，这些话听来真使人痛快高兴。人民一直希望铲除腐败，现在中央把陈良宇拉下马，说明中央的反腐败是动真格的，人民是真心拥护中央英明决策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以来，贪污腐败就不断滋生蔓延和发展，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腐败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从八十年代第一个被枪毙的贪官原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到现在的陈良宇下台，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诸多的社会问题。下面，笔者也想就某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浅见，与热衷于关心社会问题的诸君讨论。
一、贪污腐败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毒瘤：
人类社会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贪污和腐败都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外国离我们太远，我们姑且不去论它。就以我国为例，在古代贪污腐败官吏早已有之。早在春秋时代所编的《诗经》中就有“大风有隧，贪人败类”这样的诗句。宋代的大清官包拯说“贪者，民之贼也”。可见贪官污吏自古以来就是客观存在的，他们祸国殃民，人民对他们充满了愤恨。
中国自古代社会以来的历朝历代，几乎没有不出现贪污现象的朝代。即使在吏治清明的唐代“贞观盛世”也出现了濮州刺史庞相寿贪污案。到了宋、元、明、清各朝，以及随后的国民党时代，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无怪乎我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王亚南说：中国的官僚政治史“实是一部贪污史”。笔者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仅从清代以来贪污腐败的典型案例，就足以证明这个社会毒瘤的根深蒂固和对社会的严重危害。
清代是官场贪污腐败最为严重的朝代之一，民间历来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零花银”的说词，就足以证明这个时代官场贪污腐败之盛行。其中最大的贪官要数和珅，他曾任军机大臣20年，贪污受贿十分惊人。据《清史稿·和珅传》记载，在嘉庆皇帝宣布和珅的20条大罪状中，涉及财产罪有8条，贪污受贿之银子共计22亿多两；清钱泳《履园从话》说：和珅财产超过20亿两，两者的说法基本上相同。据史料记载，乾隆31年（1766年）大清帝国全年税收仅5000万两白银，而和珅贪污受贿数额如此之巨大，相当于大清数十年的税银收入，这是惊人的天文数字啊！可说是历代官场最大的贪污受贿案。
历代的官场如此，就是历代的农民起义，一旦取得了政权，贪污腐败也如官场一样的横行无忌。
近代史上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从1851年1月金田起义开始，到1864年天京陷落失败，历时11年。它的早衰早亡，撇开政策上和军事战略上失误这些原因而外，重要的原因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从农村进入城市后，挡不住贪图享受和腐败之风的诱惑，而且上行下效，愈演愈烈，终于导致百万大军转瞬间冰消瓦解。
洪秀全在初创拜上帝教时所倡导的“天下男子全是兄弟辈，天下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在起义开始时与劳苦大众同甘苦共命运，为穷人谋利益；一旦进城后这些思想早就忘得一干二净，贪污腐败之风迅即蔓延开了。
就以洪秀全本人为例，他拥有的妻妾有准确的数字，早在金田起义不久即有15人，一年后太平军打到永安（今广西蒙山）就有32个女人，到天京（今南京）后有88个女人，超过了历代封建帝王三宫六院72妃的人数了。
太平军打进天京之后，据史料记载，在大兴土木的同时，天京诸王权贵也上下争奢赛富，竞相大搞华丽排场，如舆马定制，从基层管辖25人的“两司马”乘4人抬黑轿开始，层层加大。
东王杨秀清每次出行要乘48人抬的大黄轿，前后仪仗队伍数十里，像赛会一般。而天王洪秀全在宫内有美女牵的金车，宫外常备64人抬的龙凤黄舆，宫内专设典天舆一千人，典天马一百人，还有典天锣、典天乐……等等，奢侈至极。
天朝各官在穿戴装饰上更是追求华丽奢侈之风，互相争奇斗艳，一冠袍可抵中人之产。天王洪秀全的金钮扣和八斤重的金冠，更是无价之宝。
朝里朝外文武各级官员31万多人，冗员闲差，坐享荣华，很快把库中掠夺来的金山银海挖空吸干了。
由于腐败引起内部争权夺利，杨秀清以下官员2万人死在韦昌辉、秦日纲等人之刀下，后洪秀全又捕杀韦昌辉。是荒淫腐败葬送了太平天国，这个教训是颇令后人深思的。
进入民国时代，不论是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还是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年代，甚至在八年抗战中，贪污和腐败都是普遍的现象。在国民党时代，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政权，国家的一切经济都被他们垄断了。他们通过发行公绩、增加捐税、通货膨胀、外汇管制和买卖黄金、实行专卖制度、统购统销等多种手段来收刮民财，聚敛财富。以四大家族的首富孔祥熙为例，此人在广东革命政府时就任财政厅长，蒋介石统一中国后，先后任中国银行总裁、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他通过滥发纸币，垄断金银买卖，举借内外债等办法聚敛大量财富，迅速成为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首脑。就是在抗战期间，他也利用国家资本壮大自己的企业，从事投机舞弊、套汇走私等种种不法行为，在重庆和大后方控制了庞大的企业集团，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囊括了大量的财富。
国民党的官员上下腐败成风，贪污受贿日甚，人民怨声载道，这个政权没有不垮台之理。
到了1949年共产党夺得中国大陆政权之后，尽管毛泽东宣称的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为人民翻身求解放”，号召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胜利了，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轰击，然而贪污腐败之事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50年代初被镇压的大贪官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的案例。在其后的二十多年中（1980年之前），抓出的贪官虽然远不及现在之多，这是与那个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致使生产落后，经济不繁荣，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是有关的。即使这样，贪污和腐败之事也是时有报导的。在此期间，一些官员们从农村进到了城市，生活特殊化、官僚主义、利用职权腐败之事也是时有所闻的。特别是×××大搞阶级斗争，把许多学者、作家们的著作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加以禁固，不准出版，不准人们阅读，连许多古典文学名著也在禁固之列，而他自己的文章和语录则大量出版，并一版再版，各单位都是公款买他的书，人手一册，在此期间他所获得的稿费究竟有多少，也许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贪污腐败”吗？
到了80年代，中国开始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策，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很快经济上即显示出可喜的成就，对此人民是满意的。然而，随着国门的打开，随着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并不断取得惊人的成就，诸多的社会矛盾就伴之而出现了。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贪污腐败之风的蔓延，简值是成了系统，上了轨道；二十多年来，已经暴露的腐败官员至少在数十万人以上。据中纪委发布的数字，仅2005年就处分了11万名党员干部，占党员总数的1.6%，这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了。在这11万名被处分的干部中，贪污受贿的有11071人，其中送司法机关处理的7279人。要知道这7千多人是掌握实权的各地方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可见当前官员们经济犯罪的普通性和严重性。
这些贪污腐败的干部，从科级到县处级、厅级，省部级，以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都有。从王仲、李乘龙、卢万里、王纯、刘晓明、林福久、马德、从福套、马向东、苏凤娟、武振国……等等，大批处级、厅级贪官，到省、部级以上的贪官如胡长青、成克杰、王怀忠、李嘉廷、张国光、刘长贵、陈希同、陈良宇……，如此众多的贪官这不能不使所有的中国人感到事态的严重和忧虑。
就以最近揭露的贪污腐败案件来说，除上海陈良宇一案外，全国各地都有不少腐败的大案要案。从下面的几个案例就足可以见各地官员贪污腐败之一般。
据媒体报导，湖南省郴州市揭发出了贪污腐败的窝案、大案。
市委书记李大伦与妻子陈立华共同受贿，涉案金额1325万元，家庭存款高达3200万元。对此，湖南省纪委和检察院的官员们说：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作案手段特别狡猾，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案件性质特别严重。
副市长雷渊利，受贿949.5万元，贪污18.74万元，在被审讯时他发出感叹：“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言外之意还有11位比他大的贪官没有被网住，此话是否属实人们只能等待进一步的揭露。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索贿受贿案，先后利用分管矿山的权力，疯狂攫取私利。利用宣传部长的职权，充当“矿难新闻灭火队”，大发矿难财；利用职权干预工程建设，从中获得回报。他的涉案总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是李大伦案牵出的一条大鱼。
此外，涉案的还有市纪委书记曹锦春、国土矿山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杨秀善等158名党政官员和企业老板，都和李大伦案有染。有人形容这是郴州政坛上发生的强烈地震。挖出这些贪官，郴州人民无比的高兴，无怪乎他们燃放鞭炮表达喜悦之情。
有四川省第一贪官称号的乐山市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靠卖官和受贿，涉案金额高达3189万元，这对于一个西部地区贫困县来说，确实是令人震惊的大案了。
买官卖官是当前社会现实中严重存在的问题。掌握各地方、各部门实际大权的党委一、二把手或者组织部门负责人，他们大搞权力暴利和政务神密，导致买官卖官现象累累发生。贪官们甚至按照官职的大小及其含金量来定价出售或购买，几乎成了一些地方官场的“规则”。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向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支付了80万元买官投资后，逐年回收了600多万元投资回报，利润率高达600%；原绥梭县县委书记李刚向马德行贿开支50万元，得到县委书记的官帽；之后他依靠受贿所得210万元，获得400%的丰厚收入，净利润达到300%。
仅从以上的这些古今的腐败案例，人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贪污和腐败，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朝代共有的社会现象，是与人类社会“长期共存”的社会毒瘤；是不会以人们的个人主观愿望而存在的客观社会现实。人们只有面对它，并设法监督它、制裁它，把它的危害减小到最低的程度，这是应该而且也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二、历代的反贪反腐成效是甚微的：
贪污必定会伴随着腐败，这是历代社会无数的事实证明了的。面对不断滋生的贪污和腐败，历朝历代都是有惩处“规则”的，有的惩处并达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严酷程度。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均有“肃贪”之举，且杀了不少的大小贪官。如明朝的皇帝朱元璋，他的反腐手段在历代帝王中是最烈的。他把贪官抓来剥皮，然后做成响鼓以警示整个官场，这种严惩的手段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清代的雍正皇帝反贪也是著名的，手段也十分严厉。雍正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动手整肃贪官。对贪官不但抄家追赃，更有不少贪官被“斩立决”，而且是“腰斩于市”，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雍正其后又提出了多项反贪、防贪的政策措施。例如“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及“养廉银”制度等，连同他的反贪之举，这在当时是起到一些震摄作用的。
到了国民党时代，贪污腐败猖獗，到了全社会和人民都不能容忍的地步。国民党当局也反贪反腐，但那只是做做表面文章而已，并不敢动真格的。如抗战胜利后，贪污腐败已泛滥成灾了，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即反贪反腐），结果是只抓出了一些低级的官员和不法商人，当打倒大官僚、大买办资产阶级头上就打不下去而失败了。如蒋经国查封的一家公司为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所有，搞到四大家族自己头上了，还能打得下去吗？
明、清两代的反贪反腐，手段虽然严酷残忍，但收效也甚微，最终贪污和腐败是越来越猖狂，大明王朝和大清帝国都相继而亡了。就国民党的失败而言，除了他反人民的独裁专制制度而外，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贪污腐败而亡的。这些历史的教训是应该引起国人深思的。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贪污贿赂犯罪显现出了它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并且有越来越明显的行业特点。大量的贪污贿赂犯罪集中发生在公共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短缺、垄断程度高、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和部门。这些行业和部门的贪官往往是数千万元以致上亿元的大案。至于那些挖国有资产的墙脚，搞地皮发财，买官卖官，制假售假……诸多的腐败更是数不胜数，防不胜防了。
经济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贪污腐败越来越猖狂，而反贪反腐的也越来越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从党纪政纪处分，到判刑，以致判死刑也不在少数；虽然反贪反腐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始终不能有效的遏制贪污腐败的势头，这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里确是叫人难以理解的。
在当今的世界上，贪污和腐败各国都有，这本不足以为奇。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贪污和腐败理应比别的国家少，程度要轻才是对的，是起码的要求；为什么我们的贪污腐败要比外国普遍而且严重，这实在叫人不可理解了。这些被揪出来的腐败官员，他们大多是掌握一方大权的领导干部，是共产党员。在入党时他们都是高举左手在党旗下宣过誓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和人民”，怎么在金钱和女人面前都一个个的打败仗了呢？这确是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