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只要专制不除，从官方到民间，中国人便有管闲事的不良传统。
同滿清令汉人蓄辫，民国剿除辫子一样，“反右”、“文革”期间，个人的言论、行动、衣着、饮食甚至内心思想，无一不在群众的监督之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氏当国，小伙姑娘穿喇叭裤、跳迪斯科贴面舞、听邓丽君歌曲、看手抄本《少女之声》、与外国人通婚仍会招惹管闲事者说三道四、横加指责。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奇装异服、染发洗面、姑娘嫁老外都没有什么闲话了，明星绯闻、网上裸聊、美女傍大款、嫖妓纳妾、街头行乞、百姓家中看黄碟、章子仪演日本艺伎、又成为或官或民的管闲事者围攻、诽谤的焦点。所谓“胡温新政”更是从网络到纸煤钳制言论，以开明专制秀，实为暴力黑社会的方式营造异想天开的“和谐”。老百姓若有血性、人性，请关心与个人权益、基本人权相关的大事正事；统治者若真想和谐，就该把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还给国民，不要管制言论自由这类“闲事”。
我发现，无论管人家大脑里的事，还是管人家裤裆里的事，管闲事的人不是神经脆弱，便是有自我认知和道德上的障碍。因此，在朝为昏官，在民间则是犬儒、愚民，充当帮忙帮闲的角色，是管闲事者的必然表现。自然，他们决不可能象古代侠客义士那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不愿不敢管与公平正义，与人性尊严，与社会进步有关，迫在眉睫、影响深远的大事正事。他们仅试图在道德符号和大义名分的装扮之下，获得阿Q式的满足、发泄他们的暴力热情而已。
人言可畏，积毁销骨。在一个没有个人隐私，个人领域非常狭窄的封闭社会，在一个官员的财产和情妇、成为国家机密的社会，一个人，特别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他一旦被管闲事的人们盯上，就容易陷进群众制裁、道德舆论的漩涡而难以自拔。他那短暂的人生会骤然紧张、逼仄。一个爱管他人闲事的人，也容易被他人管闲事。这也是“天道好还”。管闲事的人越多，社会风气必然堕落、文化精神必然低劣。关乎国计民生的正事大事就会被当权的肉食者，被时下所谓帮闲帮忙的精英肆意谋之。
一个将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智慧、勇气、良知逼成说说闲话、管管闲事的社会，一个故意将闲事与正事、大是大非混淆颠倒的社会，肯定出了大问题。历史学家贺昌群先生有言，满清三百年声威文教，社会风气反映在文化上，致使清代只有康有为、梁启超、郑孝胥之类较有才气的书生，缺少顾亭林、王船山那样高风亮节、体用具备的大学问。及至当今，绕开急迫的现实、矛盾，跟在官方及其社论的屁股后面，写些时评杂文，以自嘲、反讽、调侃，或以弃妇心态偶尔对权贵发点牢骚，做些鬼脸的汉语局面，也令我等尴尬、深思。
人生苦短。我们身处其间的现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人和事，有很多黑暗丑恶值得我们去抨击批评，有很多美好人性的生活等待我们去争取创造。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说闲话、管闲事上，无异自我作贱、作茧自缚。
