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关，最怕看到的是两类新闻：煤矿爆炸和民工跳楼。怕的原因也有两个，一是频发的事件让人感觉世界没有指望，二是想到事件当事人及其家庭的遭遇，便有感同身受之痛，毕竟出生于社会低层人家，从自身和亲友的经历中，不乏绝望之感。
多数中国人的生存是艰难的，对很多人来说，春节，是一年中少有的几天轻松快乐的日子：打牌、看电视、贴对联，另外，过年了，“谁家还不吃顿饺子？”尤其是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半城市化运动中的农民工们，或许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到家中，拥抱分别一年的妻子，抚摩因生疏而显得有点怯生生的儿女。他们低贱，但也是人，具有人的一切情感需求。
元旦刚到，春节还有点远，但如往年一样，又开始见民工跳楼的新闻了。据《现代快报》报道，2006年12月30日10点左右，29岁的民工刘某爬到南京双桥门一栋24层楼的楼顶平台上，赤裸上身，欲以跳楼这种方式讨回自己的工钱，经过记者与警察的努力劝说，两小时后民工刘某放弃了跳楼。警察随即将刘某护送下楼，带上警车。警察表示，警方会督促厂方及时支付民工工钱，但警方也要追究刘某的治安责任。
对于民工以跳楼的方式讨薪，不能将责任完全推给本届政府，我们应实事求是地看到，在胡温上台执政以来，为了降低濒于爆发的社会矛盾，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低层生活，如：免费农业税、废除收容遣送、强制关停部分不达标煤矿以及温家宝总理亲自为重庆农妇熊德明追讨工钱等。
发生在今日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场规模巨大、涉及面广泛的全方位变革。经济大潮的引擎启动之后，谁也难以预料社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最终完成这场转型，但法治建设的滞后和六四之后整体社会道德的急速滑落，使转型变革演化为混乱无序和难以预期后果的复杂局面。这样的转型之痛，首当其冲地由社会低层承担了，相对而言，无论什么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只要得到较好的落实，弱势者相对于强势者的受侵害程度，就能受到约束，毕竟法律大致确定了人和人的平等关系，但在没有法治的、或者说法律秩序混乱的情况下，相较于权力和金钱的力量，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是无法奢谈公正平等的。另外，流民式的异乡生活，也使民工很难具有足够的社会人际联系来抗衡侵权。
我有过帮民工讨债的经历。我的一位堂兄，表面上是小包工头，领了七八个民工在城里找活干，事实上仍然是一个民工，要亲自动手干活。年终算帐时，工钱算出来了，但是要钱没有。面对手下民工的压力（多是家乡父老亲友），他只好动用家中的积蓄，先行垫付了部分工钱，春节一过，就回到城里讨债。找了建筑公司的上级部门，也找了劳动仲裁部门，都没有收效，建筑公司的经理暗示，要先给他个人好处费才行。可我的堂兄试探了一下，要价太高，没法向手下民工交代，于是找到了我，他听说我有同学在新闻部门工作，希望能让记者去给曝光，“当然，”他说，“让记者去吓唬他一下就把钱拿出来最好。”身为草民，又有工钱在人家手里攥着，把事闹大自然不是他的目的。我于是打电话联系同学，约好一个时间在办公室见面，同学答应安排手下记者去工地采访一下。可是，到了约定的时间，堂兄却失约了。他没有手机，也没有其它能够联系上的电话，弄得我又急又气。第二天，堂兄又来找我，“兄弟，算了吧，建筑公司的经理听说我找记者，已经把话说明了，‘除非你找来《焦点访谈》记者，其它都没用，记者来我可以不接受采访，我也可以当面对他说好话。我可以对记者答应得好好的，但记者走了，我有的是办法不给你钱，你还得求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还让记者去做什么？我想好了，我弄炸药炸他去。”我当即加以阻拦，并告诉他，我会尊重他的选择，找不找记者随他，但不要采取极端手段，大不了就送点钱给经理算了，你要想一想你家中还有几个孩子，你死了你的家庭也就完了。说了半天堂兄才冷静下来，一言不发地离开我家。
为了帮堂兄讨债，我对民工追讨欠款的难度有所体验。理论上说，民工讨还工钱的渠道是很多的，比如去劳动部门反映、去法院告状、乃至于可以去政府信访部门上访，但在实际操作中，都不具足够的有效性，所以，弄到最后，只好靠中央政府和温家宝总理采取近乎于搞运动的方式，短期性对地方政府和施工单位施加压力，但这并不是长效解决方案（即便这样，也只能部分解决问题，建筑公司对我我堂兄的恶意欠薪，就发生在温家宝总理为民工讨债的“风头浪尖”上），出身社会底层的温家宝总理可能怀着对民工的朴素感情来帮民工一把，但温总理离职之后呢？
在西方，自洛克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家，突出强调了劳动在社会财富以及人的权利形成上的意义，劳动价值并曾被马克思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劳动价值的理论争议很多，但通过劳动形成权利的概念，在西方自由主义者当中，是一种被认同的基本共识。如果劳动形成的权利不被尊重，甚至被任意剥夺，那就是一种典型的财产权侵犯，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根本认清民工欠薪现象大量存在的实质危害性。
在现实层面上，当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了城市化的步伐，当基础建设和商业楼盘开发雨后春笋般地立项开工时，如果让所有的民工欠薪问题都走向法律诉讼，那是完全不现实的，那样一来，法院工作人员24小时工作也忙不过来。而且，对于小额欠薪，除了“秋菊”这种虚构的个性人物，现实中的农工谁又有足够的韧性把追讨进行到底呢？
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欠薪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理论上加深欠薪是侵犯人权的认识，也就是说，欠薪尤其是持续欠薪是一种违反犯罪行为；其次，必须强制推行民工工资月结制度；再次，赋予劳动部门以强制执行权，对连续两月以上欠薪，被警告后不积极设法发放的，劳动部门应有强制项目停工的权力——没钱你就别上项目；最后，对走向司法程序的欠薪诉讼，败诉者应无条件承担诉讼费用，无条件补偿民工因欠薪造成的经济和精神损失，并承担高额罚款（法院工作人员也挺辛苦的，罚两个钱发过节费也会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当然，以上并不是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完整方案，事实上，社会的法治环境是一个整体，在整体法治水平低下的时候，要取得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不太现实的。也许，随着年关的临近，我们还要被迫看到一起又一起的跳楼秀，一起又一起的“自杀秀”（不否认其中一部分是用跳楼之举吸引社会关注目光，并非真要自杀，但若非出于无奈，谁会大冷天脱光膀子玩跳楼游戏呢，跳楼可没蹦极那么好玩）。
无奈和无力感，不正是我们面对现实的真实处境和感受吗？
当2007年春节临近的时候，据说，GDP还在迅速增加，股市也一反多年的熊态走牛，看上去一派繁荣景象，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准备工作想必正在加紧进行，盛事歌舞的彩排一天紧似一天，而装饰精美的大楼外面，北风吹雪花飘，寒风刺骨中，黄时仁和杨白劳都快吃年夜饭了，让我们为民工兄弟送上祝福吧，希望今年少一点跳楼秀的新闻，希望每个民工都能带着笑容平安回家。
2007年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