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命的行将结束，生命的弥留之际，暴君们与普通百姓的身体和感受是一样的。就要告别这个熟悉和美丽的世界了，这告别就是永别。这不象是去这个星球的其他什么地方旅游，也不象是去其他外星球旅游，三月两月、十年八载，旅游结束之后，还会再回来。这一离去就不会再回来了。面对这一离去，能说暴君们与普通百姓们对这个世界的眷念和依依不舍会有什么不同吗？于是，这个时候，暴君们也象普通百姓们一样，有了眷念和依依不舍，有了留给这个世界的遗言、遗嘱、遗诏。这个时候，帕斯卡尔的“人是宇宙中一棵脆弱的芦苇”真理，就会显示出人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依依不舍的震撼力。各家高级宗教中，对死去的人生前的追认，对死去的人死亡之后的引领，对其罪恶的超越道德和法律的宽恕与悲悯，也在于此，也在于对永去的人的尊重和温暖爱意。但人类的政治和法律是惩治罪恶，惩治罪恶也是为了减少罪恶，也是为了其它生着的人少受灾难。
“死者为大”、“鸟之将死，其音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人生观和死亡观。其中，也包含和积淀了一个民族对死亡的震人心魄的无可奈何，和对生命的依依不舍与宽恕与悲悯，与温暖爱意。这些，也是人类的人的文化的共色和特色。但是，由于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不同，地位不同，拥有的权力与财富不同，暴君们的遗言、遗嘱、遗诏与普通百姓们也就不同了。中国暴君毛泽东的遗诏，与中国百姓们的遗言、遗嘱不同，也与中国古代暴君的遗诏有相同与不同，还与伊拉克暴君萨达姆的遗言、遗嘱不同。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因为对伊拉克人民犯下的罪恶，被伊拉克法院判了绞刑。从法律角度和社会正义角度讲，是罪有应得。但其遗言、遗嘱、遗诏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却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死亡的震人心魄的无可奈何，和对生命的依依不舍与温暖爱意，有着惊人的相似。
因为判了绞刑还没有执行，萨达姆还有时间牵挂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还有时间给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留下真诚劝告的遗言。遗言中写道：“我希望你们放弃仇恨，因为仇恨无法让一个人变得公正，仇恨会让你变得盲目，关上所有思考的大门”。如果撇开萨达姆的罪恶不讲，萨达姆的这个遗言表达的就已经是真理了。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其真诚劝告和牵挂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也是中国人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善。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善与牵挂，还是要重于真理，重于泰山。遗憾的是，萨达姆在当总统时，没有这样做，也没有这样想。萨达姆的善与其牵挂，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才来到，是迟了点。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不是宪政国家的总统，萨达姆就是伊拉克的帝王和暴君。毛泽东也不是宪政国家的国家主席，毛泽东也是中国的帝王和暴君。毛泽东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也有遗嘱或遗诏。毛泽东的遗诏是“按既定方针办。”
毛泽东的遗诏与萨达姆的遗言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的遗诏是写给中共党内的，是写给中共党内的接班人的，而不是写给中国人民和国家的。毛泽东一直到生命的行将结束之前，心中也没有中国人民。尽管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后来遭遇政变，毛泽东的遗诏又被改写成“按过去方针办”。但两个遗诏中，还是没有中国的国家与人民。
毛泽东与萨达姆都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犯有滔天大罪。毛泽东对“阶级敌人”的残酷迫害和镇压，并不比萨达姆对伊拉克库尔德族人的镇压更手软更仁慈；萨达姆对伊拉克人民的专制，也不能同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专制残酷相比；萨达姆对伊拉克国家造成的灾难也不能同毛泽东及中共相比。毛泽东与中共控制中国的几十年中，中国有7千万人民死亡于毛泽东与中共的政策和政治运动。而7千万也就等于伊拉克的人民数量。毛泽东在中国制造的7千万人民死亡，在伊拉克就等于灭国。中国暴君毛泽东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犯下的恶罪还不大吗？萨达姆受到了自己国家的法律的惩处，毛泽东一直到生命结束也没有受到自己国家法律惩处与人民的正义审判。这会不会是两个暴君的遗言遗诏不同的原因？因为，生命弥留之际的现实处境不同，也确实和造成遗言遗诏的真诚和狂妄。
如果说萨达姆是在监狱中，使得萨达姆劝告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放弃仇恨，是失去自由的情况下的良心发现，这也是有道理的。但这毕竟还是牵挂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毛泽东牵挂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了吗？没有。如果根据中国帝王时代宫廷中的权力斗争的逻辑推论，毛泽东当时的处境也是不自由的。也比萨达姆在监狱中好不了多少。中国古代的帝王时代，帝王在驾崩之前的弥留之际，也是要受到后宫和内臣们的重重围困、严密封锁，严密监视。外面的大臣们是根本得不到皇帝的病情变化消息，更得不到知道皇帝遗诏的真实内容。帝王也如同在监狱中一样，是不自由的。毛泽东当时的处境也是如此。要不然，毛的遗诏怎么会在其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倒台之前是“按既定方针办”， 倒台之后又变成了“按过去方针办”？而且同样在中国国家的各种新闻媒体上公开的铺天盖地地轰炸中国人民的意识和判断？尽管如此，在中共“红色档案”没有解密之前，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两个遗诏之间，谁真谁假，也不知道这两个遗诏之外，是否还有牵挂自己国家和人民的“第三条遗诏”。
毛泽东与萨达姆都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犯有滔天大罪，两个暴君的遗言不同，肯定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同的影响。萨达姆的“要伊拉克人民放弃仇恨”的遗言，其影响和后果还没有显现出来，还在未来之数。但毛泽东的遗嘱或遗诏给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祸，却已经是事实，已经有目共睹。这就是，中共依然是“按过去方针办”，依然继续无产阶级专政，依然一党专制。
两个暴君的遗言不同，是文化的不同，还是政治的不同？如果以带给自己国家和人民的灾祸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不管是文化的不同还是政治的不同，只要给自己国家和人民带来灾祸，就统统是犯罪。如果说毛泽东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还在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犯罪，这有失悲悯情怀。尽管关怀文化和悲悯情怀和中国政治现实和中共政治文化格格不入，关怀文化与悲悯情怀依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依然福惠中国人民。不管两个暴君的遗言不同，是文化的不同还是政治的不同，只要是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犯罪，对世界人民犯罪，就必须坚决改变。是政治的，就坚决改变政治；是文化的，就坚决改变文化。
2006年12月28日于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