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5日，四年一度的亚洲体坛盛事——多哈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共获得165金、88银、63铜，奖牌总数为316,连续第七次荣居金牌榜第一名。伴随着如此骄人的战绩，是国内媒体的一片赞颂，
一时间"雄居亚洲"、"再创辉煌"、"八面威风"的声音不绝于耳。
看看本届亚运会的奖牌榜，我们就知道国人的兴奋是有依据的。奖牌榜的次席是韩国，其金牌总数是58枚，不到中国的一个零头，至于其它国家就更不敢望中国队项背了。面对这些数字，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为什么会领先这么多？是因为中国人体质出众？是因为中国人口最多？是因为中国国力最强盛？还是因为中国人最能吃苦？论体质，东亚地区的黄种人并不比亚洲其它地区的人有明显优势；论人口，印度的人口也不比中国人少多少呀，为什么印度这次只拿到了10枚金牌？何况中国人虽多，但从事体育的人并不多？论综合国力，日本可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呀？可他们的金牌为什么只有区区50枚？说到刻苦锻炼，韩国人、日本人可是够玩命的。以上这些方面，即将中国人有一定的优势，别的国家也不至于落后中国这么多。这正常吗？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中国体育的神话？
一、屡试不爽的举国体制
现在，许多人包括中国官方都承认"举国体制"是中国体育强盛的根本所在。所谓"举国体制"就是举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办体育。"举国体制"有两大表现，一是国家为体育买单，运动队的经费开支、运动员的生活、训练、比赛甚至取得成绩后的奖金都是由国家公共财政支付；二是运动员很小就脱离家庭、学校和社会到国家开办的专业运动队进行长年累月的训练。
在"举国体制"下，政府对体育的投入有两个特点，一是数额巨大。目前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中国队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了三十二枚金牌，用中国这一年的体育投入除以三十二，得数是七，也就是所谓每枚金牌的成本是七亿元。二是庞大的体育经费主要用在了以奥运金牌为核心的竞技体育场上，至于对全民健身的投入微不足道。相比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和制度。在这些国家，体育的主要功能不是金牌，而是健身和娱乐。国家和个人主要把钱投在全民健身和国民体育素质的提高上。这些国家的运动员，训练和比赛基本上都是自掏腰包。
比较这两种体育制度，很显然，在出体育成绩上，"举国体制"有巨大的优势，甚至可以说二者不是处在一个起跑线上。一个国家投入，一个自掏腰包；一个长年专业训练，一个业余娱乐，当然前者就会多拿金牌了。这也就是同样搞过"举国体制"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度在国际体坛称雄称霸的原因，就如今天的中国一样。
二、金牌背后的道德问题——丑恶与罪行
在每次国际大赛尤其是奥运会之后，官方和民间总喜欢津津乐道中国又获得了多少枚金牌，但人们却忽略或是不愿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金牌的另一面——丑恶与罪行。中国体育的丑态在近几界全运会上暴露得最为充分。九运会上：马术盛装舞步个人决赛中，东道主选手在出现严重失误的情况下，依然夺冠；赛马场上遭受"暗算"的新疆队队员怒翻裁判台；在拳击比赛中，拳迷围殴裁判致一人受伤流血；甚至还发生了有人冲入拳击比赛场地持刀威胁裁判的事件……十运会上丑闻升级，2005年10月13日就在孙福明消极比赛出让金牌的同时，跆拳道赛场上弃权成风，各队之间的幕后交易使得选手们已经无需出战，只要坐在交易桌上就可分金揽银。而邢慧娜、孙英杰两位田径名将的接连倒下更让人质疑中国体育道德的底线在哪里？
谈到中国体育的"罪恶"，我们自然就要提到兴奋剂问题。
在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上。那一年，在前东德医生--在世界游泳界素有"纳粹"医生之称的前东德人鲁道夫的"妙手"点拨之下，在亚洲一向落后无比且从来就不曾有所作为的中国游泳选手，一举将雄霸泳坛的亚洲老大日本人斩落马下。
但结果是国家游泳队共计11名运动员药检呈阳性。
在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上，共计11名中国选手被查出服用兴奋剂，其中游泳七名，田径两名，赛艇和自行车各一名，更为尴尬的是，其中9
名是亚运冠军，包括游泳的世界冠军吕彬，杨爱华，亚洲名将熊国鸣，胡彬等。
1998年珀斯世界游泳锦标赛，4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因药检阳性被遣送回国，另有1名运动员因携带大量瓶装生长激素在悉尼机场被抓获。
2000年，曾经风光无限的"马家军"，也因为血检问题受到处罚。同样是在2000年，200米个人混合泳世界纪录保持者吴艳艳涉嫌服用兴奋剂。
到2003年的年末，饱受动荡的中国足坛终于没能守住它的最后一块纯洁之地，在具备了假球、黑哨等一系列"罪行"之后，国安球员张帅成了中国足坛服用兴奋剂第一人。
2003年，沈阳体校学生集体服用禁药事件在媒体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自2004年12月开始，湖北省体育局重竞技管理中心教练员刘少军组织、指使湖北女子举重队6名运动员集体使用违禁药物。
2006年8月8日，由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监察局等单位组成的兴奋剂检查组，对在东北某地训练的辽宁省鞍山市田径学校运动队进行了突击检查。检查组在运动队驻地发现该校一些人正在给多名运动员注射违禁药物，检查组还在现场收缴了大量促红细胞生成素、丙酸睾酮等违禁物质以及一次性注射器，并在该校校长邵会斌的房间内查获大量上述违禁物质。
随着一个个兴奋剂丑闻的爆光，中国体育界在享受了金牌带来的虚拟的光荣后，信誉与尊严被打入了谷底。1993年，在斯图加特赛场上，全场观众对马家军大喊"骗子，骗子"。尤其令国人感到耻辱的是，中国的男女游泳选手，一度在赴国外参赛入关之时，无一不耻辱地、一边被勒令将最后一块遮羞布——贴身内裤脱掉，甚至连有嫌疑的人类发泄本能用的女性器官都被反复检查，这一状态发展的高峰是1995年，那一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联手操作之下，中国游泳队被禁止参加泛太平洋游泳赛。
三、金牌背后的人权问题
在中国运动员摘金夺银之时，我们必须要关注他（她）们为此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而这个成本和代价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权问题。上节中我们提到中国兴奋剂泛滥，很显然，使用兴奋剂的背后，是运动员生命和健康权的被严重侵犯。关于这一点，我想用今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体育冠军做搓澡工"事件的主角邹春兰来说明。以下是媒体对邹春兰的报道："每隔两三天，邹春兰清晨起床后，她都要照很长时间的镜子，看脸上的变化，拔掉嘴边冒出来的黑黑的胡茬。在邹春兰身上，很多地方都带有明显的男性特征，小腿上的腿毛很重，声音厚重、沙哑，皮肤像男性一样粗糙等等。为了保持女性特征，邹春兰需要不断服用雌性激素类药物，这让她花费了不少钱，但是收效甚微。虽然曾是全国冠军，但是她觉得自己连普通人都不如，异性体征时常出现，自卑的心理直到现在仍在伴随着她"。
如果说兴奋剂还只是对少数或部分运动员的健康权造成影响的话，那么中国体育的基本制度则对所有的运动员的受教育权、人身自由权造成了严重侵犯。在"举国体制"之下，运动员很小就离开了学校和家庭，他（她）们如囚犯一样被圈在一个地方进行长年累月的训练。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运动员们就失去了提高自身素质的机会，就失去了进入社会参与公平竞争的能力。这也正是许多运动员如邹春兰一样，在退役后由于无一技之长，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晚景凄凉的原因。据统计，在30万退役运动员中，有近80%的退役运动员正面临失业、伤病、贫困的困扰，急需社会的援助。
四、金牌的本质：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前面，我们谈到，中国体育创造神话依靠的是举国体制，而举国体制最大的特点是政府将大量的钱投入到竞技体育中来。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向体育领域投入这么的钱呢？是因为中国确实财力充足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教育、医疗、住房、下岗工人、农民等等方面，政府的投入是严重不足的，许多弱势群体得不到救济，政府为此饱受国内外舆论的批评。
在中国，金牌是与"为国争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国争光"就是中国体育最高的目标，这个目标是致高无上的，是容不得任何人挑战的。如果有人违背了这个目标和原则，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如篮球运动员王治郅、跳水运动员田亮等明星被开除国家队就是事实。"为国争光"是崇高的国家利益，寻求个人的最大化的发展和利益是"个人利益"，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为国家利益让步，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官方对体育界有一个正式的称呼："体育战线"。
"体育战线"这个词很柰人寻味，它告诉人们体育仍是由国家管着呢，并且它和政治、经济、文化一样，是为现有统治服务的的一个工具。写到这里，我们实际上就触及到了中国体育和金牌神话的本质问题，即专制政府不惜耗费大量资源换取金牌，其目的是想用闪闪发光的金牌粉饰太平，试图给老百姓制造一种国家强盛、政府有能的印象，从而营造政权的合法性，维护与巩固现有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统治。正因为中国体育与金牌神话的这个本质属性，就注定了像举国体制这样毫无人性的制度，尽管人们已对它有了清晰的认识和反对，但时至今日，它却能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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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飞跃：金牌神话背后的思考
(首发稿)
文章摘要: 在每次国际大赛尤其是奥运会之后，官方和民间总喜欢津津乐道中国又获得了多少枚金牌，但人们却忽略或是不愿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金牌的另一面——丑恶与罪行。中国体育的丑态在近几界全运会上暴露得最为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