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是五十七年来中国最好的一次民主化机遇
二，应该客观承认：中国的八九民运彻底失败了
三，中国的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原因
四，深层的原因：真正使得赵紫阳不敢反抗邓小平的是他头脑深处的儒家理念
五，追溯：造成前苏、东国家与中国不同命运的共产国家的不同特点：
（一）前苏、东国家在第一代领导人死后，没有中共那种党内对老资格前辈领导的盲目供奉现象；
（二）前苏东国家没有退休元老操纵政局的现象；
（三）前苏联、东欧共产国家顽固派领导人或军方高层在危机关头没有向自己国家老百姓开枪的凶残兽性。
六，溯源：造成前苏、东国家与中国不同命运的不同的民族历史和传统：
（一）前苏、东国家没有类似于中国那种被野蛮民族彻底征服、长期统治、而且本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特征遭受大破坏的历史；
（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没有儒家传统；
（三）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在历史上是基督教等宗教传统国家；中国则有长期的“内法外儒”历史；
（四）前苏、东国家的共产政权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破坏远没有象中共那样刻毒和彻底；
（五）前苏、东国家没有经历中共国的跛足“改革开放”和权贵私有化。
七，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应该重视前苏联、东欧与中国在一九八九获得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的深刻启示
一，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是五十七年来中国最好的一次民主化机遇
一九八九年是全球共产主义的大凶之年，是人类自由的千禧之年，在这一年当中，天地间突然涌起了一股排山倒海的民主风潮，席卷中国和东欧个马克思社会主义国家，东欧九个共产政权当年就在风潮中倒下，在八九年的民主冲击作用下，到一九九一年底，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前共产国家和亚洲蒙古国全部抛弃了共产政权，原本株枝庞杂的全球共产主义阵营倏尔间竟只剩下中共这棵半老半枯的树干，和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四棵小毒株，其中有三棵将近枯萎。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民主大潮是迄今为止中共国最好的一次民主化机遇，在荡气回肠的四十八天里，中共这个邪教流氓集团前所未有的在中华民族觉醒的正义力量面前仓皇失措、狼狈不堪...八九年的整个五月，在北京，中共黑帮头子们几乎每天都处于一百万抗议民众的包围当中，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三百万以上的民众参加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五月中旬整整有一个星期，中共政权处于瘫痪失控状态，央视的节目第一次被动地实现了“新闻自由”，驻北京军区的王牌军三十八军同情民运，指挥不灵...连当时访华的戈尔巴乔夫都感到：“中共看起来马上就要垮台了1。”
出乎几乎所有观察家意料，中共政权，这个看起来最象当年全球第一个垮台共产政权却愣是没有垮，反倒是中国八九民运期间风平浪静的东欧诸国在八九年下半年风云突变、惊雷炸响，在急风骤雨般的民主风潮中，东欧各国共产政权如多米诺骨牌牌般的纷纷倒下，笼罩在欧洲东部半个世纪以上的有史以来最专制的铁幕竟如阴霾一样，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一九八九年的反共产专制民主风潮发端于中国，在当年所有爆发民主运动的共产国家中，中国的民主运动规模最大、气势最盛、范围最广、持续的时间最长，然而下场却最悲惨：中国八九民运彻底失败了，数千至数万学生和市民被中共屠杀，中共党内自由派被一网打尽 ，各个领域的自由化知识精英骨干分子几乎全部被清洗，赵紫阳上台以来已经开始实施的一些初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如：党政分开、市长负责制、人大旁听和监督制度、党内差额选举制度、预备出台新闻法、建设深圳政治特区，实行三权分立等等，这些措施全部被否定和推翻。“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共重又高举马列毛的破旗，全面加强专治控制，中国的政治体制又倒退回一九七八年以前的状态。
二，应该客观承认：中国的八九民运彻底失败了
中国八九民运的结局是非常惨酷的，在当年爆发反共产专制运动的各国中，中国人民牺牲最大，却连最低的改良结果都得不到。有些人士认为中国八九民运部分地成功了，他们指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进一步放开经济，是八九民运的威慑力所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当时六四的血腥味未散，全国国处在江贼民倒退政策的高压之下，没有可能再发生“动乱”。邓小平一九九二年进行“南巡”，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迫切需要。江贼民上台后，误以为以陈云、李鹏为首的顽固派集团已经得势，奉行左倾投机路线，不仅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大开倒车，而且开始否定邓小平主导的经济改革，这就威胁到邓的权威和政治地位，是邓小平绝不能容忍的。由于在北京已经被部分架空，邓小平只得通过“南巡”来打击陈云、江贼民等人。
二是东欧、苏联的解体给邓小平巨大的震撼，邓小平彻底认识到马克思社会主义道路是死路一条，必须加紧改换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再不放进一步开经济，改善各级官僚的生活、转移老百姓的视线，中共政权很可能步东欧和苏联的后尘，从内部崩溃。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客观承认：中国的八九民运彻底失败了，中国八九民运的失败，不仅断送了胡耀邦、赵紫阳十年治理期间所有的开明政策和微小的政改成果，而且使得中国上层建筑内十多年来积累的进步力量一次性地丧失殆尽，为此后中国的民主化转型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三，中国的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一九八九年各国的反共产专制风潮中，中国民运最为轰轰烈烈，中国人民冲在最前、牺牲最大，却连最低的成果都得不到；一场民运下来，中国人不仅得不到任何成果，连十多年来积累的微小的政制改革成果都丧失掉了，这是不是上天对中国不公呢？
我以为，中国八九民运的失败，不是上天对中国不公，而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结局。
首先来看，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归咎于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领袖中没有有权威、有政治经验的人物；有人归咎于民运参与者觉悟不高，“跪着造反”，甚至把余志坚等泼污毛像的战友扭送中共公安；有人归咎于学运领袖柴玲极端自私、吾尔开西不知进退；有人归咎于中国民众素质不高，工人、农民以及其他行业者没有给民运参与者以有力的支持......
其实，以上的原因都不是八九民运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如果没有其他因素，这些个因素加起来，并不会导致民运失败；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即使以上的负面因素都不存在，民运也不会瓦解中共专制。
八九民运发生的时候，中国民运不可能有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有权威的领袖，因为中共国民运的先行者们--七八年“民主墙”的骨干分子早于一九八一年被中共一网打尽，判处重刑，学运发生的时候，这些人都在牢中，这些人，包括陈泱朝、徐文立、魏京生、傅申奇、刘青等等，都是经历文革洗礼的民运老兵，政治斗争经验丰富、思想成熟、人脉关系广泛...没有这些老战士，中国的八九民运只能停留在无序和冲动的层面，形成不了策略化的统一行动。但中国民运的民运的无序和冲动的并不是民运失败决定性因素，当时参与民运的人数之巨，已经达到了瘫痪中共政权的地步，整个八十年代，因为胡耀邦、赵紫阳在意识形态和管制上采取的开明和宽松的措施，当时中国社会已经普遍觉醒，以致于连中共控制最严的新闻机构和公检法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八九民运。中共要延续一党专制，当时只有镇压一条路，如果没有六四镇压，中共专制将肯定瓦解。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有权威的领袖也不是民运获胜的必要条件：前苏联直到最后阶段，民运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有权威的领袖；罗马尼亚和东德的民运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有权威的领袖。
中国八九民运参与者素质和觉悟不高、“跪着造反” 、把余志坚等泼污毛像的战友扭送中共公安、学运领袖柴玲极端自私、吾尔开西不知进退、工人、农民以及其他行业者没有给民运参与者以有力的支持......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这些负面因素加在一起也不能导致民运失败。因为没有其他因素，即使中国八九民运参与者素质和觉悟很高、没有“跪着造反”、没有把余志坚等泼污毛像的战友扭送中共公安、学运领袖柴玲大公无私、吾尔开西进退有据、工人、农民以及其他行业者给民运参与者以有力的支持...这些正面因素加在一起也不能够决定民运胜利，因为这些“如果”的正面因素加在一起也挡不住中共政权的镇压。柴玲、王丹、吾尔开西等人当时年仅二十岁左右，连生理都没有完全成熟，对他们的苛责是不近人情；学生“跪着造反”的确有辱人格，但也无关于民运的成败，当年学生决不能采取激烈的手段，如果采用激烈的手段，中共的镇压就会更快。如果学生领袖们能够进退有据，将不会发生六四大屠杀，但是中共政权仍然会秋后算账，赵紫阳等开明派会在一九九二年十四大下台，中共全面加强专制管控，民运失败的命运没有大的不同。
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没有能够抓住机会对中共顽固派予以致命的一击。学潮刚开始，学生因为幼稚，一度把赵紫阳作为胡耀邦的对立面加以声讨，但是随着邓小平授意的《四二六社论》的发表，邓小平等元老帮和李鹏集团完全占据了民运的对立面，形势变得对赵紫阳非常有利，赵紫阳从朝鲜回国后，又于五月四日发表了演讲，主张在民主和法制和轨道上解决问题，深得民运群众、中共体制内成员甚至解放军军官的普遍拥护，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也暗中支持赵紫阳、中共顽固派集团当时已经十分被动和孤立，邓小平、李鹏虽然气急败坏地下令于五月十九日开始戒严，但是，奉命戒严的北京军区主力第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第二十九军军长何燕然拒绝执行镇压命令，使得此后整整一个星期，戒严形同虚设。要知道，徐勤先将军和何燕然将军抗命是冒了杀头的风险的，这说明他们是品德非常高尚的人，把良心置于既得利益之上；另外，徐勤先、何燕然之所以抗命，也因为他们感觉当是中国民主化大有希望，期待能与中共高层的开明派能够站出来。
如果中国民运失败，徐勤先、何燕然肯定受到清洗，谁愿意受严惩？人都有顺势求生存的本能，谁愿意去白白送死？徐勤先、何燕然抗命，表明了他们希望民运成功，他们只是两位军长，无法自己成事，只有期待赵紫阳站出来。如果赵紫阳当时象后来叶利钦那样挺身而出，命令徐勤先、何燕然逮捕李鹏集团、软禁邓小平等元老，徐、何两将军必然会坚决执行，心中早有政变算盘的杨尚昆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鼎立支持赵紫阳。
邓小平当时虽然是军委主席，而且有老资格的优势，但是，他因开启经济改革而建立的声望，已经因为家族腐败、镇压八六学潮、罢黜胡耀邦、《四二六社论》受到很大损害，整个北京军区都违抗他的命令；顽固派李鹏集团虽然终于他，但却不掌握军队，一旦军队生变，李鹏集团会立即垮台；邓小平对军队的掌控唯一依靠的是杨尚昆，但是杨尚昆与赵紫阳关系亲密，对邓小平心怀二意。实际上，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的一个星期里，邓小平、李鹏等人已成瓮中之鳖。
眼见处境危急，邓小平、李鹏慌忙从四川、内蒙、辽宁等地调军进京，但是几天之内，远水难救近火，戒严部队士气低落，而且，先头入京部队还被堵截在城外......
赵紫阳如果在这个时候发动政变，清除中共顽固派势力，不仅轻而易举，而且风险很小。当时顽固派骨干分子都被困在北京，将他们一网打尽之后，在中共党内非常不得人心顽固派残余势力群龙无首，会自行瓦解；本来就士气低落的外地赴京部队很容易安抚、调回原处。赵紫阳发动政变的风险，比叶利钦在八一九事件中冒的险小得多。
现在有人把赵紫阳的处境比作清朝光绪皇帝的处境，实际上，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的处境比戊戍变法中光绪帝的处境有利得多：民运期间，赵紫阳受到中共各级官员的广泛拥护、得到北京军区和实权人物杨尚昆的支持；光绪帝的新政在官僚中受到普遍的抵制，他在军中没有实力派人物的支持，惟一仰仗的是康有为等几个没有实权的文官。
在历史的关头，赵紫阳甚至还不如当年光绪帝那样敢作敢为：光绪帝在危急关头还敢拼力一搏，授意康有为等人联络军队发动政变。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在北京军区集团军将官们灼热期待的目光面前 ；在首都百万示威游行民众的赤诚的热浪面前，赵紫阳选择了退缩和逃避。关键时刻，赵紫阳没有勇气站出来振臂一呼，在那个百年难逢的、一击可以倾覆中国反动派全局的大好时机面前，他心甘情愿地背过身去，窝窝囊囊地束手就擒。在上个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关头，赵紫阳的表现不仅不配于一个政治家，甚至不像是一个男人。
作为总书记、军委副主席、中共党内的改革派领袖，赵紫阳的临阵退缩，等于是把抗命的解放军将官交给反动派处置，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紫阳出卖了支持民主的军人；赵紫阳的选择，也辜负了全国数百万爱国民众的满腔热情和期待，他的退缩，使得北京一百万学生、市民的命运完全暴露在反动派的枪口面前，成为任其宰割的鱼肉；赵紫阳的选择，使得中国在六四后大倒退，经历了江贼民十五年的法西斯流氓统治，使得中国在六四大屠杀后，又发生了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运动；赵紫阳的退缩，使得胡锦涛这个比江贼民更反动、更强硬的毛泽东主义者如今大权在握，更加残酷、狡诈地迫害、虐杀法轮功、基督教等一切独立的宗教信仰组织，赤裸裸的动用黑社会流氓手法打压维权、异议人士...整个中国坠入了法西斯黑社会的万丈深渊！
赵紫阳的选择，也害了自己和家人：“六四”以后，他被邓小平、江贼民、胡紧套软禁、折磨致死，他的妻子也受连累，至今没有自由，他的儿女们则被迫夹起尾巴做人。
可见，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关键时刻的退缩，实在是一个害人害己、大错特错的选择。赵紫阳后来在软禁中对宗凤鸣说什么：如果当年他选择政变，就会军阀混战、血流成河...这完全是自我安慰和推脱自己过错的托辞2。
如果当年赵紫阳发动政变，邓小平老人帮、李鹏顽固势力肯定垮台，将不会有六四大屠杀，更不会军阀混战。如果赵紫阳起事，他必然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必然接受示威学生提出的开放新闻自由的要求，他必然会首先推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民主化改革，继而会推行公正稳妥的经济私有化改革，而绝不会搞掠夺式权贵资本主义跛脚改革...中国如果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到今天很可能已经成为欣欣向荣的多党制的宪政国家，台湾也已经回归中国。
由于一九八九年的时候，中央的权威仍然强大，中共各级官僚也远未形成今天这样强大的、与市场勾结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由于在当时，政治民主化改革在党内、军内都是人心所向，当时军队、地方的各级领导很多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决不愿意中国再乱，事实上，当时各省、市的领导班子都在观望，准备闻风而动，如果赵紫阳政变成功，军队和地方决不会不服从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央，决不可能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
当时，赵紫阳不可能不知道退缩的后果。他于五月十九日凌晨赴天安门广场对学生的讲话，实际上就是悲情的诀别，以他对中共的熟悉，他不可能不知道退缩的后果就是政治生命和人身自由的终结，甚至肉体被被消灭。
赵紫阳并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关头做出那样得不明智的抉择呢？难道他生来就是懦弱胆小之辈吗？决不是。与江贼民这样眼见中共胜利在望，才投机入党的小人不同，赵紫阳一九三二年参加“革命”，那时候参加“革命”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他出生地主，家境不错，本来不必冒这个险，可见赵是个有理想、有胆量的人。在毛泽东时代，赵紫阳也从来不是“风派”，他一贯“右倾”，为此没少受折磨。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沉渣泛起的困难中，顶住极左派陈云、邓立群等人的压力，中止反自由化运动，甚至冒邓小平之不韪，筹备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面貌已初露端倪，六四前后，他力抗邓小平地淫威，拒不出席戒严大会、拒不在戒严令上签字，赵紫阳至死没有写检讨，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邓小平无理废黜后还违心地写了检讨。赵紫阳的生平作为表明：他决不是个懦弱胆小之辈，他比胡耀邦更加勇敢、倔强。
有些人认为：不能把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单单归于赵紫阳。这种观点貌似公允，其实是错误的，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赵紫阳的退缩和逃避。
世界各国的共产政权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具有极强的镇压能量，因此，共产政权是很难依靠普通民众自下而上地推翻的，迄今为止，只有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为越南出兵推翻，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共产政权是单单因为民众抗议而垮台：苏联解体是因为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为首高层人物抛弃了共产党专政体制；罗马尼亚共产政权的垮 台表面上看起来是全民起义导致，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国防部长古萨的反戈一击，古萨的转变导致军队倒戈，从而导致齐奥塞斯库迅速垮台。如果古萨死心塌地捍卫齐奥塞斯库，普通民众就是牺牲再大也推翻不了共产政权；波兰、匈牙利、捷克、东德等国的和平演变，起决定作用的都是这些国家的党、政、军高层官员转变或者拒绝镇压民众。
可见，单靠普通民众是倾覆不了共产政权的，民众的抗议或起义只是瓦解共产政权的外在因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共产政权体制内力量的转变，如兵变、政变、高层人物转变等，才是瓦解瓦解共产政权的内因。外因只是孵化鸡蛋的光和热，光和热再适宜，也孵化不了一块石头，如果没有共产政权体制内力量的转变和配合，普通民众抗议的声势再大，也会被镇压下去。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国瓦解共产政权的外部条件已经成熟，“万事俱备”，只欠赵紫阳起事的“东风”，结果，赵紫阳却不敢起事。
有人认为，一九八九年赵紫阳不敢起事是因为他觉悟不够。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作为一个从“革命”时期走过来的老资格的中共干部，赵紫阳亲眼见证了中共多次杀人抢劫的罪行，而且他又经历了残酷的毛泽东暴政，并且自己也深受其害，在文革中一条腿也被打断，赵紫阳怎么会不清楚中共的罪恶？赵紫阳在作为总书记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力主“自由化”，竭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亲口说：“社会主义是什么？我说不清楚3。”这表明他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专政理念，他的思想已经跟中共分道扬镳，赵紫阳在思想上已经背叛了中共。
四，深层的原因：真正使得赵紫阳不敢反抗邓小平的是他头脑深处的儒家理念
其实，真正使得赵紫阳不敢反抗邓小平的是他头脑深处的儒家理念。
中国没有宗教传统，社会的道德全靠儒家思想支撑和匡正，而中国传统的儒家的道德教育带有浓厚的愚忠、愚孝的色彩：儒家的宗师孔子教导人们要尊敬长辈、服从君主，哪怕长辈和君主的要求是错误的也决不可反抗，不过，孔子倒也同意，如果君主暗昧，臣子可以离开他；虽然儒家的亚圣孟子的思想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但是儒家孟子派在历史上长期受王朝统治者们排斥，视作另类，孟子的理念：“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4，更是被王朝君主们当作洪水猛兽，孟子的思想在明、清两朝完全被禁止传播。因此，孟子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远不如孔子的思想大，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主要以孔子的标准为标准。
儒家发展到程、朱理学的阶段，则完全成为一种主张愚忠、愚孝的道德伦理学说,理学主张“三纲五常”，“忠孝节烈”，其中“君为臣纲”，愚忠的理念极端化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的地步，理学所主张道德伦理行为准则也到了违背人性、摒弃理性的地步，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这一糟粕的体现。由于理学非常投合中国帝王专制的需要，因此自南宋以后，在王朝政权的扶持下，理学逐渐成为儒家的正统，到了明、清两朝，中国社会的主体思想是理学的思想。明、清两朝乃至“解放”以前，中国人的道德行为主要以理学的标准为标准，儒家理学在中国社会起的作用，相当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起的作用，是文明和社会的基石，“解放前”中国的社会道德，基本上要靠以理学观念为主的传统观念来维系，任何在“解放前”的中国出生和长大的有德行中国人，不可能不受到理学的影响。人的德行的规律是：不愿接受任何规矩或者在年少时没有任何教养的人，必然成为恶人；信奉歪理邪说，其他什么都不信的人，也必然成为恶人。毛泽东、周恩来、江泽民就是这两类人的典型，在“解放前”的中国出生和长大的中国人，只有象毛泽东、周恩来、江泽民这样极端邪恶的人，才有可能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任何束缚。
赵紫阳是一个富有良知的人，他生于一九一九年，完全是一个在“解放前”的中国出生和长大的中国人，他家境较好，受过较完整的传统教育，这肯定是赵紫阳富有良知的主要原因，因为赵紫阳后来信奉的马列主义完全是歪理邪说，不可能成为道德的源泉。赵紫阳的意识深处，有着儒家理学的忠孝思想。
理学的主要创立者朱熹强烈地反对孟子的民本思想，主张绝对的君权，无条件地忠君和维护君主统治的秩序都是“天理”，按照理学的标准，作为一个臣民，背叛君主、颠覆朝廷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罪行，不管君主和朝廷有多坏，背主篡权的人都是 “乱臣贼子”。
一九八九年五月的赵紫阳，就因为背着这样一个沉重的中国传统道德包袱，而关键时刻迈不开政变的步子，在赵紫阳的眼里，长自己十五岁的邓小平应该尊重的长辈、是自己的老上级、提携者、恩人，赵紫阳是一个重感情的中国人，在他的意识深处，邓小平就是“君父”，中共政权就是朝廷，哪怕“君父”再残暴、朝廷再邪恶，自己也不能够犯上作乱。存亡之际，对“乱臣贼子”名声的戒惧，中国传统道德思维的巨大惯性，死死地拽住赵紫阳的双腿，连同中国的命运一道，滑向大失败的深渊。
“忠孝”和名节，这样中国传统道德包袱是那样的沉重，以至于连乱世枭雄袁世凯，当年在手握重兵，完全控制了北京，玩弄清室于股掌的情况下，也因为慑于“乱臣贼子”之名，不敢把罪恶弥天的清皇室一举端掉，还地通过谈判，提出优厚的礼遇条件，力劝清帝主动退位，这与沙皇倒台后，布尔什维克报复一九〇五年大屠杀，把末代沙皇全家枪毙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人认为中国一九八九年民运的失败是个偶然现象，这是由赵紫阳的懦弱性格造成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前文已经谈到，赵紫阳生平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一个倔强勇敢的人，赵紫阳当年的束手就擒并不能证明他懦弱，事实上，赵紫阳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勇敢的人，他比胡耀邦更勇敢，一九八七一月，胡耀邦面对邓小平等元老的非法干政行为，不仅不敢抗争，还违心地写了检查，承认“反自由化不力”的错误，乖乖地主动辞职；而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至少敢于以不合作进行抗争，而且至死不屈。如果在八九民运年期间，胡耀邦处在赵紫阳的位置上，他很可能会为邓小平、李鹏等人胁迫，而参与对示威民众的镇压。六四前后，中共党内高层的自由派，如万里、胡启立、李锐等人，慑于顽固派的淫威，先后接受邓小平招安，他们的表现都不如赵紫阳勇敢；而思想比较开明，同情民运的实力派人物、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眼见赵紫阳犹豫不决，便马上倒向了邓小平。
可见，赵紫阳关键时刻的退缩和逃避，带有某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中共党内的自由派和开明派都是富于良知的人，而中共党内有良知者都有一个共有的局限性，那就是为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行为规范所束缚，没有决心和意志铲除以邓小平等“八老”为核心的中共顽固派势力。
中国的悲剧就是这样：有良知的政治家，总是因为传统的道德束缚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而不受传统的道德束缚的最后成功者，往往是反动、倒退的奸恶之徒。如果当年是江贼民处于赵紫阳的出境，江老贼会毫不犹豫的发动政变，置邓小平于死地。
五，追溯：造成前苏、东国家与中国不同命运的共产国家的不同特点
再看看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的情况。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的历史，有两大他们自己共通的，迥异于中共国的特征：
一是前苏、东国家在第一代领导人死后，没有中共那种党内对老资格前辈领导的盲目供奉现象。
以苏共的党内斗争史为例。斯大林依靠谎言和极端血腥的暴力把自己塑造成了共产主义的圣人、世界无产阶级的“救星”、“人民的慈父”，斯大林生前，不仅在苏联、在几乎全世界的共产国家中，都有受顶礼膜拜的威望，但是在他死后，赫鲁晓夫以雷霆万钧之势揭穿了斯大林的邪恶本质，使得斯大林的可耻“威望”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赫鲁晓夫完全不畏惧的老资格和“旗帜作用”；相比之下，邓小平就不敢实事求是的否定毛泽东，只搞了个“三七开”，对毛还要“七分肯定”。邓小平不是不想否定毛泽东，他的爱子被迫害致残，他内心对毛怎么不恨之入骨？邓小平搞“三七开”，很大程度上出于无奈，因为中共党内有一股强烈的尊毛情节，当年已经很“折衷”的《关于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初稿就通不过。
赫鲁晓夫上任之处，因为全面揭露了和彻底否定了斯大林的罪行和暴政，给予成千上万的暴政受害者以解救和平反，从而在苏联获得了巨大的威望。赫鲁晓夫生于一八九四年，是十月革命的元老，也是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核心领导人之一，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的资历，于邓小平在中共党内的资历相似；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的作为，与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的作为相似，赫鲁晓夫就是苏联的邓小平，但是，与邓小平的老资格和权威对胡耀邦、赵紫阳构成了反对的道德障碍不同，赫鲁晓夫这样的老资格丝毫没有对他的苏共反对者造成任何障碍：在六十年代初，当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和外交政策遭受了系列的 失败时，以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谢为首的反赫鲁晓夫势力于一九六四年毫不留情发动政变把他赶下了台。勃列日涅夫于一九〇六年、苏斯洛夫、谢列平等人都是生于二十世纪初，在三十年代才加入苏共的人物，在卫国战争中也不是大人物，他们的资历相当于中共党内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却敢于向苏联的邓小平动手，这表明没有道德包袱。
反观当前中国，虽然江贼民当政十三年祸国殃民，镇压法轮功臭名昭著，江贼民完全是一个犯有反人类罪行的罪犯，而且江贼民退休后仍竭力活动，处处给胡锦涛制造麻烦，对于这样一个人类渣滓，胡锦涛不仅不敢否定，还批准出版《江选》，为这个老贼树碑立传。胡锦涛生怕否定了江贼民，会损害中共的形象和“权威”。这表明：对老资格领导人的盲目贡奉的传统，在中国是多么根深蒂固。受这个传统的影响：只要王朝没倒，就不能否定前任，哪怕前任罪恶滔天，一旦王朝倒塌，就一切推倒重来，哪怕前朝有可取之处。
二是没有退休元老操纵政局的现象。
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都没有邓小平这样的慈禧太后式的人物，没有不在其位的政治老人操控政局的“垂帘听政”现象，更没有不在其位的政治势力非法罢黜在任的领导人的事例。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虽然也有许多死死抓住权力不放政治老人，但是这些人无一例外地占据所在国的最高职位到死，所以他们手中的权力按照共产政权的规则“名正言顺”。斯大林抓住苏联的最高权力到死，斯大林也占据苏联的最高职位到死；勃列日涅夫抓住苏联的最高权力到死，勃列日涅夫也占据苏联的最高职位到死；大权独揽的齐奥塞斯库虽然被兵变推翻，在被推翻前他担任着罗马尼亚的最高职务，他也不是慈禧太后。
东欧共产政权之所以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运动是其主要外因，如果当年前苏联协助各国顽固派镇压，东欧的变天会非常困难。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够大刀阔斧地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由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他的头上没有一个象中国邓小平那样的政治老人，可以操控政局，主宰自己的命运，戈尔巴乔夫身后也没有一伙元老集团对自己的权力掣肘。如果戈尔巴乔夫象胡耀邦、赵紫阳的处境一样，身后有一个操控政局的元老集团，他推行政改会非常困难，由于前苏联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戈尔巴乔夫如果身处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环境下，他战胜顽固派的难度会更大。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东德的昂纳克、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捷克的雅克什、阿尔巴尼亚的阿利雅身后都没有掣肘的退休元老，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历史上从来没有退休元老操控在任领导人的现象。
在第一代领导人死后，没有中共那种党内对老资格前辈领导的盲目遵从、供奉的传统；没有退休元老操纵政局的现象，这是前苏联、东欧共产国家能够抓住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的历史机遇，一举而挣脱共产专制枷锁的最重要的因素。
没有中共那种党内对老资格前辈领导的盲目遵从、供奉的传统，使赫鲁晓夫没有全面清算斯大林罪行的道德包袱，因为在前苏共那种较为实事求是的氛围中，只要赫鲁晓夫拿出斯大林犯罪充足的证据，就能够一举打垮斯大林靠谎言堆彻起来的淫威，事实上也正是：随着谎言的被揭穿，斯大林的伟大塑像永远地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倒塌了，在铁的事实面前，即使是搞垮赫鲁晓夫的反对派也不敢为斯大林翻案。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彻底否定斯大林，深深启蒙了当时正处于价值观形成阶段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也唤醒了一大批当时东欧国家的年轻人，为日后的埋葬苏共和东欧各国共产政权打下了意识形态的基础。而邓小平中共对毛泽东“三七开”处理，使得中国错失了启蒙的大好历史机遇，使得后来江贼民、胡锦涛等反动倒退领导人重新包装毛泽东，继续蒙骗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后辈年轻人成为可能，使得八九年以后年轻人人文素养大倒退，中国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基础反而更加薄弱。
没有中共那种党内对老资格前辈领导的盲目遵从、供奉的传统，也使得前苏联、东欧共产国家产生不了邓小平这样的政治老人，也产生不了类似于中共元老集团这样的操控政局的退休政治势力，这就是苏、东解体的第二个因素--没有退休元老操纵政局的现象的原因。
三是前苏联、东欧共产国家顽固派领导人或军方高层在危机关头没有向自己国家老百姓开枪的凶残兽性。虽然东欧各国共产政权的末代皇帝大多数是顽固派，但在东欧共产政权面临危机的关头，只有齐奥塞斯库下 令屠杀人民，齐奥塞斯库的暴行却最终激起国防部长古萨的起义，一举摧跨了共产政权；在前苏联的八一九事件中，发动政变的苏共高层顽固派集团虽然下达了戒严令，但是奉命进驻莫斯科的苏军将领们却拒绝向示威民众开枪，关键时刻，顽固派当权者东德的昂纳克、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捷克的雅克什、阿尔巴尼亚的阿利雅没有选择屠杀示威民众，而是选择了辞职，这与一九八九年中共顽固派的作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前苏联、东欧共产国家顽固派领导人或军方高层在危机关头具有象中共顽固派那样屠杀本国同胞的凶残意志，他们中大多数决不会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期间垮台。
有人认为：邓小平死后，中共领导人中，已经没有人敢于下令屠杀示威民众。这是过分乐观了。事实上胡锦涛早在邓小平下达六四屠城令之前的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就先斩后奏，亲自披挂上阵，指挥武警部队在拉萨向示威藏民开枪扫射，打死数千人5；六四十五年后，罗干在四川汉源指挥武警向维权民众开枪，至少打死十七人；六四十七年后，张德江下令屠杀广东汕尾维权民众，至少杀害七十人以上，再造了“小六四”。
可见，中共顽固派屠杀同胞的兽性并没有因为中共意识形态的弱化而消失或减少，这种兽性，必然有着中国的某些糟粕传统的因素在支撑。
有人认为：前苏联没有邓小平干政，是偶然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果前苏联没有政治老人干政，而东欧国家有政治老人干政，则可以认为这种现象是偶然的；但是，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在第一代领导人死后，都没有中共那种党内对老资格前辈领导的盲目遵从、供奉的传统；没有退休元老操纵政局的现象；没有象中共那样的屠杀本国示威民众的凶狠意志，这，就不是偶然了。
六，溯源：造成前苏、东国家与中国不同命运的不同的民族历史和传统
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与中共国，都是马列主义政党独霸政权，厉行一党专制的国家，他们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有着共通的传统，他们的传统与中国的传统截然不同，因此不能不说，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这三个迥异于共产党中国的共同特点是由自身传统造成的必然结果。在一九八九年为前苏、东国家和中国带来相反的命运的这些传统的差异有：
一，前苏、东国家没有类似于中国那种被野蛮民族彻底征服、长期统治、而且本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特征遭受大破坏的历史。东欧的斯拉夫各民族虽然历史上也遭到匈奴人、阿尔瓦人、蒙古人的入侵，但是每次时间不超过半个世纪，而且东欧各民族也没有被征服；俄罗斯历史上虽然臣服于蒙古人两百年，但是国家尚存，民族独立性保存完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等巴尔干民族虽然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数百年，但是因为土耳其征服者并没有强迫这些民族改信伊斯兰教，也没有毁坏这些民族的文化，因此这些民族的独立性保存完好。历史上中国则大不相同，中国历史上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在四世纪初到六世纪末的两百多年里，黄河流域先后五个外族统治；十二世纪初到十三世纪初，黄河流域被女真人征服和统治一百多年；而后，整个中国又被蒙古、满州彻底征服。历史上多次被外族击败和征服，使得中国人的奴性增长，素质不断下降，尤其是被满洲的征服和统治了两百六十多年，使得中国文化遭受了大破坏，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民族特征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至今，汉族仍然是中国唯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汉族在满洲征服下遭受以“剃发易服”和文字狱为代表的极端野蛮的民族压迫和闭关锁国等极端愚昧的统治都是俄罗斯和东欧各民族没有经历过的。历史上外族的入侵和征服，尤其是满清的长期极端野蛮愚昧的统治，使得中华民族奴性之深重，远远超过俄罗斯和东欧各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仅远不如俄罗斯和东欧各族，甚至不如朝鲜和越南民族。满清政权是一个外族征服政权，属于僭主类政权；中共政权则完全是由外族扶持起来的僭主政权，经历了满清政权两百六十多年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中国人就比较容易适应中共的专制压迫，中国人对于专制压迫的耐受力，远远超过俄罗斯和东欧各民族。因此，中华民族比俄罗斯和东欧各族更不容易摆脱专制政权，这是前东欧国家能够抓住一九八九年的机会，而中国却不能的一个内在原因。
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没有儒家传统，因此他们就不存在过分尊老的传统，没有过分尊老的传统，也就不存在把尊老的理念延伸至国家政治生 活中，形成类似于中国那种老人政治的根子。一般来说，老人的政治理念比较落后、顽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这个特点，使得戈尔巴乔夫等开明领导人在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时，身后没有“权威”老人掣肘，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运动，正是使得前苏、东国家能够抓住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时机，一举挣脱共产枷锁的重要因素。
三，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在历史上是基督教国家（东正教是东欧形式 基督教，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保守形式。俄国以东正教为国教，除阿尔巴尼亚外，东欧国家在共产政权建立以前，都是以天主教或东正教为国教的国家），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的传统文化都是建筑在基督教信仰上的文化；阿尔巴尼亚的传统文化是建筑在伊斯兰教信仰上的文化。
建筑在基督教信仰上的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道德上的罪恶感和清晰的对善恶的价值判断，在基督教的文化里，善、恶是绝对化的概念，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善决不会变成恶，恶也决不会变成善，不管善、恶发生的所谓“具体历史条件、环境”，比如说，留无辜人的血在基督教文化里就是罪恶，哪怕谋杀发生在一千年之前；在基督教的文化里，犯罪的人必须受到惩罚，谋杀者不管是谁，哪怕贵为国王，在上帝和耶酥面前也是世俗之人，都要下地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基督教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而是认为人的罪错一定会被上帝追究，因此，信奉基督教的人比起信奉佛教的人，对犯罪更有畏惧感。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前苏联和东欧人在道德上远比中国人来的较真，他们没有中国人那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虚伪；他们决不会接受中国人那种以逃避责任换取一己之轻松，淡化是非对错的“难得糊涂”座右铭；他们认为，犯罪者必须受到惩处，做错了事，就要承担责任，不懂得中国人那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推脱性思维。前苏联和东欧人，即使是共产党
正因为前苏联和东欧人在道德上远比中国人来的较真，因此，斯大林罪行的曝光，可以在整个苏、东地区激起地震般的震撼，可以激发差点导致匈牙利共产政权垮台的匈牙利事件，苏、东国家的人，即使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很难接受把斯大林的故意犯罪说成是“一个伟人所犯的错误”，而中国人，甚至许多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暴政迫害的人，都非常容易接受中共对毛泽东的“三七”开评价，认可中共的“毛主席反的错误，是一个伟人所犯的错误”的无耻谰言。六四屠杀的曝光，苏联和东欧人强烈的震惊和愤怒，哪怕是顽固的左派份子，也难以面对这样的罪行，中共的血腥罪行，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普遍的抛弃所在国的共产政权，中共的六四屠杀对苏、东共产政权的瓦解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至今，东欧人还念念不忘“天安门屠杀”。可是，受害的中国人的表现怎样呢？年轻一辈因为中共的掩盖历史和信息封锁不知道六四的姑且不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很多人对屠杀都淡忘了，绝大多数“天安门母亲”至今不敢站出来说话，在六四中丧失爱子的丁子霖女士至今不仅不敢与中共决裂，还要指责勇敢站出来与中共政权决裂的人权活动者高智晟等人，甚至有些当年六四的亲身参与者居然对屠杀表示认同，说什么：如果没有当年的镇压，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好些了解六四屠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也对屠杀表示认同，说什么：一个政权要存在，不得不这样做。有一个通过互联网了解了六四大屠杀的年轻人就对笔者说：“如果我是国家的领导人，我也会这样做。”
这样的价值观的倒错和混账，在前苏、东国家的人民中是罕见的。
某些信仰人士认为：当今中国人这样的麻木和冷漠，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无关，是因为中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破坏了。这种观点是偏颇的，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的确加深了中国人的愚昧，但不等于说：中共窃国之前，中国民众就不愚昧。清末义和团运动，盲目仇杀外国在华侨民、烧教堂、毁铁路、拆工厂，“扶清灭洋”，其愚昧与残忍，世界罕见；日本侵华期间，中国人充当汉奸、满奸、伪军的达一百万人以上，这是二战期间世界各国所没有的现象。与绝大多数东欧共产政权为前苏联所强加不同，中共政权是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打下来的，在打江山的过程中，中共是得人心的，这表明中国民众的愚昧和中共的邪恶是同步的......这些说明，在受中共危害之前，中国民众的素质本来就不高。中国民众素质之低，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
一个社会不能没有信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正统的文化 ，宗教信仰不占主流，没有超越世俗君主的终极信仰和膜拜，因此，中国人的信仰超出不了世俗权利的范畴，价值观容易为世俗权利所左右，因此，中国人的价值判断流于道德相对主义，没有确定不移的道德标准，中国人对善恶是非感受也较为淡漠，对善恶是非感受也较为淡漠的人不会很较真。
中国人对善恶是非感受也较为淡漠的另一大原因是：儒家缺乏基督教那样珍视生命的传统。孔子、孟子、朱熹虽然都提倡“仁”，但是孔子把秩序看得比人的生命更重要；孟子把“义”看得比人得比人的生命更重要；朱熹把“节”看得比人得生命更重要，这使得儒家在实践中不可能珍视生命，而且很容易被世俗权力利用而导致对生灵的戕害。历史上，中、日、韩等儒家传统国家都鼓励战败的人自杀、歧视俘虏，这就是儒家造成的。儒家在实践上对生命的漠视由于违背人的求生本性，最终走入理学的死胡同，演变成一种虚伪的假道学：帝王们再暴佞的行为，都可以从理学中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滥杀无辜也可以说成是“替天行道”。儒家在实践上对生命的漠视也导致中国社会形成残忍的传统：“解放”前，中国一直存在杀人献祭，以求雨防洪的习俗；中国历史上的酷刑，其种类、花样、残忍程度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单单是凌迟--这一写入国家明正典刑的千刀万剐的死刑，一直沿袭到清朝灭亡前三年废除。
与中国传统的道德相对主义和儒家“仁”的模糊性和难以实践性相反，基督教的善恶是教条的、绝对的，根据《圣经》戒律：留无辜人的血（谋杀）、作假见证（说谎）就是大罪，不管作恶的人是国王还是平民；中国的皇帝无一例外自称“天子”，而根据《圣经》新约，“天子”只有一个，就是耶酥基督，这就使得基督教国家里的世俗君主自我神圣化非常困难，这也使得西方君主们在作恶时很难打出“替天行道”的借口；《圣经》援引上帝的口谕：“我喜欢怜悯，不喜欢祭祀”，这成为西方国家没有杀人祭祀等野蛮陋习的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除了深受儒家影响以外，还有一个更恶劣的隐性传统，那就是法家的传统。法家所崇尚的“法”，不像西方基督教国家国王与封建主达成妥协而生的规章制度，带有契约的性质，具有近代真正法律的萌芽，法家的“法”，是帝王单方面强加的法，是没有贵族，帝王一人为贵的独裁之法，是治民之法，镇压之法，没有半点契约性质，因此，法家之法，是独裁者对人民的暴政汇总。韩非子创立的法家思想，甚至没有儒家思想的“仁爱”和“民本”成分，完全是一种视人命为草荠的思想，法家思想完全是为帝王独揽大权、厉行专制暴政张目撑腰的意识形态，因此，法家思想就是专制暴政思想。秦朝就是赤裸裸地法家思想为治国指导思想的王朝，秦朝灭亡后，后世朝代的帝王鉴于秦朝短命的教训，也鉴于法家思想声名狼藉，不得不在明地里收敛法家那一套，但是，因为具有对君主专制的巨大支撑作用，法家思想从来就没有消失，而是在帝王的暗中护卫下，以一种隐晦和狡诈的形式存留下来，历代王朝明里以儒家治国，暗里却以却以“霸王道杂之”，这“霸王道”就是法家之道，这就是所谓的“内法外儒”，到了清朝，因为政权的取得不合儒家的道统，为了巩固政权，法家更被满洲统治者极端发展为毫无规则、不择手段的法术。秦朝以后，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实际上就是““内法外儒”的历史，中国近代杰出的立宪派思想家谭嗣同一针见血的指出：“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6”
在“内法外儒”的王朝社会里，不仅人权、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很难产生，而且由于上层建筑这种“内法外儒”的表里不一性，使得上流社会成员普遍处于人格分裂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增加了儒家的虚伪性，也使得整个社会普遍地处于虚伪的状态，久而久之，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形成了适应虚伪、习惯虚伪的文化传统。中共的统治，只是使得这种情形更加雪上加霜而已。
而前苏、东国家就没有中国这种适应虚伪、习惯虚伪的社会文化传统。
基督教的种种优势，使得包括前苏、东人在内的西方人的善恶标准普遍更加清晰，道德更容易落到实处，使得包括前苏、东民族在内的西方民族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而中华民族则完全没有这些优点，这是同样在共产政权危急时刻，前苏、东国家领导人绝大多数下不了屠杀本国同胞的狠心，而邓小平、陈云、王震、李鹏等中共领导人杀人的决心却异常坚定的文化心理原因。
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并指列宁、斯大林等人杀人如麻 ，这是不恰当的。列宁、斯大林杀人如麻不是因为基督教传统不能够限制杀人，而是他们吃了马克思主义这剂剧毒的迷魂药，全身为邪灵操控，基督教的影响已经对他们暂时不起作用了。事实上，东正教对教会学校寄宿生斯大林的潜移默化影响始终存在，一九四一年德军直捣莫斯科，斯大林在危在旦夕的时刻居然又抱起了东正教的大腿，这说明他并没有根除对基督教的“迷信”，也因为这个深刻的原因，斯大林对宗教的镇压远没有毛泽东那样残暴和彻底，这就引来了第四个因素。
四，前苏、东国家的共产政权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破坏远没有象中共那样刻毒和彻底。前苏、东国家的共产政权基本上没有毁坏本国的传统文化，他们对待宗教比中共远为宽容，前苏、东国家最残暴的领导人斯大林在“大清洗”时期，也没有象毛泽东那样对宗教实行“三教齐灭”的灭绝政策；前苏、东国家的共产政权也基本上没有象中共政权那样对宗教进行严密的监控：前教皇保罗二世就出生和成长于前共产波兰，也是在前波兰受的天主教的培养，他成为教皇后还能够返回前波兰公开主持弥撒等宗教活动，这在共产党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前苏、东国家的共产政权没有象中共那样“改造”本国的文字，也没有象中共那样摧残传统文化艺术、残酷迫害本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斯大林虽然残暴，却支持了《静静的顿河》的出版，该书并非类中共御用文学那样的“高大全”作品，而是描绘了十月革命内战的残酷，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即是在“大清洗”时期，斯大林也没有破坏歌剧、芭蕾舞等俄罗斯传统艺术，前苏联完整地保存了沙皇时期的文化艺术。前苏联和东欧共产政权的这个特点，使得这些民族的基督教传统得以保全，而蕴藏其中的强大自由根基，在“解冻”的时候必然不可遏逆地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终于瓦解了共产专制。前苏、东国家的保存完好的基督教文化传统，是这些国家能够抓住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的机会，而中国却不能的另一个内在原因。
某些信仰人士认为：中国人之所以难以挣脱专制的枷锁，是因为中共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崇尚自由的。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了两千多年，直至近代被英国人打开国门之前，都没有生长出宪政民主的理论体系，也没有萌生出人权、自由的理念，宪政民主的理论体系和人权、自由的理念创生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尽管西方基督教文明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就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因素强烈地阻碍人权、自由的理念的生长。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含有一些崇尚自由的因子，比如说佛家和道家的个人主义倾向、孟子的民本思想、孔子的仁爱思想，但是这些崇尚自由的因子要么不占主流，要么在中国的王朝社会中难以实践。
另一方面，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确实导致中国人更难以挣脱专制的枷锁，因为中共大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糟粕，而竭力阻断
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中不利于专制的因子的吸收和传承。
因为宗教的有神论意识形态和“爱人”的思想是中共意识形态专政和斗争哲学的障碍，中共对宗教的招数向来狠毒，共建政初期，中共严厉镇压各派宗教，“三教”齐灭；“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对宗教采取渗透操控的教化手段，强化教会的统战功能，以商业败坏宗教，但是，对一切独立教派严厉镇压丝毫没有放松，最近，胡锦涛对基督教霸王硬上弓，不惜仿效纳粹的“国会纵火案”，派遣特务流氓屠杀基督教“东方闪电”派信徒，然后栽赃于“三班仆人”，仿效斯大林暴政手段，秘密逮捕和杀害大批独立基督教徒。如今中共政权对宗教地迫害，丝毫不逊于建政之初！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极力宣扬法家思想，批判儒家思想，为秦始皇的暴政歌功颂德，中共吹捧法家思想和秦始皇，就是要使人们相信中共专制暴政的“正当性”和“历史进步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六四”以后，中共通过影视剧大肆吹捧满清王朝，打着“民族团结”的幌子，竭力美化满清皇帝的专制暴行，最近甚至斥巨资重修《清史》，准备把满清入关改写成“正义战争”，而另一方面，对“扬州十日”等历史上满清入关征服中国过程中的种族灭绝罪行、对汉族实行“留发不留头”等残酷民族压迫罪行、以及文字狱暴政，则讳莫如深、轻描淡写...中共这样做，其实是狡诈地要中国人淡忘自己当年打江山和建政之初厉行阶级灭绝的血腥暴政，要人们象认同满清政权一样，认同中共政权这个外族扶持起来的僭主政权，要人们象认同“康乾盛世”一样，认同只要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