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晚清的政治轨迹
闭关锁国的清朝政府，自1840年被列强打开国门后，由过去的妄自尊大到不得不向洋人学习，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而清廷最终不肯放弃满族皇权统治的既得利益，始终维护其极权专制的政治体制，是其必然灭亡的根本原因。
就具体而论，清朝政府所以一步步走向灭亡的不归路，从外部原因讲，（一）列强不断的接踵入侵。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定，大量土地被割让，巨额赔款须付出，以及租界地的开辟，大清国沦入了半殖民地深渊。到《辛丑条约》签定后，清廷实际已经成为列强的看守政府。（二）太平天国长达十四年的农民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尽管起义被平息了，随之又出现了洋务运动，似乎有一个“同治中兴”的迹象。然而，纵观中国历史，凡是有过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政权，即使当时未被推翻，也会从此走向衰亡。（三）伴随列强的进入，民族矛盾上升，使得由来已久的满汉矛盾进一步加剧；随着满清政权的日益腐败，部分官员和上层知识分子也出现了改革政治的迫切要求。（四）既是外部也是内部原因的是：以康梁为首的立宪人物的压力，以及朝野人士的响应。尽管康梁并不是要推倒清廷，但其主张的君主立宪是要清政府结束皇权专制，使满清皇室成为英国式的有名无实的象征统治。（五）革命党人的活动。大量的宣传，不断的起义，多次的暗杀，使清王朝始终处于惊恐之中。虽然没有一次起义酿成巨大规模，但是每一次起义都好比在给病弱的骆驼背上添加负荷。到了武昌起义，尽管规模不过武汉一地，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短短两个月，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政府实际已经名存实亡。
清朝灭亡的内部原因：（一）巨大的财政压力。每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与之相伴的是数额不菲的赔款。一个《马关条约》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即相当于日本国十九年的财政收入之和，相当于清政府两年半的财政收入。为了付清赔款，清政府只好向其它列强借贷政治奴役性贷款；一个《辛丑条约》生效，加上39年清还的利息，共达九亿八仟二百万两。此外，加上各省地方赔款，总额超过十亿，大清国子民不分男女老少人均头上分摊白银达二两多，只好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税（内地关税）为保证。因为还有旧债未清，清政府又向各省每年摊派二千万两。在一个农业收入为绝对来源的国家，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其压力可想而知。（二）技术层面的学习。从开始对洋夷的幼稚愚昧认识，到上层汉族官员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再到戊戌变法时提出政治体制改良，这一过程，一方面反应出国人认识的不断进步，但与此同时，另一方面这些认识和举措又在一步步地动摇传统的皇权专制体制的根本。随着这些认识的日益深化和普及，朝野上下要求改良政治的压力就会与日俱增，加上最现实、最直接的威胁是革命党人频繁的暴力活动，使得清政府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三）明为改良，实为拖延欺骗。本来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清政府面前有一条化解各类矛盾的正确选择：就是认清大势，顺应潮流，实施真正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出于对既得利益的不愿放弃，出于极权专制的本性使然，清政府以慈禧为首的实权人物，先是镇压改良派，后又愚昧地利用义和团，企图靠这场野蛮排外运动“扶清灭洋”，结果导致十一国列强打入北京，慈禧也被迫逃往西安 ，签定了中国历史上赔款最多的《辛丑条约》。残酷的事实终于让“老佛爷”有所清醒；内忧外患也使得这位血腥镇压改良运动的刽子手在戊戌变法七年之后重新同意改革。然而，慈禧毕竟是守旧势力的总代表，其骨子里仍然是个极权专制的人物。她所以迟迟疑疑地同意“变更政体”的请求，不过是两害相权择其轻的无奈之举，是有先决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害，则必决意实行。”换言之，只有在确保满清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政治改革。1905年慈禧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就是为了查明这一点。即便如此，慈禧在“宣布立宪”时，还特别规定预备期为十五或二十年。
1906年，清廷为“预备立宪”改革官制。表面上宣称“不分满汉”，而在军机处各部中，军机大臣和各部尚书共计十三人，其中满族贵族七人，蒙古贵族一人，汉军旗籍一人，汉官僚则仅四人，显然有排汉倾向，大大招致了汉族官员和立宪派人士的不满。之后，清廷又将立宪预备期承诺为九年。在所谓“筹办立宪新政”的名义下，各地官吏借机加大苛捐杂税，贪墨营私之风益形蔓延，百姓所受的剥削更加沉重。作为对立宪派的让步，清廷宣布建立资政院和各省的谘议局。1908年，宣布谘议局章程，规定各省都要在一年内把各府、州、县的谘议局成立起来。当年逃往海外的梁启超以为时机来临，于1908年初将他的政闻社社员派往上海，出版刊物，设立办事处，加紧同各立宪团体的的联系。可是，就在这年七月，该社及成员即遭查缉。清庭搞的是假戏，梁却当真戏来演，当然不会有好结果。清廷的虚伪由此可见一斑。而最反应其立宪本意的是其在1908年8月27日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这个大纲共二十五条。其中“君上大权”计十四条，“附臣民权利”计九条，正如清政府自己的解释：“立宪、行政、司法则皆总揽于君上统治之大权。故一言以蔽之，宪政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以保护臣民也。”（见《光绪新法令》第二册）。
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慈禧相继死去。由于从事立宪运动的绝大多数是汉族官僚士绅，在满族贵族眼里，所谓立宪运动就等于是汉族向统治者分取政权的一种手法。因此，溥仪的父亲载沣摄政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提出“变更政体”的袁世凯罢黜，令其回彰德原籍养病。
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相继成立，为立宪派扩大了活动园地。于是，由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倡首，向各省发出通电“速开国会，组织内阁。”1910年1月，“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向清廷第一次请愿，被朝廷拒绝。六月，各省谘议局代表联合各省立宪团体和商会举行第二次请愿，分上十封奏折，又遭拒绝。9月，资政院成立，全院共有议员二百人，“钦选议员”和“民选议员”各占一半。资政院内，立宪派开始成立党派，主要有“宪友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三个集团。其中由国会请愿同志会发展成的“宪友会”较为活跃，该组织以雷奋、徐佛苏为首领，孙洪伊、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林长民等为骨干。由于资政院的成立，各省谘议局代表又举行第三次请愿。托资政院代奏，产生一些效力。虽不曾促使清廷即时召开国会，但也迫使其不得不下诏缩短“预备立宪”期，宣布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在国会召开前，先行设立内阁。
1911年5月8日，清廷下诏改官制，其责任内阁任命各大臣如下：
总理庆亲王奕劻 协理那桐徐世昌
外务大臣梁敦彦 民政大臣善 耆
度支大臣载 泽 学务大臣唐景崇
陆军大臣荫 昌 海军大臣载 洵
司法大臣绍 昌 农工商大臣溥 伦
邮传大臣盛宣怀 理藩大臣寿 耆
这个内阁一经成立，全国哗然。在内阁总理、协理和各部大臣十二人中，属满族贵族的达八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而八个满族贵族中，皇室又占七个。在整个大清统治的二百多年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象这么多的皇族和贵族的专权擅政的现象。故此内阁实际上不是一个责任内阁，而是一个“皇族内阁”。这样一个内阁表明，清朝统治者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制，而是倒行逆施，退回到一小撮皇族、贵族绝端集权专制的道路上去。
与此同时，清廷又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借“国有”为名，下令各省已经准交办之铁路干线一概“收归国有” ，准备大规模将全国铁路彻底出卖。5月20日，由邮传大臣盛宣怀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二十五款”，将川汉、粤汉铁路出卖。于是，全国掀起保路风潮，而领导风潮的核心组织就是各省谘议局。武昌起义后，在纷纷独立的各省中，大多数省份政权落入谘议局之手皆缘于以立宪派人物为主的请愿活动和保路运动。
本来作为体制外的革命党人的频繁暴动起义，使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自顾不暇。作为体制内的立宪派人物掀起的请愿活动和保路运动，又使清政府后院起火。腐朽透顶的清朝大厦，只须再加一点力就会轰然坍塌。
（未完，待续）
成都读书会书友 焦 鸿
2006．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