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倡导公益民权，实在厌恶“秀”得很，毕竟见识过太多此类不明公益民权内涵者的炫耀，太不能达到意义本身。算起来，仅就公益一项，我所直接面对的弱势群体就以数百人为计，直接物质捐助也涉及到40人左右，最为成功者就是联系三名特优特贫生的捐助事宜，乃要持续数年。台湾的一位朋友参与其中，大感我所调查的此三名初中学生乃是其所有资助对象中的一流苗子，真是后生可畏。公益事业是极能锻炼自我的事业，它从弱势中来，又到弱势中去，深度感受不同阶层的酸甜苦辣，既训练他们的顽强不息、刻苦坚韧，又训练自我的善念大爱、悲悯豁达。长期以来，成就感已经无法取代爱的力量，真情谊、真思想、真精神在公益事业中得到传播，并不断传播下去。
搞公益事业，联络资金、组织人力乃是必备的功夫，其实调查采访的水准也不容忽视。深入调查，比公安审讯更见功底，比法庭调查更见力度，要的是完全的坦诚、迅速的反应、准确的记录、深入的探讨、细节的把握，如此等等，都旨在让双方彼此深入了解，并将不同的状态进行反复思考，寻求不仅仅是“外援”那么简单的帮助模式。以往人们谈公益，不免都是些救济贫困生、扶助辍学生、善待孤寡老人、帮助残疾人等，其实，这些都只是狭义之内的“小小公益”。大公益者，乃以“公众皆益”为宗旨，一切对公众有益之事，都谈得上是公益。公益也不是都是拿点钱、捐点衣那么简单，打抱不平，免费代理，竞选要职为民谋利，这些都谈得上是公益。类似陈光诚那样，就计划生育、反腐败、民告官等问题，进行法律普及和勇于倡导，更是公益事业当中至为重要的项目——公民维权。
公益绝不是一定要什么组织、什么团体、什么领导来倡议、发动、实施的，人人皆有公益的机会，人人皆有大把的空间来表达善念并吸收弱势状态与精髓。公益最要紧的是一股精神，一旦丧失这种精神，公益也就谈不上了。诸多义工沦落为“娱乐化”的旅游者，诸多受助者面无表情，百端势利。我的一位朋友曾在河南资助贫困学生，当地的家长开始的时候还算颇为欢迎，但年长日久，倘若这位朋友去并非是为了送钱，而是简单的探望，则那些家长完全就是不理不问，连一点基本的待客之道都没有，仍旧忘我地打着自己的麻将，脸上冷漠非常。朋友临走时，那些家长更是丢下一句话：“下次来，别忘了带上钱啊！”门“砰”的一声，紧紧地关上了。倘若公益让人产生的是强烈的依赖感与钻营势利，那么公益本身也就丧失了任何意义，反而就象一个欠债的人要到处莫名其妙地还债一样，完全颠覆了公益内涵本身。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多次。我这个人的习惯是，每一年不管自己穷还是富，我都要尽些公益的义务，为一些境况悲惨的人捐助一些实物和人民币。某日，我行走在路上，一位熟悉的肢残人跑过来：“杨先生，要过年了，你今年跟我准备的钱有多少？哎呀，眼前手头又紧了，你看能不能提前把钱拿给我？”我二话没说，径直就走。我之走访调查，深入得不是一般深，能力范畴之内，该去的几乎都去了。先前的一段时间，众人不清楚我的底细，所以没有什么反应。等到事情传开，太多不相识的人就来了，我欢迎得很，一一座谈。但也有些遗憾，以我作家的职业本能，有部分人的谎言轻而易举就被我当场揭穿。有时到一户贫困人家去，往往屋里屋外挤满了人，等这户调查完毕，另一群人又上前争要受访。我不嫌疲惫，来一个调查一个。有一次，从早上八点钟调查到深夜11点，连午饭、晚饭都没工夫吃。但是可惜得很，也存在许多隐瞒、歪曲乃至无中生有的求助者。
中国教育的失败，中国弱势群体的自我糜烂、分散、无人问津，导致诸多公益民权的机会都极易变质为一场金钱的欲望游戏。多少人充其一生而实践，意欲为苍生之幸福而奋斗，为众人之苦难而奋力，但多少人既爱之、又恨之，既惜之、又厌之。很多具备崇高理想的人，最终都变得那样寂寞、孤独、冰冷。这方面的人，例如放弃考研、在贵州支教的徐本禹就是典型人物，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很孤独，很寂寞，内心十分痛苦！有几次在深夜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我快坚持不住了……。”我对此曾有着相当的反省，在《到了该自我检讨的地步》一文中，我就意识到：倘若不能训练民众的自强意识和自我组织意识，仅靠物质资助或一腔热血，实难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丧失劳动力的且不说了，但诸多没有丧失劳动力的人更应该自强不息，而不是依附他人，贪欲横生。痛苦忧心的民众状态，曾经让我几度产生控诉的情绪，虽然至今我仍不改公益民权的信念，但我已展开以思想启蒙为必要内容的滔滔讲演，志在重塑一批人的人格、道德，并激励他们自我力量的展示。今后的机会还有很多，我希望在就业方面能够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
我认为，中国的公益精神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似乎只是富人的游戏而已。今年的“胡润慈善榜”我看过了，有捐出几个亿的，排名第二的就是节目主持人杨澜。今年重庆特大干旱之时，我知道在个人捐助中最大的是黄如论，他曾经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富豪。有一位私营企业的老总与我畅谈当今现状，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免以政治眼光来审视，说：“要么投靠政府，要么投靠黑社会，他们的生存不看红的眼色，就要看黑的眼色。”香港的一批富翁需要大陆政府的保护，确实也有畏惧黑社会的缘故。不过，从地区信仰的角度上，泰国、新加坡、香港、台湾都有敬神畏天的宗教气息，西方有崇尚基督天主的气息，都是谈悲悯、谈忏悔、谈舍我的。唯独中国大陆太丧失道德高度，遑论宗教与信仰？公益精神的广泛畅扬，是有制度条件的，由制度而道德，由道德而信仰，由信仰而风气，由风气而潮流。在这片中华热土上，欲打破冰冷的公益格局，必须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以今时之力，纵然富翁们倾其所有，真正到达弱势群体手中的利益却是少得很的比重。
我曾看过知名记者曾颖发表在《散文百家》上的一篇杂文，直接追问：善良是怎样一种罪过？她讲的是一位女记者同行，此女正义凛然，揭露社会弊端，关注弱势群体，诸多稿件倍受社会关注与称赞。此女不但文才了得，职业操守一流，而且身体力行，资助一名山区女孩上学，每学期提供500元钱。但此举遭到此女家庭的激烈反对。其丈夫的说法是：“当了十几年记者，你还这么幼稚，现在社会上装穷骗钱的人还少吗？即便不是骗局子，那贫穷人口多了去了，你都管得过来吗？你只是个小老百姓，不是上帝！”其母亲的说法是：“你都三十好几的人了，做事怎么一点都不理性？到现在还是这样易燃易爆易感动。也亏了你是在报社，行为还不显得怪异，你知道吧？象你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早成异类了。”此女深感无奈与不解，以其丈夫一夜喝酒、打牌就超过1,000元为例，大感世道炎凉、人心冷淡。这样的纠纷绝非缠绕一人。深熟公益道行的人也知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并不排除以之为托词、借口，不解私囊之半分半厘。不知公益何为者，也是要么把眼光放得太长，要么把眼光放得太短，长此以往，无论眼光长短，就事实而言，却无任何改变，实在是未尽心也未尽力。
我记得曾有一名普通的打工仔，叫罗嵩山，他见过《河南商报》关于河南省开封市杨汉卿、郑春华夫妇生育四胞胎的报道。这对靠打零工维生的夫妇不知如何面对今后沉重的抚养压力，素未蒙面的罗嵩山随之带着400元钱和一份倡议书前往《河南商报》。此倡议书内容，乃是联合多位善心者，连续捐助四胞胎18年，加盟者每人每年捐助400元。《河南商报》将此倡议书公开发表，第一天就征集到23人参加联盟，最终确定为20人联盟。某年，罗嵩山因收益惨淡，推迟了五个月未捐。当他的收入有了一点小小扭转之后，他竟到银行捐出438.4元，原因是：他认为，按照“不按时还贷”的规矩，应在本金之外另交利息和罚金给杨汉卿、郑春华夫妇。此种诚信，虽然涉额颇小，但确实感天动地，令人钦佩其道德涵养和人格高度。
世间苦难之多，众生不平事之多，实在是数之不尽、助之不尽的，但能从诸多具体事情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必有相当的收获。当然，就象刚才我说过的一样，底层群体确实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面，公益竟诱发贪欲横生，毕竟是很悲哀的事情。因关注爱滋病而感动中国的高耀洁，就曾遇到一些艾滋孤儿收养人将养子、养女当作“摇钱树”的事情，也遇到过许多到她面前推销所谓“专治爱滋病的效药”的形形色色人等，令她痛苦非常。这样的内容，我不仅仅在高耀洁著作《中国爱滋病调查》中看到，也通过曾接触高耀洁的一些朋友当面了解。世道不济，人心叵测，历史上每个朝代即将终结之时，皆是各种矛盾尖锐爆发的集中时期。鸦片战争之时，即是国民普遍糜烂之时，毒品肆虐，人已非人。到如今，虽然表面上安定、团结、繁荣、昌盛，但就其内里，却无论怎样的谎言与粉饰都无法掩盖真相中的惨不忍睹。
值此时期，凡我国人，尤其需要各尽其力，即自强自身，亦帮助周遭，关怀世态。有人说我是具有“圣徒”情结的，我很感谢获得这样的认定。长期以来，做“苦行僧”的确让我布满沧桑与悲悯，每行一处，必欲有些普及与交流，多多益善。中国需要太多的“圣徒”，中国已有许多“圣徒”！长夜漫漫，风声鹤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诸位应有相当之担当、相当之责任、相当之大爱。中国必须首先是一个具有精神凝聚力的国家，每一个人首先是具有正直风范的公民。我对诸位予以期待，也乞求诸位期待于我，共尽公责，共尽己责，倡导公益，争取民权。行动之时，就在今日，切勿拖延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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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杨银波，原籍中国重庆，系大陆青年独立作家，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第一届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