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俪助学行为实际上是合同行为，引起的纠纷是合同纠纷，处理的办法当然应当依据合同法的原理。
合同形式是口头形式；合同类型是赠与合同；合同内容是捐资助学；合同当事人包括捐助人（孙俪及其母亲邓女士）和受助人向海清。
合同的主要条款包括：
一、捐助人承担受助人大学本科四年的全部学费。
二、捐助人向受助人按月提供50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
三、受助人应当按照国家要求完成学业。
四、捐助人还向受助人表示，受助人平时不要太节俭，必要的生活需求如果超过500元可以向捐助人请求追加，不要不好意思。
合同见证人是重庆电视台的记者邱朝举。
以上合同实际上已经开始履行，但在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对合同第四条在理解上有分歧。因为分歧导致争执，因为争执导致履行中止。因此，正确理解合同第四条是解决争议的关键。
笔者以为，对本合同第四条应当视为无效条款。因为：
第一，这一条是孙俪母女在谈妥学费和每月500元生活费之后的客气话，而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中国人都爱面子，都喜欢讲客气话。但是客气话是不能当真的，有时甚至要反过来理解。如果当时签订的是书面合同，相信孙俪母女不会轻易的作出这项承诺。
第二，重要的是，即使第四项内容不是客气话，但在实际上也不好操作。什么叫必要的生活需求？这很难把握。比如手机、手提电脑等等，大多数大学生都有，可以看作是必要的学习、生活用品，但又不是绝对的，没有这些东西也能完成学业。再比如，看球赛、听音乐会，谁能说清楚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从大学生的正常发展来说，一学期参加一两次这样的活动是必要的，但是，连续四年这样的活动一次不参加也并非就不是大学生了。再比如，从生理健康的角度讲，大学生谈对象甚至租房同居也是必要的，但是不谈对象的人一般也病不倒、死不了。所以说，这一条是不好操作的，用行话说，叫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有“重大误解”。既然如此，就应当视为无效条款。
第三，更重要的是，这一条如果成立，助学合同就变成了包学合同，不符合本合同的宗旨，也不符合大学教育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什么叫助？顾名思义，它的意思就是：自己努力克服困难，别人在边上加点力。为什么父母给未成年子女生活费不叫帮助？为什么国家收养孤儿不叫帮助？因为那不符合帮助的原理。国家和社会帮助家庭困难的少年儿童读书、治病等等，表面上是助童，实际上是帮助他们的家长。全包不是助，助不是全包。弄清这个原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中的无效条款是可以撤销的。合同法同时还规定，无效条款的撤销，不影响有效条款的继续履行。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当事人孙俪母女明确撤销她们作出的第三项承诺，当事人向海清也应当承认这一撤销的正当性。不应当继续为手机费究竟多少才合理的问题而作无谓的争执，更不要继续因为争执而相互作道德批评。这一条款撤销后，孙俪母女应当继续履行另外两项承诺，即提供全部学费和每月500元生活费。向海清则应当继续完成大学学业，如果生活还有困难，应当通过打工、借贷等方式自己解决。
建议各界不要继续对向海清作道德审判，因为他先前要求追加资助额度是有合同基础的，是合法的。合法的基本上也就是道德的。
建议各界不要继续对孙俪母女作道德批判，她们仅仅是因为缺少合同法律知识而作出了一个不合合同法原理的、不好操作的无效承诺而已，她们并非不想履行她们作出的有效承诺。
建议各界也不要继续谴责重庆电视台的记者邱朝举，他未经当事人同意在网上公布向海清的求助信确有不妥之处，但是，合同本来是应当公开的，合同纠纷更是应当公开的。即使不在网上公开，也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当然，邱朝举本人也应当停止使用一些耸人听闻的说辞，如什么“恩怨情仇”、“变异的果实”之类的字眼。
刘大生 2006年12月28日于南京求稗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