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胡适先生是继孔子和朱熹之后的第三位圣人。胡适先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卓著功勋的贡献，但由于其独立的地位和不合时宜的见解引来了半个多世纪的不理解、非议和中伤。他不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围剿和清晰，被中国国民党围追堵截和批判，同时还遭到走第三条道路的民主派的非议和误解，甚至是信仰自由主义的朋友们时时表现出了对他的不理解。正值胡适先生诞辰115周年之际，笔者作为一个平常人就一些争议比较大的问题作一澄清，当然有人理解为辩解也无不可。
1、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胡适先生针对当时各种思潮泛滥，空谈各种主义而不解决具体问题的风气写出了《问题与主义》一文，后李大钊先生针对胡适先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这一有关“问题与主义”的交流，后被中共教科书渲染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也被认为是一次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之争。但综观当时胡适先生和李大钊先生的身份和观点，他们之间的这次交流纯粹是一次心平气和的学术交流，而非所谓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争论，同时我们从两人的文本中也可看出他们的观点并非针锋相对，也非根本上的不同，反而在问题与主义交流的过程中有很多观点和见解相同，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并非不重视主义的研究，而是认为不能空谈主义和理论，认为任何主义和理论都不是灵丹妙药，要用主义和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问题，或者从中国的具体问题出发选择适合的主义，然后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这不就是中共改革开发之后所提倡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吗？）同时胡适先生认为对任何主义和理论都不能存有成见，也不能将主义和理论视为先在的、终极的、一成不变的、权威的、教条的、绝对的终极真理，然后把一切的思维和行动限制在“终极真理”的范围内，用“终极真理”去解决现实的具体问题。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胡适先生所提倡的主义与问题的具体结合，主张解决实际的问题，主张多元化，反对树立所谓的“终极真理”，反对一元化和绝对化，反对空谈主义更加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同时也为历史所证明。
2、胡适与溥仪的会见
1922年溥仪在宫中安装了电话，在闲来无事之际，他打电话给当时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要与胡适见面。胡适入宫见了溥仪，并叫了一生溥仪皇上，于是很多人以此大做文章，说胡适想做帝王师。确实，按一般人的观点来看，溥仪是封建余孽，避之唯恐不及，怎么还称他为皇上呢？当时溥仪住在皇宫中是辛亥革命后满清王朝和革命党妥协的结果，对于溥仪来说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是革命党的施舍，因此他属于弱势群体，任何人都可以不见他，作为暴得大名而且有社会地位的胡适来说，不见溥仪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对他的名声和利益来说不见溥仪也是最好的选择。胡适先生在可以不见溥仪，且不见对自己更有利的情况下进宫见了溥仪，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而拒绝溥仪，也没有因为溥仪处于弱势地位而拒绝，这种明知可能遭到非议、误会和辱骂而作出的举动，没有莫大的勇气，坦荡的胸怀是做不到的。胡适进宫见了溥仪之后，叫了一声“皇上”，很多人以此大做文章！对于当时的溥仪而言，无权无势，叫他什么都无所谓了，但胡适先生仍然尊敬他，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他。在胡适先生的眼里，溥仪不是皇上，而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是一个成年在深宫当中非常孤单的少年，是一个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渴望与别人交流的常人。胡适先生不像其他人一样称其为封建余孽，满清贵族的代表，那一声皇上也不过是一种称呼，是胡适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他，不希望用其他的称呼给这个未成年的孩子留下阴影，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我们这个人人自危、彼此猜忌的国度有几人具有呢？胡适进宫见溥仪不但不是所谓的做帝王师，其实是他平易近人、宽容大度、具体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3、胡适在30年代初为什么主张与日本进行谈判
20世纪30、40年代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那是一个激情代替了理性，救亡淹没了启蒙，民族主义尘嚣日上，占据绝对正确位置的一个时代！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这时作为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主张对日宣战，主张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来打这样一场战争，从感情上来说绝对没有错，但一个人除了感情、感性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了吗？人应该还有理性，还有思考。对于一个国家处于被侵略的境地，难道除了宣战，除了不惜一切代价的打一场战争就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了吗？基于胡适先生一贯的自由主义和和平主义思想，30年代初期提出了“和平谈判”，不主张对日宣战的主张，在这个癫狂民族主义情节占据主流的国度上，胡适先生几乎是孤军奋战，连他的学生兼一生挚友的傅斯年先生都对他提出了抗议。但是，当我们排开极端的感情因素，排除所谓的“历史必然”来看先生这种主张的时候，反而更能看出先生的良苦用心和独立见解！
当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时，作为思想者的胡适不可能不知道发出对日宣言，主张不惜一切抗战更能受到国人的欢迎，更能赢得多数人的支持，更加符合主流，但胡适没有这样做，而是以理性的眼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独立的负责任的言论和见解。那么，胡适为什么会提出依靠国联，提出和平谈判的观点呢？
首先，两个国家的交往，发生冲突和摩擦之后，并非只有诉诸于战争这样一条道路，还有和谈，还有提交国际组织等外交途径。胡适先生主张在国联的牵头和压力之下，实现日本和中国的和平谈判。或许有人会以已经发生的历史说，胡适此举简直太天真，国联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且对日本没有多少约束力，以及当时的日本根本不想举行和谈，怎么可能有两国谈判的机会呢？首先，国联难道仅仅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吗？其实，这个国联在维护当时的国际秩序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作为一个维护国际政治秩序的组织为后来联合国的成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胡适从他本身持有的政治立场出发，认为不管国联还有多少约束力，但只要是国际间的交往，首先诉诸于国联，这是一种遵守国际法、遵守国际政治秩序和规则的体现，也是先生一贯主张政治在合法的程序之内诉求的体现。
其次，以当时中国的财力和物力能打仗吗？30年代初期，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内战后，国家刚刚实现政治和版图上的统一，经济上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根本就没有财力和物力打一场国际间的战争。如果不顾实际情况对日宣战之后引来的将是毁灭性的全面战争，以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本无法抵挡，那么最终受苦的还是一般的老百姓。胡适先生当时就指出了，全面战争一旦爆发，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都将是毁灭性的。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到1945年战争结束，中日两国两败俱伤，没有战争的真正胜利者，一切都被先生说中了，这时候的胡适似乎成为了预言家和先知。同时，胡适当时提出了，中国一方面要在战场上托住日本，一方面要将美国拖到战争的泥沼中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美国的参战成了尽快结束中日战争的关键，这似乎也被先生言中，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他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因此，先生在30年代初提出与日本和平谈判完全出于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角度出发。战争一旦打起来，那不但是军队的任务，更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前途，有关中国几亿人民生命的问题，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说出“不惜一切代价来打这场战争”，难道不是不负责任的论调吗，难道不是将几亿人的生命视为草芥的观点吗？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提出“和平谈判”更符合事实，也更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后来，当争取谈判无望，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先生却又是最支持对日战争的一员，为此他从理性上并不情愿，但从感情上欣然的担任了驻美国大使，担负起了获取美国支援的重任！
胡适先生这种明知道发出“和平谈判”不会受到欢迎，很有可能引来口诛笔伐的情况下仍发出负责任言论的精神，更加体现了他一贯的独立见解和不随波逐流，在真理的面前既不讨好多数派，也不排斥少数派的作风！
4、胡适担任驻美大使
1938年胡适担任了中华民国政府驻美大使，肩负起了获取美国援助的重任。从胡适的兴趣、气质和志向来说，他并不愿意担任这样一个职位，为此先生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无遗憾的感叹驻美大使的生涯浪费了很多时间，以至于许多学术上的诸多论题都没有完成，也因为这样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少了许多先生的力作。面对民族的危机，胡适先生放下了个人的兴趣和志向，从情感出发选择了担任政府职务。
胡适先生担任驻美大使之后，没有辜负中华民族的期望，也没有辜负国民政府的重托，他出色的完成了获得美国援助的重任。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或许胡适先生并不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但是胡适先生用他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成就了外交史上的佳话，也创造了不一样的外交风格。胡适先生利用他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在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名望，开始了在美国各地大规模的巡回演讲，这一系列的演讲多达400多场，以至于胡适任职内时间完全被排满，一天两场演讲是常有之事，最终他心爱的学术一直无暇关注。胡适先生通过这400多场演讲，向美国人和美国政要宣传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国人民的理念，宣传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和日本人的野蛮，指出日本侵略中国对全世界人民的危害，对自由民主的侵害，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善意。通过胡适的演讲和宣传，征得了美国朝野的同情和认同，成功获得了美国的金钱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也让美国政府尽快的加入到战争中写上了重重的一笔。
但是，有人以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作为先生并不独立并担任了中华民国政府官员的证据。其实，就此事件不但不会证明先生的不独立，反而更加证明了先生在国难当头抛开一切成见，担负起为国为民的重任，不以个人利益和得失为衡量标准的气节！确实，胡适完全可以不担任驻美大使（他没有任何义务担任），而且不担任驻美大使可能还被别人认为是学者独立的表现，可以赢得更多的掌声和鲜花，但面对一个国家遭到侵略，国民受到侵害和凌辱，国民政府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没有落井下石，没有从个人的兴趣和名声出发，毅然的选择了担任驻美大使，为国效力这样一条既不利于个人发展，也不讨好的道路。而且胡适早就预料到了自己的命运：过河卒子，当国民政府取得美国的援助之后蒋介石便解除了胡适驻美大使的职务，即使如此胡适依然去了美国，这样一切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着想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可是现在某些人却拿此事来取笑胡适先生，说他不过是作了别人的“过河卒子”。这难道就是一个民族对待一位忠贞爱国者的态度？原来真正为国家着想的人反而遭到耻笑并认为是不独立，那些在国难当头不但不为国家做任何事情反而不断的制造事端，或者“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三分发展”的人反而成了民族英雄和爱国者。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独立”吗？
5、胡适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选择
这是一个很大的论题，在这里笔者只作简单说明。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胡适先生之所以选择国民党，可以概括为“先生的此选择是在权衡之下的一种最不坏的选择”。
首先，胡适最终偏向于国民党有一定的过程，并非一开始就支持和偏向于国民党。20年代，胡适与国民党有过几次正面的冲突，当时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他进行过讨伐；到了30年代初――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期间，胡适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有所缓和，这种缓和主要在于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要打败日本必须依靠一个统一的政府，胡适先生是不愿意看到日本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的，所以在批判蒋介石政府上有所缓和，即便如此《独立评论》也多次遭到整肃；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胡适出于国家利益考虑抛开了彼此的分歧，做了驻美大使；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胡适先生没有选择强烈的批判政府，而是支持一个暂时统一的政府，但是政治理念上一直坚持民主和自由；到了台湾，实际上胡适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并不融洽，甚至50年代海峡两岸发生了戏剧化的一幕－－组织大批人马进行胡适思想的清除――这是两党少有的默契；后胡适先生到台湾虽然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但在胡适看来这是领导文化和学术的机构。
其次，从政治观点上来看，胡适是一位改良主义者。因此，在有一个统一政府存在的前提下，为什么一定要暴力和流血革命呢？那为什么不从这个业已存在的政府开始逐步的改变它，驯服它呢？想想看，如果当时没有国民政府的存在，中华民族会怎么样？而且我们看到了胡适偏向于国民政府也是因为中日之间战争的加剧！
再次，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都是专制和独裁，但有所不同的是国民党实行的是威权政策，国民还有一定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国民党对自由和民主这些价值本身还是认同的；但共产党不同，他们实行的是极权主义政策，国民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可言，想想看毛泽东时代你不得不惊叹于胡适先生历史的洞察力，即便是今天的言论自由度也很难说能与当年的蒋介石时代相比。正是胡适先生已经先知的察觉到了共产党实际上是更凶的猛虎（这可从他的文章中看到，而且在众多学者中，只有胡适最为清醒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对共产党没有抱任何的幻想，当然不会选择支持共产党，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与共产党不同的是国民党内部并不仅仅只有蒋介石，它还有不同的派别，这为利益博弈和将来实现民主打好了一定的基础。综合以上因素胡适认为通过改良国民党是可以实行自由和民主的，而相反的共产党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极权的气质。（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
复次，蒋介石政府当年实行专制政策，我们要考虑到了一个因素是抗日战争这样特殊的历史时刻。30年代，胡适先生与他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有关“民主与专制”的争论，这一次他几乎又是孤军奋战，他的那些自由主义朋友们都纷纷主张实行“新式独裁”“新式专制”（如丁文江先生等），只有胡适等少数人仍然坚持民主和自由！从这样的历史时刻来看，胡适先生又是何其的不偏向国民党呢？
最后，假设胡适选择了共产党，从历史的脉络和洞察力来看反而是一种降格，因为只有没有真正认清共产党的人才会选择支持共产党。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没有选择支持共产党不但不是的失误，反而是他历史先知性的体现。
6、胡适不独立吗？
常常有人以胡适担任过国民政府的政府职务证明胡适是体制中人，是依附于国民党政府的，因此他的地位是不独立的。那么我们来看看似乎真是如此。我可以武断的说，如果像胡适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非独立的话，那么当时没有一位知识分子是独立的。有人可能会拿出鲁迅先生，我们就来简单的比较一下这两位先生的履历。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鲁迅先生担任过北洋政府12年的公务员；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鲁迅先生开始在各大学校任职；30年代开始鲁迅先生担任了以共产党幕后操作的“左联”的领袖，因此鲁迅先生和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结盟！
而胡适先生呢？从美国留洋回来的1917年开始到1938年都是在教书、办报、治学和议政中渡过的；1938年开始到1943年胡适担任驻美大使（关于驻美大使笔者在上文有过描述）；1945年到1949年北京大学校长，在期间担任过制宪会议成员；晚年在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胡适先生担任的这些职务以及背景笔者上文已经有所交代，他并非依附于政府）
从两位先生比较来看，都曾在政府内任过职，从某种程度上都偏向于某一政治形态，并在道义上给予支持。对于胡适先生支持国民党笔者在上文已经有所交代，那么鲁迅先生支持共产党呢？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有过旗帜鲜明的观点：鲁迅先生的政治观点一点都不高明。由于不是论述鲁迅先生，此处对原因从略。
从对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态度来看，胡适对他们都有过严厉的批评，并且是对最高领袖进行点名，这在中国争取民主政治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也可以说胡适先生的批判达到了知识分子论政的高峰。到了三十年代由于中日矛盾的加剧胡适才缓和了对蒋介石的批判。到了台湾，胡适仍然多次批评和规劝蒋介石。从种种情况看来，胡适并没有依附于国民党政府，也没有依附于政府当中的任何一人。
我们看到，尽管胡适偏向于国民党政府，从道义上支持，但是他并没有从这种偏向和支持上获得任何好处。胡适有过多次获得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机会，但他毅然的放弃了，因为他要的不是这些。30年代作为教授的胡适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及银行一个小小职员的工资，并且这不高的工资还有多种用处，比如当年的《独立评论》就是他与几个朋友自己出资合办的，他们完全是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感，没有想过也从来没有过在这份报纸上获利。先生逝世时，这位名扬四海，蜚声中外的知识分子的遗产只有100多元！
因此，在笔者看来胡适并不算真正的体制中人，他是一位一直坚持着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其实，即便说胡适是体制中人，但笔者要说明的是体制中的人就一定不独立？体制外的人就一定独立了吗？独立不能以简单的体制内外来划分，而应该看似乎坚持了真相和真理，似乎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而非人云也云，是否从公共利益出发而非从个人私利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是否不维任何强权而非欺软怕硬！纵观胡适的一生，他完全做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
7、胡适的学术地位
有人常常以胡适先生的学术不够精细化和深入化而贬低胡适的学术和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从学术成就上来看，胡适先生确实比不上陈寅恪先生的精深细微，博大开阔、扎实入里，也没有赵元任先生的专业精细，甚至在有关细节的研究上连他的学生顾颉纲、傅斯年诸先生等人都比不上。但胡适在学术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不是以一两本书来计算的，也不是以一两个选题甚至是一两篇论文来评判的，胡适的学术成就在于他创造了一种学术的范式，迎来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到来，也正是有了胡适先生才将中国的学术提升到现代化的道路上，是他将中国的学术与西方学术相结合，这种范式和模式的创造比任何一个论题的影响大概更深远吧？因为他所惠及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学术以及由此而影响的未来。或许在单独的某一个领域之类他不是专家，甚至算不上一流，这并不是以胡适先生的学识做不到，而是他所涉及的领域太广，几乎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都能看见他的影子，也会受到他的影响，因此无法成为某一流域的专家。胡适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做专家的人才，他是一个真正的通才，一个影响几个时代并惠及未来的博学之士。
有人提出胡适先生的国学基础不够深厚，比不上章太炎诸人，果真如此吗？胡适先生9岁读完《左传》之类的书，13岁读完《史记》，该读的旧书都已经读完了；能够用系统的其他学者从来没有运用过的方法将中国古代思想史梳理出来，如果没有扎实的旧学功底能够做到吗？在这方面，连老一辈的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诸先生都对胡适先生表达了敬意，而且当时胡适与他们的探讨是建立在平等位置上的；在有关古诗词方面，胡适几乎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他对古诗词的熟悉程度一般人是望尘莫及的，没有旧学功底的人能够做到随手捻来吗？在研究史学方面，胡适先生并不注重某一历史事件的挖掘和考证，而是将史学与哲学和思想相结合，将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等等。
在西学方面，同样有人提出了质疑。一是有关哲学问题。确实，胡适先生虽然取得了哲学博士的头衔，但他的志趣并不在于哲学方面，尤其是思辨哲学方面。不过就以此定论胡适不懂哲学显然也是不合适，就西方哲学的造诣而言，连罗素爵士都认为他是够格的。二是有关外语问题。有人提出胡适只懂一门外语――英语，而对德语、法语、希腊语并不熟悉，以此认为胡适并不明白西学。不过，我们要知道的是一个每一门语言都精通的人未必能够明白语言背后的文明，而没有将所有语言都掌握，但通过一种文明将文明之间的关系打通才是真正的智者，而胡适就是这样的智者。胡适虽然不熟悉德语、法语、希腊语，却是少数能够直接运用英语进行学术研究和演讲的学者！
在胡适的学术生涯中，他涉及到的领域有哲学史、思想史、禅宗史、文学史、红楼梦研究、白话运动史、水经注的研究等等。在这些研究当中，胡适的主要贡献在于：
胡适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创造了新的学术范式，改变了传统的治学模式，开了一代风气，并且深深的影响了后来的学术研究。比如在哲学史研究上，是他第一次对哲学史进行系统的研究，是他第一次将诸子百家放在同样的位置上进行平等研究。
胡适的学术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为后来者开辟了新的道路和研究方向。比如，是胡适把红楼梦的研究带向了正途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红学运动”，今天那些靠“红学”吃饭的“红学家”们还得感谢适之先生吧？不管今天的红学研究怎样深入和变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计入汉语大辞典的曹雪芹是胡适定论的，而且纵观这些红学家门的研究和讨论，最终证明了还是适之先生的那一套红学研究更加高明，方法更加正确。
胡适先生的学术研究解决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并有很多新颖的观点提出来。比如有根据的解决了老子早于孔子出生问题，并在《说儒》一书当中将“儒”的真正含义作了考证和解释，原来严格的来说老子并非道家而是真正的“儒”――殷商遗民。再比如，是胡适第一次用考证的方法对禅宗史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了慧能六祖之所以著名还得感谢七祖的神会和尚这样一个重要人物。
胡适的治学集中体现了学术自由的思想，他反对以任何固有的成见进行学术的研究，反对以自己的义理来评判古人的义理，反对任何规定的思想或者主义治学，反对任何“终极真理”或者以先在的“真理”为前提的学术研究，反对将学术圈定在官方规定的范围之类，更反对任何形式的思想压迫和自由。
胡适治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和贡献在于注重考证和史料，讲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讲究以怀疑的精神“在无疑处有疑”，并将其与西方的试验主义相结合，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些不但体现在他的学术生涯当中，更重要的是他将这些理念传达给他的学生们，培养了一大批在学术上取得重大贡献的学者。实践证明了，按照胡适先生路子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一旦脱离了胡适的理念和方法，在学术上基本不会取得成就。
胡适在学术上的一个重要贡献还在于：开启了整理国故的课题。胡适是新思想的代言人，同时也是了不起的国学大师；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其实他的本意是充分世界化），同时也是整理国故方面最有成绩最有影响的一位；胡适师从于杜威西方大哲，但实际上对中国古代的圣贤也是相当尊敬的，比如他很推崇孔子、孟子、朱熹、戴震等人。
总之，胡适将中国学术带进了现代，自从他出现之后，中国的学术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
8、胡适的文学语言苍白吗？
胡适的文学语言没有味道吗？粗读确实是如此，因为胡适的文章畅晓明白，从不拐弯抹角，故作深沉，也不是半生不熟，夹生饭。胡适的文章用浅显明白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个个常识或者深刻的哲理，因此不用任何人去翻译和过滤，我们也不用吃别人咀嚼过的饭菜，而是直接吃到胡适先生那原汁原味的文章内容。有时候我会感叹，胡适老先生啊，你的文章怎么写得都是那样的浅显和明白啊，为什么你老人家也不故作深沉一下呢？
其实，胡适并非不会写文言文，也非不会写半生不熟的语言形式，更不是不会写那貌似深沉的东西，他之所以一直倡导用浅显的、畅晓的语言作为是有他的良苦用心的，以至于书名本可取作“丁文江传”也一定要以“丁文江的传记”来命名，可是先生的这一番苦心有多少人能明白呢？
从胡适的日记来看，他的文言功底和文采也是一流的。胡适之所以写出浅显的文字和畅晓的语言和他一直提倡白话文有关。既然白话文是由老先生提倡出的，他当然要一直坚持到底，而且在他看来白话文就是普及知识和启蒙大众的语言，是将教育推广的工具，是推翻士大夫掌握文言文这样一种知识专利的垄断权的过程，正是基于这种从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和教育出发，胡适坚持白话文写作，因此作文时尽量采用最容易让百姓明白的语言，正所谓男女老幼都能明白。但完全用白话文能将文章写好的，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多少人能做到呢？而完全用白话文写学术文章、思想文章、哲学文章，并且写得如此明白的人，将近一个世纪来大概更少吧？从这个角度来说，先生那浅显的文章反而成了很难模仿的语言形式！
在诗歌方面，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胡适的《尝试集》简直太浅显、太没有诗意、太直接，太不文学了，但这本《尝试集》才真正体现了胡适先生的真精神。他写这本可能遭到贻笑的诗集并不是从自身的能力和兴趣出发，而是从提升一种语言的实用性和地位出发。我们都知道在争论白话文是否可以作为正统文学的语言时，大多数人知识分子都认同了白话文可以写小说、诗歌和戏剧，但很少有人认同白话文能作诗，他们认为作诗只有用文言文这种高雅的语言形式，因此白话文最终还是难登大雅之堂。胡适为了证明白话文一样可以作为高雅文学的工具（诗歌），于是只能赤膊上阵，干起了与自己的能力不相匹配的事情，对此胡适曾不无感慨的羡慕徐志摩先生等人的诗歌是“天足”，而自己的所谓新诗歌“是小脚被放大了”，沾满了血腥气。尽管如此，自从提倡白话文之后，胡适写诗几乎都是用白话文！
9、笔者为什么很少对胡适先生进行批判
首先，笔者要说明的是胡适不是不能批判；
其次，笔者还要说明的是胡适并不是没有缺陷、没有局限性、没有错误和失误，即使是圣人，也绝无完人；
那么，笔者为什么很少对胡适先生进行批判呢？
第一，在历史上，胡适已经遭受过了太多的不公正待遇、侮辱、诽谤和胡说八道，既然已经有这么多人不断打压胡适先生，那也要出现一两个全为胡适说好话的人，这样也能搞搞平衡。再说了，当年共产党的200多万言的大批判文章，国民党组织的批判队伍以及几十年来有道理没有道理的批判太多了，大概也用不着我多费笔墨进行批判了，即便是今天也有大量的以诬蔑胡适先生为能事的所谓“大师们”――这些大师们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一边批判、鞭笞着胡适先生，另一边却还要靠着胡适吃饭，至少我可以自豪的说，我不靠胡适吃饭，我的说话完全出于一个平常人的思考和观察。
第二，既然已经有那么多文章批判文章了，我也只能写写捧捧适之先生的文章，当然有人说是抬轿也好――只要抬了胡适的轿能换来一点胡适先生的清白，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和阅读胡适也算是一件不错的功绩。
第三，要重新认识胡适先生，固然要靠批判，但在笔者看来要更多的还原真相和真实，而非以任何先在的理念对胡适进行批判。比如，我们说胡适与鲁迅谁更适合未来现代化和自由化的潮流，我们不能以共产党告诉我们的历史去评判，也不能有鲁迅是战士更加独立这样的先存在的观念去评判（有人包括那些大师们或许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鲁迅一定更加独立这样的观念，殊不知他们作评论时已经将这种先在的观念带在脑子里，并随时用在自己的评论中）
第四，中国要走向现代化，需要不断的提倡胡适。只有胡适能公开宣传，胡适进入中小学生教科书，胡适进入大学讲坛，还原了胡适在历史上真正的地位并为中国人知晓时，那时候再来清理胡适的浅薄、胡适的局限性、胡适的错误和失误也不迟！
2006-12-17适之先生诞辰115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