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应邀出席重庆市南岸区作家协会会议。主体议题是“全国文代会作协会精神传达大会”。会议由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区作协秘书长杨金帮主持。议题就三项：
第一项议题，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邓艺讲话。
此人原来是某工厂的宣传干事。他的讲话使我听得不断打嗝，多次想呕吐，因为他不折不扣地毫无生气地向大家灌输了一通党文化。党文化是地地道道的精神鸦片，在被强制推广和灌输后，多少人深受其害而不能自醒自救啊，从此，这些受害人就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没有是非黑白观，奴性和愚性就慢慢孳生和膨胀起来，专制文化就流行起来了，专制制度就延续下来，最后祸国殃民，而且一年更比一年祸国殃民。
第二项议题，由区作家协会主席姚益强讲话。
姚益强原是西南服务团的成员，后任南岸区副区长，退休后从事写作，由于利用文艺文学形式宣传党文化有招数，为重庆南岸区的专制文化和专制制度多次建功立业，所以，被每次被选为南岸区作协主席。说他有功于他所在地区的专制文化和专制制度，一点也没夸张。举一个例子，足以证明他的“功劳”：例如，有一位诗人笔名叫野鬼，真姓名张智，是我的好朋友，原为自由诗人，在八十年代中期，他是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那时候我还属于犬儒分子，他在那个时代就被国安人员经常找他的麻烦，经常被传唤，被恐吓，被讹诈等，身心严重受到伤害。几经沧桑和变化，他我同时投向姚益强“麾下”搞文学艺术创作（我是很谦虚的人，姚益强加入重庆作协的五年前我就已经加入四川省作协），但我还是坚持独立思考和行事，我终于从犬儒分子蜕变而出，成为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我的张朋友呢，他虽然三十几岁，在姚益强“前辈”的“栽培”下，由自由知识分子蜕变成犬儒精英。这就是姚“老前辈”的功劳之一。但我的这位张朋友现在不承认自己已经是犬儒分子。他说，他骨子里的自由基因没改变。我就说，张朋友，不能只读《资本论》，还要研读《圣经》和《古兰经》，意思说，要读各种观点根本对立的经典名著，通过比较和鉴别，才能找到正确的航向。我劝他从操旧业回到真正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从事写作，并建议他加入到《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中来从事创作，复兴中国的文化和文艺，他表示可以考虑。姚益强在讲话中，划定了一些创作方面的条条框框，也谈了一些如何加入市作协和中国作协之“谋略”，他就是向重庆市作协“输送”犬儒人才。
第三项议题，由重庆市作协驻区作协站长唐元龙传达“两代会”精神。
说这次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的召开，“党中央”很重视，中共政治局常委们除黄菊“生病”没出席，政治局的其他常委都出席了“两代会议”，甚至江泽民鼓着癞蛤蟆眼睛也来舔热闹了，他就是冲着有许多年轻漂亮风流性感的舞蹈演员流口水而来的。他与那些风流女舞蹈“艺术家”跳了一曲又一曲，没完没了。宋祖英没去，他又想找个替代品。在会议上，胡锦涛约讲31分钟的话，胡在讲话中对先进文化、和谐文化、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提出自己的见解。读者们请注意，胡锦涛对上述诸种文化现象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惟独没提出自由文化、民主文化和人权文化。胡锦涛可能有自己的用意，但至少我深感遗憾。如果他所说的先进文化主要包括自由文化、民主文化和人权文化等世界主流文明文化，那么，我是很尊敬胡锦涛的，如果他提出的文化建设不包含自由文化、民主文化和人权文化等世界主流文明文化，那么，我对胡锦涛怎么也尊敬不起来。胡锦涛还和李双江合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在莫斯科的郊外”两首歌曲，以讨好众位“文艺家”。
这次各级作家协会选主席和代表团成员，都必须经过各级宣传部和组织部的严格监控和筛选。重庆市的作协主席和出席“两代会”的代表们，那时候我还没公开声明退出重庆市作家协会，是重庆市宣传部和重庆市组织部的内定人员。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等，是中宣部和中组部内部铁定的人员，谁也别想推翻，哪怕铁凝得选票很少，也得当中国作协主席。专制文化和专制制度运作的结果就是这样，谁也推翻不了这样的结果，有意见吗？可以私下议论；有反对意见吗？去海外发表吧！唉，中国就是这样悲哀。我写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是给中国大陆老百姓看的，让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批评指正的，但，就是禁止我在大陆的任何媒体上发表诗歌和文章，对此，我再次强烈抗议中国大陆的专制制度。
胡锦涛在讲话中，有三句话是主题。是怎样的三句话呢？即文化文学艺术的创作要“为人民歌唱，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好，既然提倡为人民呼吁，那么，就不会再有文字狱了。高智晟的每篇文章，都是地地道道地为人民呼吁，那么为什么要秘密抓捕他拘禁他关押他？而且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五年缓期执行？我的每篇文章和诗歌也是为人民呼吁，那为什么要禁止我出国？剥夺我基本的人身自由？只有平反高律师的冤案，才能证明胡锦涛的讲话有普世价值，只有解除禁令让我自由出国，才能再次证明胡锦涛的讲话有普世价值，值得宣传和贯彻落实，否则，又是一次挂羊头卖狗肉的愚弄中国知识分子的妖代会。
会后，我追问唐站长，“听说温家宝总理在两代会也讲了话”。唐站长说，市作协没传达。哦，原来如此。流传温总理要求所有的作家要敢于说实话说真话，就这样稍开明的一小点精神重庆市作协也不传达。唉，在我预料之中。作家张理元对我说，重庆市作协是全国最落后最保守的一家官僚文学机构，我十分认同他的看法。这也难怪，因为重庆是全国专制文化的重灾区，专制文化在重庆最泛滥最突出，其专制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重庆是最顽固最保守的，重庆的专制制度最窒息自由、民主和人权文化。说心里话，我比海外民主人士、人权人士、自由知识分子至少落后100年的思维与作为，而且重庆人民被专制文化和专制制度坑得很严重，害得很深，重庆人民（包括重庆市网监处的“精英”们）的思维和行为比我还要落后100年。唉，悲哀啊，生活在重庆市的所有人。此时，我向区作协的秘书长杨金请教问题。
写到这里，急促的咚咚的声音断了我思路和写作，有谁在敲我的门？连续三次急促的敲门，我女儿正准备上学，就开了门，见一佛家弟子上门来办佛事。此人年龄50岁，声程是重庆市华岩寺仁真法师的弟子（我也要来他的证件端详了一下），他说他是送菩萨到我家来，说我家是风水宝地，出国家栋梁之材，让我做佛事，捐钱刻佛碑。说着将闪着霓红光亮的西方三圣菩萨向我手里送，我一只手去接，他忙说，要双手接，对菩萨才算尊敬，我心中很愧，于是我双手接过菩萨，放在了茶几上。然后他递过记录薄，让我填写，我参照了他的功德薄上的条文规定，于是就写上刻龙凤碑，要捐500元。于2006年农历的12月19日上午8点30分在重庆华岩寺正式举行刻碑仪式，届时有中央电视台和重庆电视台实况转播，他说着，眼睛注视着我的表情。完后我与他告别，他说捐的钱必须交给他。因为我多次上这样的当，这次我坚持到时候在现场捐钱，他见我执意不肯，就收回了送给我的那尊西方三圣菩萨。我说到时候在华岩寺再见，他的表情有些尴尬。随后他向我化了一些缘，我给了他两合饼干，一袋牛奶，他退回了牛奶，直摇头，问有无水果之类的素食，我就重新拿了两个鲜艳粉红的大苹果给他。此人把我给他的饼干和水果放进了他随身斜挎着的佛事布口袋就走了，不知他又去哪家办佛事？我于2006年农历的12月19日8点30分必定去重庆华岩寺会见此人，看有无此人，并当着他的面履行自己的诺言捐500元刻龙凤碑，如何准备，此事暂且不表。
回过头来，我继续回忆自己当时在会后请教杨金帮教授的情景，他授业的领域，主教新闻媒体传播学，文学创作是他的业余爱好。我请他谈谈中国的新闻学，他主要概括了中国新闻媒体传播学的两大特征，他绘声绘色地说，要想在当今中国大陆做媒体人，就必须知道新闻媒体传播学的两大性质，第一大性质，必须学会对各种信息流量的严格筛选，把有用的信息留下，把没用的信息抛弃，我问何种信息属于有用？何种信息无用？他说，凡是不符合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信息，都是无用的，凡是符合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信息，都是有用的；凡是妨碍执行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信息，都是有害信息，必须清除；凡是维护和促进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信息，都是必须宣传的；好家伙，我还能说什么呢？第二大性质，就是必须实行舆论口径统一，宣传什么，必须一个调子。他举例说，如果要骂美国，所有的媒体就必须一起一致骂美国；相反，如果要表扬朝鲜，那么，所有的媒体就必须一起一致地表扬朝鲜。只强调口径的一致性？不分事物的性质，我问。他说，要分事物的性质，心里分清楚就行了，但在嘴上和媒体上口径一致性比事物的性质更重要。我继续问，你就是这样教新闻媒体传播学？他回答说，是这样，也没办法，现在所有被共产党掌控的高等院校，都基本这样传授新闻媒体传播学的，否则，没法生存。我继续问，难道没一个教授不这样教授新闻媒体传播学？他说有啊，就是大家几乎都知道的焦国标，共产党早已经剥夺了他从事此学业的传授资格了吗？他继续强调说，不按共产党的圣旨（生殖）办事和教学，就会被共产党剥夺工作权利，他问我他该怎么办？我没回答他的问话。我心里说，马列共产幽灵党就是这样可恶，我有什么办法呢？还是只有等着让老天来收拾这个弱智党疯子党吧。
会议从9点开始，整整一上午，十二点才去吃午饭。我听了一上午的会议精神，没听到一句关于“人权、民主、自由”的话，连一句带有人权、民主、自由成分的话也没有。可见，重庆是不是一个极其悲哀的直辖市？重庆人民是不是极其悲哀的人民？我不再下定论了，还是请智慧人士下定论吧！
千言万语一句话：重庆太需要自由文化来启蒙！
2006年12月25日于重庆陪都中国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