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两件事情特别引我关注：一是香港巨富霍英东先生的“临终箴言”，二是李泽楷先生关于推进香港民主进程的态度。
霍英东原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0月28日在北京病逝。有消息说，霍英东临终前，向中央有关领导人留下了“临终箴言”；全国政协整理后，11月初，在政协党组、港澳办、统战部、侨办、中联办等单位，作了内部传达。霍英东虽然不靠中共政府的俸禄生活，但仍然言出必谨，以“再想一下”、“待思考好”等托词，多次婉拒中共代表的“征求意见”，直到临终前，才说出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箴言”：“要提的问题，中央是掌握的，也是社会上都在议论的：政府部门、干部都在搞‘私’的，影响很不好。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日渐没落，国家的前途就会多事。我常常自思难解：共产党不怕西方制裁、封锁，不怕西方军事威胁，为什么怕以法治国、以法治党，怕社会、人民舆论监督？以法治国，才能长治久安。共产党、政府要到社会中、到人民中多听声音，了解问题，要让人民政协能起到参政议政监督共产党、政府的作用，我看百利而无一弊。要让人民表达、发泄声音，有好处。”
日前，李泽楷伙同19名资讯科技界人士，竞逐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席位，向业界出宣传品，以“齐心争取真民主”为题，向中共争取民主；又和其中6名成员另行发出宣传单张，表明关注政改问题，希望新一任行政长官加快香港民主进程。
李泽楷是香港首富李嘉诚的次子，人称“小小超”。李泽楷这次在政治问题上不向中共靠拢，高调支持加快民主步伐。对于李泽楷近期抗拒中共的表现，资深传媒人分析，这反映新老一辈富豪在经营及民主理念上的差异，其中也涉及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虽然事件仍有待观察，但中共插手干预香港的民主进程与经济事项，只能令港人更加反感。
理念上的差异无疑非常重要。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对于“理念”随着利益转的常人，特别是商人，情况更是如此。霍英东的“临终箴言”和李泽楷的民主诉求，背后都有利益的驱使。所谓利益，自然不限于物质利益。那么，是什么利益关系，恰在此时催生了变化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与香港“爱国”的资本家，进入了合作求利的蜜月期。对大陆“无主”资源的掠夺，以及对下层劳动者的超经济剥削，形成高额利润。权力和金钱结盟，瞄准的就是这些高额利润。但是，可供掠夺的“无主”资源毕竟有限，而随着下层劳动者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抗争力量的增长，抑制着超额利润增长的势头。当超额利润上升到自己的极限时，下降的趋势遂不可避免。在权力和金钱的联盟中，除了形成越来越多的大陆资本家加入分利联盟，权力本身也跟着迅速膨胀。超额利润逐渐减少和分利者不断增加，必然在分利集团内部产生矛盾。而在权力和资本组成的分利联盟中，处在主导地位的权力，无视伦理底线和市场规律的程度，远远大于资本家。资本家知道并且接受利润受市场规律制约的现实，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往往较有弹性。但掌握权力的官僚就不同了。和资本家的财富比起来，他们的财富是通过权钱交易凭空得来的。这种“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暴发户心理，一天天变得更加跋扈，不但把权力的利益刚性化，而且胃口越来越大。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必然要损害资本的利益 ，导致金钱和权力之间的蜜月产生裂痕，分道扬镳成为必然之势。霍英东先生和李泽楷先生，都曾体验过这一类切肤之痛。
据媒体报道，霍英东与共产党打交道的深刻矛盾，典型地表现在“一个公章可令你破产”这句话中。与李嘉诚同辈的香港富豪中，跟中共打交道数十年，霍英东算是典型的红人，心中的窝囊却也难以启齿。霍英东对中国捐款超过50亿元，但“作用是很小的”；珠三角到处可见的“霍英东体育馆”，只是贴在官员脸上的一小块金片；在番禺和南沙投资四百多亿元，不过养肥了一大群贪官。堂堂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内地却受尽鸟气、任人宰割，有冤无处诉。
霍英东的投资“一分钱也收不回来”，其中的苦楚与尴尬，实难启齿。倾吐他遭中共当局敲诈、打压、排挤和作弄的文章，也是在多年后才由他的顾问何铭思撰写，在《信报》刊出。如霍英东曾购南沙一块地皮，准备建船厂，红线图上盖满了广州市政府32个公章。岂料动工在即，竟连接广州市政府13个文件，说那块地另有他用，原合约“不妥”等。霍仰天长叹：“当头十三棒！一个公章就可以令你破产。”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霍曾在北京两会上说：“我参与国内改革开放事业义无返顾，不走回头路。我已年近八十，还有何求？我只想藉此机会，再次提醒：市场运作靠法律保障，法律靠信誉支持。如果没有信誉，法律还有什么用？”
李泽楷毕竟从小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教育，对于共产党压制的忍受能力，远逊于他的父辈。1994年，他创立盈科数码。2000年，他打败新加坡电讯，收购了香港最大的电讯企业，合并为电讯盈科。这宗交易的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中国银行牵头的银团提供的110亿美元巨额信贷。但正如凌锋先生所说，现在共产党给你好处，将来你一定要回报的，你不回报的时候，你就很麻烦了，你就会失掉很多自由。不过这种“回报”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滴水之恩，要你涌泉相报，永无完时。
2005年，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所控制的中国网通，高于市价入股电盈，成为第二大股东，进一步渗透香港电讯市场。
然而电讯盈科的股价却不断下挫，从2000年全盛时期到现在，下跌了95%。善于买卖的李泽楷，似乎急于想出售手中资产，转战其他领域。
今年6 月，电讯盈科证实两家外国公司——澳洲的麦格斯(Macquarie)银行以及美国新桥(Newbridge Capital) ，有意收购核心资产，作价在550亿至600亿港元之间。这是一个不错的买卖，但立即遭到第二大股东中国网通的高调反对。网通是一个国企，其态度代表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一直很在乎电讯由什么人控制。期间，中国网通通过新华社发出声明，“不愿意看到由香港人拥有和管理的电讯盈科公司或其主要资产的状况发生任何变化。”官方喉舌《大公报》等也发表评论，公开指责李泽楷玩弄手段，占尽便宜，甚至暗示会提出诉讼，阻止外资收购。这样，本来一宗利好的商业买卖，结果不是按照董事局或股东的方式去批准，而是演变成一场政治化事件，引起香港各界的关注。在北京的打压下，原本“想为小股东谋福利”的李泽楷，最终被迫停止向外资售卖资产。“小小超”没想到和中共联手，会搞到今天这样被动的局面。出售未果, 电讯盈科的股价还不断下挫。饱受打压的李泽楷失望之余，四处寻找新的买主。这时，父亲的老朋友，和中共关系非常密切的香港金融家梁伯韬提出斥资92亿港元入股，从电盈母公司——位于新加坡的盈科拓展中，收购李泽楷持有的22.6%的股份，成为电盈最大股东，令这宗让北京头疼的收购案得以暂时摆平。虽然外界对梁的收购资金来源颇多揣测，李泽楷一直以为父亲没有参与其中。然而11月中，梁伯韬公布参与收购的财团, 其中包括李嘉诚基金会。这消息让李泽楷非常恼火。新加坡的监管机构最终裁定，由盈科拓展小股东投票，决定是否接受这个收购。投票前夕，英国《金融时报》头条报导，指出数月前中共港澳办主任廖晖亲自介入，反对外资购买电盈资产。有人指，此乃李泽楷主动向传媒报料，似乎下定决心要摆脱中共以及老父的影子。11月30日，电讯盈科小股东在新加坡的股东大会上，以大比数否决了梁伯韬这宗交易。至此，李泽楷又拿回了电讯盈科的控制权，对结果表示满意。投票表决不到一星期，李泽楷再次登上报纸头条，正在竞逐特首选举委员会资讯科技界议席的他，向业界发出宣传单张，以“齐心争取真民主”为题，向中共争取民主。据知，中联办曾透过李嘉 诚施压，劝李泽楷不要出宣传品支持民主。李泽楷稍作让步，不提2012年普选问题，但宣传品还照样出。
如果国有公司网通能像澳洲的麦格斯(Macquarie)银行以及美国新桥(Newbridge Capital)那样出资550——600亿港元，收购电讯盈科的核心资产，大概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但在这件事情上，中国政府不可能“不惜一切代价”。因为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太多了。“不惜代价”是一回事，掏起掏不起代价又是一回事。之所以掏不起，是因为可以掠夺和剥削的资源本来就有限，在疯狂的掠夺剥削下，不但日益收缩，而且遇到强烈反抗。于是权力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就“违背人们意志”地激化了。
中国大陆的学校课本，总是教育学生说：“资本家的本性就是惟利是图和损人利己”，好像他们为了利益，什么都可以做，人格和尊严都不惜拿去做交易。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即使在共产党编写的课本上，也把民主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各国的资产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方面，厥功甚伟。《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消灭等级制，而共产主义革命则要消灭阶级。但在事实上，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不但没有消灭阶级，而且使等级制以最自私、最丑陋、最卑鄙的方式复活了。无孔不入的官僚特权制度，实际上就是最坏的现代等级制。霍英东先生的400亿投资仅仅养肥了一群贪官，李泽楷的电讯盈科生意被搅黄，都是官僚等级制在作祟。资本家和权力的结盟只能是短暂的，一旦超额利润的空间缩小到一定程度，这种“神圣同盟”就会解体。除了获得利润，资本家还必须付出人格和尊严的代价。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可能为了哪怕是巨大的物质利益而长期付出人格和尊严的代价。老一辈的香港富商霍英东、李嘉诚等人，之所以愿意与共产党合作，除了超额利润的诱惑（其中有些不过是画饼），也是听信了“将来会好起来的”（民主、法治、人权）这一类承诺，未必是本身的怯懦或奴性使然。如果霍英东能天假以年，有一天他也会在健康条件下，勇敢地提出民主、法治诉求，而不会永远软弱迁就。
香港资本家的民主诉求仅仅是一个信号，它是整个中国经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先兆。在大陆，由于超额利润空间的收缩，政府和资本家的矛盾也在逐渐尖锐化和公开化。新兴的资本家富裕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权力觊觎的猎物。亿万富翁牟其中、仰融等人的入狱或被迫出逃，就是典型的事例。没有民主和法治，资本家的利益不但得不到保障，而且越是富有，危险就会越大。因此，惟有民主化才是资本家的根本利益。有了民主，不但每一个愿意并且善于赚钱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资本家；已经成为资本家的人，其权利和财产也都能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在没有民主的制度下，即使亿万富翁，顷刻之间也会变成一文不名的阶下囚。适用于每个人的“欲加之罪”，随时都在等着你。
90年代，当工人最初遭遇工厂破产，吃饭成为问题时，一些工人打着“我们不要民主，我们要吃饭”的横幅，到党委门前请愿，梦想投靠专制权力，对疯狂掠取原始积累的资本家施压。结果遭到正在与资本欢度蜜月的权力的冷遇或镇压。几经挫折，下层人民逐渐认识到，没有民主，他们的吃饭问题就难以解决。当工人农民忍受盘剥时，资本家与权力结盟的兴味正浓。他们没有喊出来的口号似乎是：“我们要赚钱，我们不要民主。”但现在霍英东和李泽楷先生们终于认识到，没有民主，他们不但赚不来钱，已经赚到的钱也会丧失。
民主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资产阶级的参与，仅仅依靠下层民众争取民主，总显得孤立无援，希望渺茫。因为下层民众的民主要求虽然很坚决迫切，可惜力量不足。有了资产阶级的参与，与下层民众和政府内部的开明力量结合，必将有力地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这就是形势比人强，就是中国目前正在形成的新的历史潮流。它虽然尚非划时代的，但它必将发展为浩荡之势，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2006-12-22
（作者说明：本文首发于《争鸣》2007年第一期，有删节。此次为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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