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理论构建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实践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在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我们才可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和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创建和发展中国的新的自由文化。
对“中国自由文化”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理论上的正确解读，首要的和最关键的在于准确把握“中国自由文化“ 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即本质属性，其核心问题是：究竟什么是“中国自由文化”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我认为，“中国自由文化”是指与御用文化相对立的，不屈从和依附于官方意志及思想，坚持自主、独立品格及意识,以及自由主义精神和观念的文化，亦即代表和反映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弘扬的意识形态成果；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则是在中共专制统治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创建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中国自由文化”的一场清醒、自觉的实践活动。“中国自由文化”从《诗经》、《离骚》及先秦诸子百家时代开始早已有之，而且经年历月、源远流长，具有深远的历史和丰厚的积淀；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则是在当代中共专制统治的新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逐渐产生、形成，并由袁红冰先生所明确提出和倡导的，既继承了以往“中国自由文化”的历史传统，又鲜明地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对共产主义专制体制及思想，包括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采取鲜明批判立场，以创建新的“中国自由文化”为核心目标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化复兴运动。
今天，无论是“中国自由文化”还是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其精髓都是与共产主义的官本位专制意志和观念相对立的，建立在“民主、科学、人权”、“人本位”理念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想。这是我们在把握“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和参与其实践活动中，须臾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
然而，我在拜读近期某些关于“中国自由文化”和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论述文章时发现，一些论者对“中国自由文化”和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甚至对其本质属性的科学探讨相当地忽视，因此对“中国自由文化”和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表述缺乏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他们不是从内在的精神实质、而是仅仅从外在的形式上去确定和阐述、诠释“中国自由文化”和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这就模糊、混淆了“中国自由文化”和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质的规定性，从而容易使人们对“中国自由文化”和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产生一些不准确，甚至不正确的理解和认识。
譬如，将 “中国自由文化”概括为“当代中国大陆的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在野写作、密室写作、反叛写作、体制外写作”（张嘉谚：《悲烈星云 长夜波涛——略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等等。这就混淆了“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外延同内涵，而且用外延取代了内涵，因而客观上就必然导致扭曲了“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本质属性。
毋庸讳言，“中国自由文化”的相当大部分成果是通过例如“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在野写作... ... ”等等方式产生的；但同时也不应回避这样的事实：“中国自由文化”并不是“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在野写作... ... ”等等写作方式和状态的必然的和唯一的结果，“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在野写作... ... ”等等写作方式也并不是“中国自由文化”的本质属性，它并不能反映“中国自由文化”的内在精神实质，也并不必然导致“中国自由文化”。因此，以“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在野写作... ... ”等等某些外在的写作特征来概括、界定“中国自由文化”，就会模糊、混淆“中国自由文化”的质的规定性，使人们对“中国自由文化”产生歧义和误解。
“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在野写作... ... ”等等方式可能也可以产生“中国自由文化”的成果，但又不尽然；同时它也完全可能、可以产生非“中国自由文化”的，乃至反“中国自由文化”的成果。另一方面，“中国自由文化”的成果既可能是通过“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在野写作... ... ”等等方式产生的，但也可能不是，而是通过其它方式产生的。归根结底，判断、鉴别写作成果是否属于“中国自由文化”，要看作品是否体现和代表着“自由、民主、科学”的先进思想、观念和精神，而非仅仅凭其写作方式和途径。即使是通过诸如“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在野写作... ... ”等等方式写作产生的作品，如果并不是体现和代表着“自由、民主、科学”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而是相反，那么，它不但不是“中国自由文化”的典范，而恰恰可能是中国文化的糟粕，以至是“中国自由文化”的劲敌。因此，“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在野写作、密室写作、反叛写作、体制外写作”等等写作途径和方式不应成为概括和界定“中国自由文化”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依据和标准，更不应作为“中国自由文化”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定义。
“中国自由文化”必然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和时代进步趋向以及文化健康发展的新观念、新思想的体现，而且也必然对整个民族的文化的进步、繁荣及民族精神的提升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和产生深远的影响。而采用或处于“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在野写作... ... ”等等写作方式、写作状态的写作者，有的的确是新观念、新思想的代表，有的却并不一定就是新观念、新思想的代表。当然，前者的写作成果是新观念、新思想的体现，属于“中国自由文化”的范畴；后者的写作成果则不是新观念、新思想的体现，不宜归入“中国自由文化”之列。
从历史上看，在政治较为清明、宽松、开放的时期，作者们可以自由地或较不受限制地发表自己的思想主张的情况下，主流文化的写作当然就不会呈现 “隐态”之类方式和状态，譬如先秦时期和唐朝。那些时期的“自由文化”处于主流地位，但显然不能以“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在野写作... ... ”来涵盖。
而当社会剧烈变动之际，倘若是在一种较为进步的或较为开明的新政权、新体制取代一种代表衰败势力或没落思想的旧政权、旧体制的情况下，采取或处于 “隐态写作... ... ”之类方式、状态的，则往往是那些衰败势力和没落思想的代表、那些顽固坚持维护旧制度、旧政权的遗老遗少及保皇派们。其作品不过是没落时代的哀鸣和挽歌，或是对社会进步、变革的愤懑和怨恨，当然与“中国自由文化”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相去甚远。
即使是一种守旧的甚或腐朽、没落势力当政，思想禁锢较为严厉之时，进步知识分子固然大都只能处于 “隐态写作”状态，而与当政派别、集团存在矛盾或争权失败，被当政派别、集团剥夺了当政权力，被排挤出权力核心的其他腐朽、没落势力、派别或集团，往往也不得不采用“隐态写作”的方式进行写作。前者的写作成果属于“中国自由文化”，而后者则不是。
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当代“中国自由文化”诗歌的发轫者黄翔，其诗作的巨大价值和意义，并非在于“隐态写作”，而在于其诗作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正统诗歌的独特的思想和表现手段，而呈现出一种前无古人的、惊世骇俗的个性张扬和反叛现实的力量，不仅给予读者巨大的感染与震撼，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当代诗歌，乃至当代文化所产生的极大的冲击力和深远的影响。正如他所宣称的那样：“请把我的骨架竖在当代中国的诗歌祭坛上，向‘艾青’和‘艾青’们所代表、所象征、所包含的全部思想和文化意识挑战！”“我将从死亡中发出我的声音：在诗学竞选中，我将是一切‘正宗诗人’当然的竞选者和必然的战胜者！”可以这样说，从黄翔开始，中国当代文学才有了真正的诗歌；而其诗作思想和表现上的影响，无论是对读者还是诗坛，都将是会是几代人的。从目前中国网络上的某些先锋派诗人们的“就是让你们不舒服！”的宣言中，我们不是就会想起黄翔的诗句：“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1966：《野兽》），可以感到黄翔诗作精神对诗坛的传承作用和巨大影响吗？
而相比之下，另一位被许多论者推崇为“朦胧诗”的开创者，与黄翔创作时间相近，六十年代中期即从事诗歌创作的诗人食指，虽然那时的写作也处于“隐态写作”的状态，但其作品不但在艺术语言、表现手段上较黄诗相去甚远，而且在总体思想倾向上所表现出的，是对红卫兵运动的留恋与哀挽，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继承革命传统”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颂扬和鼓吹。恰恰是一种与专制体制相一致、而与社会进步相抵触的正统意识。与黄诗在精神境界上有根本性的质的差别，我们很难将其归入“中国自由文化”当中。请看食指三篇成名作之一的《献给红卫兵战友》的诗句：“一套毛泽东选集/贴身放在火热的胸前/一枚毛主席像章/夕阳辉映下金光灿烂/一身洗白的军衣/曾跟从父母经受烽火的考验/一条军用皮带/又伴随孩子历尽风浪的惊险... ... 精神的船啊划着意志的桨... ... 我们正踏进留着鲜血的战场... ... ”当遇罗克、林昭等民主志士正因为自己的思想从专制暴政的监狱走向刑场，当黄翔这个反叛诗人正经受着“一个时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只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的时候，食指此时极力歌颂的却正是遇罗克、林昭和黄翔们全力反叛、抨击的，这个罪恶吃人时代的思想观念。其诗中流露出的对现实的不满，不过是文革中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导致的红卫兵“革命造反”被利用过后的一种失落和愤懑，一种对充当专制御用工具的缅怀、向往而非反思和批判情愫。在精神实质上，食指诗歌同中共专制正统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此，黄翔的诗歌能够向我们揭示血淋淋的真实的现实，并给予我们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复苏、觉醒的启迪，食指的诗歌却不能——其充斥篇章的虚幻煽情，反而是对残酷的现实的掩盖和粉饰，也是对读者思想精神的麻醉。因此，仅凭食指诗歌同黄翔诗歌都曾处于“隐态写作”状态就将二者混为一谈是不适当的。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文章对食指诗作的极力推崇和拔高，客观上有意无意地适应和帮助了专制当局压制、淡化和极力抹杀黄翔及其作品这种真正的“中国自由文化”精品及其影响的需要和意图。
中共政权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到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社会主义”,再到江泽民的流氓化巧取豪夺“社会主义”，直至目前的伪善庸人哲学“社会主义”，经历了几个演变阶段，但其专制独裁的反人民、反民主、反社会进步的本质并没有改变。然而，并非专制当局的所有的反对派一定是自由民主新思想的代表，也并非所有的反对的声音和意识都值得肯定，都能代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精神。譬如，当前一些坚持所谓“正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遗老遗少们，虽然对当局的一些具体政策存在不满，但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同自由主义精神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并不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实现社会的真正民主，而是怀恋毛泽东专制时代，坚持更加反动、落后的专制意识，要将社会拉向倒退，恢复以往的原始旧专制制度。因此，基于这种思想、主张之上的写作，无论是否是“隐性”的，都不但不可能属于“中国自由文化”，反到是“中国自由文化”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和绊脚石，而且迟早必然会同“中国自由文化”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进行势不两立的对抗。
另一个方面，即使是一些体制内的学者，倘若能够坚持自由主义的思想精神和民主主义的良知，不与专制主义同流合污，并能在文化专制的夹缝中，不畏艰险、寻找机会，顽强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纵然其写作并非是“隐性”的，但这种声音仍然是属于“中国自由文化”的，而且是“中国自由文化”十分难得的组成部分。例如：中共延安时期写《野百合花》的王实味、中共建国后写三十万言书的胡风、以及在长期的压制下顽强思索和写作的顾准... ... 等等，我们还是能够举出一长串名字。他们以自己机智、勇敢的“显性”写作，以不惜迫害、乃至流血牺牲的大无畏气概，丰富、充实了“中国自由文化”。他们的写作成果，是“中国自由文化”中宝贵的财富，是不应忽略的。倘若我们将“中国自由文化”仅限定为“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在野写作... ... ”，则必然将一大批这样的战友和同仁拒之于门外。这无异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自我孤立，是不利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发展、壮大的。
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现象的一种客观存在，“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在野写作... ... ”等等毫无疑问值得研究、探讨；但是，以此界定“中国自由文化”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则是有失偏颇的，并且将会降低了“中国自由文化”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层次和境界，甚至影响“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正确方向。我们应以更高层次的视界、更准确的视点，更科学地来审视和研究“中国自由文化”，从而推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更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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