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及其创作与研究的回顾，必然要与其所处的年代一同加以思考。在传统社会中，教育始终无法普及到所有民众中去，加之印刷术的落后及信息无法迅速传递，大多数人不仅是被排除在政治话语之外，也是被排除在文学话语之外的。因而，在对传统社会的文学，以及文学所表达的思想，特别是其中的自由观时，就要从这个历史的角度去出发，而不是由单纯的观念怀的层面来阐发。文学之作，与经学一样，是高居于庙堂之上的，而文学家或文学家群体，首先是作为政治家、官吏或理学家的身份出现，然后才是他们文学的方面，“文以载道”，这样，对于居于庙堂之上的人而言，自然就是倾向于采取官方或皇家道统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说作为这一意识形态的合法代言人，是他们在官场得意时的共同立场。
既然有官场得意，就不免也会有失意的时候。失意时的名句莫过于范仲淹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当一个人无法在仕途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能把自己纳入那个层级制的官僚体系时，他反而能够对于自身，对于民生有了更加独立而切实的认识。在这一认识的支配下，封建时候的传统文人便能够超越自己在集权式的官僚体系中的那个角色，而成为了某种自由的思想或民间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具有这种信念的人，甚至能拒绝出仕做官的诱惑，要记住在那个传统社会中，对于读书人，做官几乎是唯一的自我实现的途径。历史上便记住了那些在动乱年代 ，一个人的命运、生活与思想都经受考验的非常时期许多说高人志士的所作所为，就如在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总会有前朝遗老民的士人拒绝入仕。而诗人对于民众的关怀，可以以杜甫为例，从年轻时代立志有为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中年丧乱而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控诉，他的诉求由对于皇恩而传向了受苦受难的百姓，可以说这种对于民众关怀的道德热忱，甚至成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传统，从唐朝的诗圣杜甫一直走到近代的赵翼。
而另外一些人，在三纲八目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之类的理想破灭后，就只有遁世而栖心于山水间，或者修仙，或者在正统道学式的禁欲外，在男欢女爱间而释放自我，从官场到欢场。对于流落在民间，出没于烟花柳巷的没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甚至无力以一种凝重悲悯的姿态而对待生活，他们只是全力没入生活，从对于感官享受的追求上，达到在某种程度上冲破封建社会重重束缚的抗议。而男欢女爱的爱情，更能激发人的情感，并释放出近乎迷醉的自由感，因为自己的爱，唤起他人同样深挚的情感，从而被人深深挚爱，这种生命的欢歌，可以由柳永的《鹤冲天》看出：“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值得注意的这首词明白如话，极似民间曲子的特征，也正是因为这种纯朴，而更加感染人。
可以这样肯定地说，当文学与艺术重新回到民间，不再是庙堂的饰物，能够有感而发，并以情感人的时候，它才有了它真正的生命力，因为任何文学与艺术的创造，都离不开自由的心境与自由的表达。其实中国古人早已有这样的认识，说起作为民间文学的词曲，在《中国历代文论选》中胡寅是这样论述的：“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榜行也。诗出于《离骚》《楚辞》，而《离骚》者，变风变雅之怨而迫、哀而伤者也；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则异。名之曰曲，以其曲尽人情耳。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所谓的曲尽人情，就是表达的这种艺术的对于人心的感染力。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人们会被《诗经》、《离骚》还有乐府诗而感动，对于后期那些用于科举的用典太过，过于雕琢的律诗而提不起兴趣的缘故。文学与艺术，只有当它是其自身时，才能真正的打动人，而被加之种种外在的符号或权力意义时，便失去了它的文学与艺术的生命力。
换个角度，从历史的现实来看，几乎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来自于民间的文学与艺术都会渐渐被主流社会的知识分子加入利用与改造，使之适用于表达自身的道学思想及文人生活。这种文学与艺术的狭窄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雅化”。对于业已“雅化”的文学与艺术，无论是诗歌、文学、还是绘画，都开始传达主流社会中统治者的意志，开始诉说三纲八目，开始讲述忠君爱国的故事，直至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如戏曲与小说中充满着这种正统性的概念与意象。不仅如此，及至元明清三代，历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不断颁布禁毁戏曲小说的禁令，甚至在朱元璋御制《大明律》中也竟然有这么一条：“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如此以来，在传统社会正统式的干涉下，戏曲与小说中就只有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与因果报应了。
以上便是对文学与艺术在传统社会的流转，所做的简要回顾。文学与艺术从歌以言志，有不平则发而进展为“文以载道”，社会的丧乱，使文学得以回归民间，而失意文人与民间文学的接触，又使之具有了特别的生命力，随后新的艺术形式出来，这些新艺术又被渐渐纳入主流中。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圈。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传统社会道统力量的政治话语，总是在对文学与艺术施加着自己的影响，并压制着文学与艺术的自由表达。这种以政治改造文学的企图，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中后期，并以毁灭性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来。全国人民八个样板戏，不知九泉之下的朱元璋作何感想？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以史为镜，鉴往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